这是李唐王朝建立以来最关键的一战，胜则江山一统，一劳永逸，败则一切渺然，至多不过和王世充、窦建德鼎足而三，统一天下怕是要遥遥无期了。关键时刻李世民显露出天才军事家的超凡谋略，以少击多，以弱击强，虎牢关外一战全歼夏军，窦建德落马被擒，送到长安后被处死，王世充见外援已绝，心胆俱丧，出城投降。李渊也痛恨王世充的为人，原要处死他，只因李世民亲口许诺保他不死，王世充才得以活命。
窦建德和王世充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一个首领，都是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窦建德不得善终，残暴贪诈的王世充却得以保全首领，这件事令后世许多人感到天道不公，其实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成王败寇”才是最大的“天道”，道德有无实在是无足轻重。
李唐王朝随后又用几年时间，陆续削平割据一方的群雄，使隋末混乱割裂的疆域重新统一在一起，然而新造的大唐却又陷入一场血腥的储位之争中。
功臣“怪圈”
有言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刘文静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历史上智深功高的人受到君王猜忌终而被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夺天下，面对强大的外敌，领导者尤其需要集体的献身精神。所以，领导者对部属的过错必定宽容或无暇追究。守天下，领导集团需要团结，但矛盾无处不在且往往出在内部。此所谓：“共患难易，共享福难。”
李渊称帝后的第二年，吏部尚书刘文静获罪被杀。 刘文静在临刑的时候，喟然哀叹说：“高鸟尽，良弓藏。这个话不假啊！”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李渊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开国元勋。 尤其是刘文静能够独当一面，功不可没。在李渊起义之初，他出使突厥，深谋巧言，不但消除了突厥背击的后顾之忧，而且征得了突厥军事上的支持。不久，刘文静还率兵在潼关出奇制胜，击溃隋军，一举降服了隋骁将屈突通。
刘文静自感才略功勋在裴寂之上，但裴寂晋升为仆射（宰相），官位和待遇比刘文静高。刘文静对此心里感到极不平衡。 每当在朝中讨论政事的时候，裴寂的意见，常常遭到刘文静的反对甚至诋毁。他们二人的矛盾非常明显。 有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喝酒，借着酒劲大发牢骚，还拔刀砍屋里的一根木柱子说：“以后我一定杀了裴寂！ ”凑巧，不几天，文静的弟弟刘文起家中闹怪事，刘文起晚上召集一帮巫士到家中披头散发地舞刀镇妖。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妾，看到这些异常情况怀疑是谋反朝廷。她为发泄常日心中的怨恨，使哥哥上告刘文静谋反。
李渊派裴寂、萧禹审理这个案子。审案的时候，刘文静说：“起兵之初，我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差不多。现在裴寂为仆射，有豪华的住宅，而我的待遇和赏赐与普通人一个样。我随皇帝东征西讨，家里的老母亲都顾不上，心里确实感到怨愤。这也许是我喝醉了酒，不能自控而发牢骚，现在我无法为自己开脱。”高祖知道这一情况就对群臣说：“从刘文静的话可见，显然是反对朝廷。”李纲、萧禹都极力证明刘文静不是谋反。秦王李世民对高祖说：“当初在晋阳起兵，是刘文静最先提出的反隋谋略，裴寂在其后；占领京城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悬殊，文静难免有不满情绪；他只不过是不满，而不是谋反。”世民极力营救文静。但裴寂想借机消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考虑朝政的安全，就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高人一筹，但他为人粗疏狡险，怨恨而不考虑后果；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留下他必定是留下后患。”李渊素来亲近和信任裴寂，想来想去，认为裴寂说得很有道理。于是，高祖下令杀了刘文静。
李渊手下勇将窦轨的结局也是一例。值隋朝末年，炀帝杨广统治残暴，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窦轨趁机招募千余人，于九月前往长春宫（今山西永济境）归附李渊，李渊见窦轨前来归附，非常高兴，“降席握手，语及平生”（《旧唐书·窦轨列传》），遂赐良马十匹，并令其率兵攻城略地。窦轨先攻克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得兵5000人。十一月，又随李渊攻取长安。因功封赞皇县公，拜大丞相谘议参军。
义宁二年（618年）四月，稽胡（匈奴别种）兵5万（一说5万余人）侵扰宜君（今陕西宜君西南玉华），李渊命窦轨率军反击。窦轨行至黄钦山（今陕西铜川西北），与稽胡兵相遇，稽胡兵登高放火，窦轨军稍退。窦轨大怒，立斩畏缩部将14人，提拔队中小校代替，并亲率数百骑于阵后督战，随即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旧唐书·窦轨传》）及战鼓擂响，唐军将士争先恐后地冲入敌阵，大败稽胡兵，斩首千余级（一说千级），虏男女两万人。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窦轨授太子詹事。时赤排羌作乱，并与薛举叛将钟俱仇联合，攻打汉中（今陕西南郑县）。唐廷拜窦轨为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总管，前去平叛。窦轨指挥唐军连战连捷，余党悉降。窦轨因功进封酂国公。十一月，窦轨又随秦王李世民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境）打败薛仁杲。
武德三年（620年），窦轨迁益州（今四川成都）道行台左仆射，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相机从事，不必请示。不久便奉命率所部兵马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平灭王世充和夏王窦建德，窦轨与萧禹奉命封守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七月，窦轨率军返回益州。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吐谷浑军进犯岷州（今甘肃岷县），击败总管李长卿部，唐高祖诏令窦轨和渭州刺史且洛生率军救援，吐谷浑闻讯撤军。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始州（今四川剑阁）僚人发动叛乱，窦轨奉命率军讨伐。二十八日，洋（今属陕西）、集（今四川南江）二州僚人又反叛，攻陷隆州（今属四川）晋城县。四月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讨平万州（在今四川达县西北）僚人叛乱。五月十八日，窦轨在方山（今陕西汉阴西北）击败叛僚，俘两万余人，平息了这场叛乱。
同年五月初五，羌与吐谷浑合兵侵扰松州（今四川松潘），窦轨奉命与扶州（今四川南坪东北）刺史蒋善合率军分两路进行反击。当时敌军兵锋甚锐。蒋善合率军先至，破其军。窦轨率军至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
窦轨显贵后，性情更加严酷，但自身也非常勤奋努力，临阵对敌时，常常十多天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论贵贱少长，作战时如有畏敌者立即斩首。吏士有小的过失也多被鞭挞，以至“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旧唐书·窦轨传》蜀地的盗贼也因此悉平。窦轨最初入川时，以他的外甥为心腹。一天深夜，窦轨要外出，召唤他外甥许久也没到，窦轨一怒之下将其斩首。窦轨还警告家仆不得出外，一次窦轨派一家仆去官厨取浆，既而悔之，事后窦轨对家仆说：“我诚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旧唐书·窦轨传》然后派部将将其斩首，临刑前，家仆喊冤不已。负责监刑的官员一时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将监刑官一起斩首。行台郎中赵弘安为当时名士，窦轨动不动就对他进行鞭打，一年下来，共打了数百下。
后窦轨应征入朝，唐高祖赐御榻让窦轨坐，结果窦轨因容表不整，加上又坐着和唐高祖说话，唐高祖因此大怒，对他说：“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中车骑，未足给公。”《旧唐书·窦轨传》随即将其下诏入狱。
父与子的权力角逐
唯权力为重的政治场中，政治压倒伦理，无孝可言。权力角逐里孝成为用来约束他人的工具，轮到约束自己时便毋庸置疑地像破罐一样踢走，孝的丧失引起一场父子风波。
从封建宗法制度而言，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既是毫无异议，也是不可动摇的。从李渊做唐国公时，他便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世子，李渊后来为唐王乃至称帝，每一步也都是以建成为世子和太子，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其他勋臣武将，对建成的太子地位都没有过任何别的想法。然而在天下已定时，建成的太子地位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这挑战恰恰来自他同母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原因也很简单：秦王功劳太大，甚至可以说这天下本就是秦王带兵打下来的，除了把太子位——就是将来的帝位传给他，否则无法酬赏他的功劳，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杀了他，如同刘邦对待韩信那样。
当然储位之争最早的缘起可推溯到李渊晋阳起兵之初，《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固辞。”李渊此时不过是赌徒心理，而且入的是生死赌局，有什么都要押上去，为了激励李世民，就把虚无缥缥中的太子宝座也当赌注押上赌桌，以李世民之睿智，自然不会把这种未经深思熟虑，更没有任何分量的话放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