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曾根上台后首先抓的是外交问题。他一组阁就立刻跟韩国的全斗焕总统、美国的里根总统、东盟各国首脑通了电话。这在历代首相中尚属首次。旋即派遣他的智囊之一、伊藤忠商事顾问、原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两次密访韩国，解决了日元贷款问题。出任首相不到两月的中曾根，于1983年1月12-13日，作为日本首相战后首次对韩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宣布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一举解决了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的问题，实现了日韩关系的正常化。在首尔的正式晚宴的致辞中，整个讲稿的三分之一，他是用集中学习的韩语进行演说的，令韩国要员们大吃一惊，不少人热泪盈眶。晚宴后的二次宴会上，中曾根又与全斗焕总统肩并肩，他用韩语演唱了“黄衬衫”，全总统则用日语演唱了“知床旅情”。中曾根称其为“手工打造的外交”。像这样，在中曾根外交中，总是很重视发挥其高超的“演技”。
在中曾根看来，纵观国内外形势，日美关系对日本整个国家以及他本人的执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日本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其设计的政治大国之路的前途如何，都离不开良好的日美关系这个基础，也需要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修复日美关系，赢得内外支持，也必将巩固其在国内、党内的执政地位，有利于顺利推进内政改革。
于是，中曾根在访美前3天，不顾大多数民众（民意测验80%以上）的反对，以后藤田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承认可以向美国出口军事技术，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解决了最为棘手的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问题。闪电式访韩的三天后，1983年1月17日，中曾根带着上述礼物造访美国，与里根总统的会谈中，重新确认了“同盟关系”，明确强调“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全面修正了两年前铃木善幸“否定军事同盟”的发言。针对里根总统希望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的要求，中曾根表示，“将根据日本国情和他本人的判断，负担更大的责任”。1月18日，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执行官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的采访时声称：“整个日本列岛或日本本土将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一样，成为对抗（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堡垒。……我们希望，随着海上交通安全网的确立，使关岛至东京、台湾海峡至大阪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不沉的航空母舰”论一经公布，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曾根的“刺激疗法”，“将华盛顿一段时间以来所郁积的、对日本在防卫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而产生的不信任感一扫而光”，由此也建立了中曾根康弘与罗纳德·里根之间的“罗康关系”。
进而，同年5月28-30日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中曾根不顾在“不沉的航空母舰论”发表后内阁支持率急降5.1%的状况，依然保持了在安全方面积极的态度。他改变了以往日本首相对美苏削减中程核导弹谈判问题的消极被动的姿态，主张从全球的立场上考虑西方国家的安全。在关键时刻，他打破会议僵局，成功说服了态度谨慎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意见转为消极的德国首相科尔，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号导弹以对抗苏联，可谓助了议长里根总统的一臂之力。这种在国际政治多边外交的舞台上扮演了炫目的主角，同样开创了日本外交史上的先例。而首脑会议后中曾根面带微笑、仪态潇洒地站在里根和撒切尔两巨头中间的那张纪念“剧照”，更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深深地映入日本国民的脑海之中。中曾根有意识的出色表演，实践着所谓的“看得见的政治”。
利用美国的“外压”，中曾根在军事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政治大国的目标做着积极调整。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在“和平问题研究会”的首次会议上，就综合安全战略表明自己的观点：“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为了确保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在属于西方阵营的我国与西方各国共同协调的基础上确保世界和平，为了做出与我国国力、国情相适应的贡献，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以防卫为首，包括经济、外交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安全保障。”这样，综合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政策方案，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届政府制订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为了兑现中曾根承诺的“确保海上交通线”，适应1000海里的远洋防卫战略，日本着重扩充海空力量，进一步密切和完善了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体制。1987年，日本年度军费支出达250亿美元，占同年GNP的1.004%，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规定的军费不得超过“GNP1%”的限额，为日本进一步扩军扫除了政治阻碍。
中曾根在强化“西方一员”的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和亚洲事务，由过去的“低姿态”转为“高姿态”，努力调整过去的经济外交，力求以东南亚为突破口，积极寻求发挥政治作用，拓展“自主外交”的空间。1983年4月至5月，中曾根首相访问东盟五国和文莱，提倡要改变以往只是经济方面的接触，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青年交流等，旨在建立长期稳定的日本与东盟关系。5月8日，中曾根首相在吉隆坡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马哈蒂尔的“东方政策”，指出“这种亚洲价值的再认识近年在日本国民中间也显著高涨”。他说：“维持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紧密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
在对苏关系上，中曾根加大“联美抗苏”的力度的同时，也在寻求同苏联联系的渠道，以提高对美外交的自主性，有利于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1985年3月，中曾根借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访苏，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首脑会谈。这是1973年田中角荣访苏后时隔12年的日苏首脑会谈。1986年后，两国先后签署了贸易支付协定和租税条约，回复了中断7年之久的日苏科技合作会议，签署了长期搁置的日苏文化协定。虽然中曾根说：“对苏关系不仅仅是领土问题”，但是“北方领土问题”始终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曾根较早就对中国表现出关心，早在1954年7月，中曾根与社会党的松前重义、劳农党的黑田寿男组成超党派的考察团，访问了苏联和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中国的是1952年来华的帆足计等人，中曾根也算是最早访华的国会议员之一。自此以后，原本有着强烈的“反共民族主义”情绪的中曾根不断有“反苏”的言行，却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的主张。他在回忆时提到：“来到中国后，无论是路人的表情还是热闹的街景，抑或是商店里的水果、蔬菜，都使我们不由地感到：‘我们又回到人类社会了！’尤其是水果摊上西瓜那鲜艳的绿色和瓜瓤那夺目的红色，至今仍深深印在眼底。”相比之下“当时的苏联，被称为收容所列岛，阴森恐怖。到处闪烁着秘密警察的目光，置身其间，就仿佛到了一个拘留所。”“在北京，我们拜会了郭沫若先生和李德全女士。郭先生……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他那种非常严厉的对日态度确实值得我们注意。但是，宾馆服务员的服务精神和翻译人员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深受感动。”
中曾根自称，他在田中政权诞生时曾表示支持田中，其条件是必须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冠冕堂皇的背后，人们不免怀疑是田中的巨额资金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但1973年1月，中曾根作为田中内阁的通产相再次访问中国，成为中日复交后第一个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日本阁僚。访问虽仅有两天，可是周总理和他会谈了三次，共七个小时，几乎没有谈贸易，主要谈的是中日之间的安全问题，因为此前中曾根出任的是防卫厅长官。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是在午夜一点。中曾根要回宾馆时，周总理特意把他送到人民大会堂台阶下面，并给他披上了大衣。中曾根为此甚为感动。1980年，中曾根第三次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并且结识了胡耀邦和赵紫阳。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中曾根分别举办了正式的和个人的宴会热情招待了胡书记，并且建议在中方提出的中日友好三原则中加上“相互信赖”，于是成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
1984年3月23-26日，中曾根作为日本首相正式访华，就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两国经济合作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于1984-1990年的七年间向中国提供总数约为4700亿日元的第二批长期低息贷款。他表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事不成’--今后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培养发扬相互信赖的精神，并以相互信赖的深厚情谊来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则可深信，21世纪对我们而言，必定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美好世纪。”此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演讲，并赴武汉进行访问，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9月10日，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随后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并参加了中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
然而，1985年8月15日，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曾根率领全体内阁成员大张旗鼓地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举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而且，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新编日本史》，该书又多处严重歪曲了侵略历史，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中曾根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的态度，以及对华友好的诚意。因为中曾根上台后不久的1982年12月8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当年出现的“教科书问题”表示：“关于战前我国的行为，国际上都说是侵略，严厉地进行了批判，这是事实。鉴于这种情况，今后一定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翌年2月18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中曾根针对“日本对华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的质询，同样承认了侵略的事实。这是二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曾根的另一面。他曾说：“我是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一贯坚持改宪扩军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日子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本身就是突破战后禁忌的一个契机、一个象征；同时，这也是“经济大国”日本转变战后的低姿态，从而堂皇地走向“政治大国”的肇始。参拜两周前的7月27日，中曾根在轻井泽举行的自民党研究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战前有皇国史观。战败了，就出现了太平洋战争史观，也就是东京审判史观。那是按照盟国的法律，将日本定为被告，并用文明、和平、人道的名义进行的审判。关于这一点。历史会作出最终的判决。当时，日本到处笼罩着日本皆恶的自虐思想，至今还阴魂不散。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反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由国民来承受。舍弃耻辱，追求荣耀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自主性。”
由此可见，中曾根的真实想法，不是去彻底反省历史，来面对现实，而是要通过“抛弃历史”，掩耳盗铃式地去实现所谓的“国际国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中曾根鉴于国内外形势，此后没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并不意味其内心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实际上这也是其政治大国战略实施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光华寮事件”的发生，同样反映了中曾根及日本政府在对待中日关系，特别是大陆和台湾关系上两面派的、无原则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日方未能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规定和精神，以司法审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问题。
在选举中承诺“不会引进大型间接税”的中曾根，在选举大胜后却自食其言，“首相撒谎”的印象不胫而走。1987年中曾根欲通过营业税法案的企图落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20%，中曾根政治也走到了尽头。1987年10月30日，中曾根总裁的任期届满。十天前的10月20日，他在三位新一代领导人中指名竹下登为接班人，11月6日卸任，完成了执政1806天的使命。
离开首相宝座的中曾根，1989年一度因涉嫌利库路特案件而脱离自民党，1990年将派阀首领让与渡边美智雄，1991年复归自民党后，1996年被定为比例代表区自民党的终身第一位候选人，一直是自民党内有着重要影响的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2003年10月，小泉纯一郎借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之机，劝退85岁的中曾根等几位元老级的议员。中曾根心不甘情不愿地告别了驰骋56年之久的政坛后，依然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他仍担任着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会长、新宪法制订议员同盟会长等职务，执着地推销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宣传着“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