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日本首相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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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中曾根康弘(1)

(中曽根康弘NakasoneYasuhiro1918.5.27-)。

连任第71-73届(1982.11.27-1987.11.6)内阁首相中曾根康弘(1918-)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教父,作为一位“总统型首相”,连续三届担任日本首相,20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是日本战后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继佐藤荣作、吉田茂和小泉纯一郎之后名列第四。

这位自称“乱世英雄”的人物,宦海生涯五十余载,以其鲜明的个性和颇具战略眼光的行动,获得过“大勋位菊花大勋章”、“政治学名誉博士”的荣誉头衔,也赢得了诸如“青年将校”、“鹰派宰相”、“日本的撒切尔”、“风向标”、“远眺的富士山”、“平成妖怪”等诸多褒贬不一的绰号,在国内外留下了一个毁誉参半的评价。总之,无论其在职时期的政绩,还是退位后的影响,在当代日本政坛上,鲜有出其右者。一个电视节目中的笑话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老人看到首相官邸后问道:这里就是中曾根首相住的地方吧。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27日出生于群马县高崎市末广町一个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93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这期间,英语、法语的学习,为中曾根出任首相后外交的开展增色不少,而他尤其是喜欢历史、哲学,醉心于大类伸、黑格尔、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也爱看小说、做俳句。与日本其他首相相比,中曾根的政治决策更具历史感和战略性,这大概与他的这些读书经历不无关系。日后他陆续撰写的《青年的理想》、《新保守理论》、《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等近50部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可以说中曾根也是日本首相中著述最多、最有才学的一个。

1941年4月大学毕业后,他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内务省,很快应征成为海军财会学校学员,任海军会计中尉;并且随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出征侵略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地。另外,他的弟弟中曾根良介也是一名海军航空兵,1945年2月,在军事行动中遭遇暴风雪坠机而亡。

他战后复员回到内务省,后调任香川县警务科长、东京警视厅监察官。出于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及其亚流思潮等左翼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警惕,中曾根不顾父亲的反对,辞官返回故乡群马县,创办“青云塾”,决心“开展自主的民主运动”,以“防止共产党和左翼思想赤化家乡”。在最后寄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作为一名复员军人慰藉战死者英灵的最佳选择,就是为日本的重建而站到日本政治的第一线,走上这条前途未卜的艰难道路。”他利用退职金买了一辆自行车,特意把他漆成纯白色,挂上“把赤化瘟疫从日本驱逐出去”的标语牌,而且系着黑领带,举着太阳旗,四处游说演说,拉选票,以示“为国戴孝”,表达对美军占领的不满和战败的“耻辱”。1947年4月,在战后首次举行的大选中,中曾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以选区最高票、全国第五的得票数当选众议院议员,时年28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

从政后的中曾根被称为“青年将校”,是有名的论客和行动派。他严厉批判吉田茂内阁“唯美国司令部之马首是瞻”的政策,主张修改宪法,重建军队。1951年1月23日,他向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递交了一封长达28页的英文建议书,言称如若“占领长期化,必将使占领和被占领双方都陷入堕落的境地。”于是,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他对媾和条约投了赞成票,但对日美安全条约存有异议,故没有出席表决。1956年,他还撰写了一首所谓的“修宪之歌”,在东京宝塚剧场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同时,主张“首相公选论”,发起在全国范围内遍插电线杆般的“实现首相由国民投票选举”的宣传旗帜,四处巡回发表“首相和恋人由我自己选择”的演讲。少壮派的中曾根,无疑是一个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式的战斗型人物,曾被日本政界元老松村谦三称为“身披红色盔甲的青年武士”。

中曾根踏入政界后,先是参加了芦田均的民主党,后又加入了三木武夫的国民民主党,其后来演变为改进党、日本民主党,到1955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他一直是反吉田茂、也就是反自由党的“急先锋”。因此,在自民党中自由党系列的保守主流执掌政权的年代,中曾根所属的河野一郎派以及其后1965年自立门户的中曾根派,始终都是保守旁流,一般情况下,连入阁做重要成员的机会也很难得到。

但是,中曾根发挥了“风向标”的能力,在自民党激烈的派系抗争中纵横捭阖,瞄着首相的位置,不断调整着目标。1959年6月,他在大野伴睦的支持下,首次入阁,出任岸信介内阁的科技厅长官。1967年11月,一直批判佐藤荣作的中曾根,为了维持派阀生存,积极向主流派靠拢,出任了佐藤内阁的运输相。当有人批判他转向太快时,他若无其事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远处叫的狗无法改变政治,不走近到够得着的距离就打不到对手。”此后,他又相继担任了防卫厅长官、通产相、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行政管理厅长官,成为自民党内公认的实力派人物之一。

1982年10月12日,面对国内经济政策受挫和有关官员受贿案件曝光的困局,本已确定可以连选连任的铃木善幸突然宣布不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在田中、铃木两派的支持下,11月24日,中曾根在总裁预选中就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河本敏夫、安倍晋太郎和中川一郎,未经正式选举就赢得了自民党的头把交椅。11月27日,中曾根内阁成立。二十名阁僚中竟然任用了六名田中派的议员,而中曾根派的仅有两位,再加上亲田中的秦野章法务大臣,新内阁大有被田中军团占据之势。特别是内阁官房长官作为首相的大管家,历届政权都由本派红人来担任,可中曾根居然也打破惯例,任用了田中的心腹后藤田正晴。而且,作为党运营支柱的干事长也由田中的亲信二阶堂进担任。这种前所未有、非比寻常的人士安排,被舆论界称为“田中傀儡内阁”、“田中曾根内阁”、“角影·直角内阁”,而中曾根认为是任人唯才、工作本位,是“实干家内阁”、“工作内阁”。关于内阁人事问题,后藤田在回忆录中推测中曾根和田中进行过密切的磋商。田中角荣之所以压制派内异议,支持与自己“水火不容”的中曾根这个“没人抬的破轿子”(金丸信语),除了回报十年前“第一次角福战争”时中曾根放弃参选并支持田中打败对手福田赳夫的人情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洛克希德案件审判时间的临近,作为该案的刑事被告人的田中以攻为守,旨在壮大派阀势力,为案件审判和重归政界做准备。而中曾根作为自民党中的小派阀,党内基础薄弱,除了看重后藤田在危机管理和行政改革领域的能力之外,无疑他很清楚,要想获得政权,以及维持政权的稳定运营,需要最大派阀田中派的支持。据说,中曾根本人也认为“与田中维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有人才就要用,但是不会让国民看到我是处于田中影响之下的。”

矢志追求、如愿以偿的中曾根,一改战后长期以来大多数“协调性首相”的拘谨风格,凭借着高大俊朗的外在形象和卓尔不群的内在气质,继续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断然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展开了所谓“没有禁忌”的内政与外交。中曾根执政阶段,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重大转折时期。

上台不久后的1982年12月21日,中曾根在自民党选举对策本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1983年1月24日,中曾根在第98届通常国会发表了首次施政方针演说,进一步了阐释了其“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哲学。他说:“我深深地感到,日本正处在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因此,“面对这种时代剧变,应该毫无禁忌地以新的眼光认真地重新认识过去的制度和结构”。进而,在同年7月30日,在对他的家乡群马县选民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即“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后来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在野党和亚洲各国,事隔28天后的8月27日,将“政治大国”改为“国际国家”的提法。总之,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建设国际国家,对内建设有活力的福利社会,手段是“改革”,总目标是当政治大国。

行政改革就是搭建“繁荣昌盛的文化福利国家”的国内目标与国际贡献的对外目标的桥梁。中曾根强调:“我的想法是,日本为了更加积极地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进行对外援助和交流,需要通过行政改革来获得必要的预算”,“我们在197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和文教方面的预算……但是日本经济怎么也难以维持发展;无论如何要推行行政改革,轻装上阵,与此同时,若不一举改变以往增加国家开支的想法,别无他途。”具体到行政改革的国内动因,相对于学者们主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内因,中曾根本人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战后以来为了追赶欧美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行政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纵式领导、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公社”、“公团”等正在阻碍日本国家的继续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实际用意,显然是试图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与政治大国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执政五年期间,中曾根的国内改革包括行政、财政和教育三大改革。这次改革,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改革、英国撒切尔首相的改革并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前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教育改革没有完成,税制改革转移到了下届竹下登内阁的手中,只有行政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

行政改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提上政治日程,而真正的改革是中曾根内阁时期展开的。中曾根政治的特色之一就是“审议会政治”。由于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省厅的裁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1983年7月,中曾根内阁通过国会批准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依据法律设置审议会和省厅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来决定,先后设置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审议会,其中中曾根个人的审议会有“和平问题审议会”、“文化教育恳谈会”等。并且,增设了总务厅等机构,在内阁建立了安全保障室、外政审议室、内政审议室等五室体制,强化了内阁的决策功能,加强了首相的权力和影响。

在财政改革方面,最初提出“实现不增税而重建财政的彻底的行政改革”路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控制公共事业费、削减补助金、年金、医疗费的合理化、国铁分割等财政合理化方案转变为以自立自主的形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在1982年7月第三次答询和1983年3月的最终答询中,临时调查会提出,当前最大的课题是实现“国民的自助、自立,企业的自主努力,企业间的自由竞争,地方自治体的自立,创造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83年取代临时调查会之后成立的“行政改革审议会”,提出了“民间活力论”和“规制缓和论”,在此基础上,中曾根成功地进行了日本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日本专卖公社三家国营公司的民营化。

关于教育改革,中曾根积极倡导进行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83年6月,中曾根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教育与文化恳谈会”。1984年3月22日,恳谈会公布了报告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五原则》,即国际化原则、自由化原则、多样化原则、信息化原则和尊重人格的原则。同年8月21日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正式成立,三年期间共向首相提出四次报告,确立了“个性化原则”、“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适应变化(国际化、信息化)”三项教育改革基本原则,并就教育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中曾根政治留给世人的“光环”,应该是他最擅长的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在其执政的五年间,在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他一个接一个地向战后日本政治的禁区“挑战”,推行了带有强烈的新国家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往政治大国的初具轮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