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个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透过万花筒，你能看到人间百态；而家庭是本百科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内容。我家的“书”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的页码上，印着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都搅合在我生活的碗里。我在品尝着一丝丝甜味的同时，也不得不吞下无尽的苦果。淡淡的酸楚中掺着浓浓的辛辣，弄得人头昏脑胀，特别是“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搞得我声名狼藉，情绪一落千丈！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于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此举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名称不宜改的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像红卫兵改北京街道名称……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立即传遍全国。一九六八年春，上至省、市，下到街道、生产队，纷纷筹建“革命委员会”。不久，即向世界宣告：全国山河一片红！随即发行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没想到“一片红”的提法犯了一个特大的政治错误，因为台湾没成立“革委会”啊！很快该邮票停止发售，如今，《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每张身价好几百万元！
说实话，我很想当官，连做梦都想当官。当了官不仅有权，还可以光宗耀祖。公社“革委会”刚开始筹建，我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一定能进领导班子，凭贡献、能力，不当个副主任起码是也个常委。然而，我连个委员也没混上！理由很简单：我唱过戏，古装戏是“四旧”；演“才子佳人”，是宣扬封、资、修，“爱情至上”；我是混进革命造反派队伍中的“牛鬼蛇神”……通过“文革”我看到：人性被扭曲，心灵被腐蚀，人际关系更为复杂；派别之间，你争我夺，本派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拆台，造反时是患难的战友，如今明争暗斗，反目为仇。自己本想捞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官”没当上，还落下了许多罪名，越想越觉得委屈，恨自己过去不该唱戏！于是，我连声招呼都没打，带着一双女儿悄然离去，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十年动乱过后，那些挤进“三结合”，赫然戴上委员、常委、副主任帽子的人，弹冠相庆的革命左派，一个个都以“三种人”被清理出干部队伍，有人还下了大狱。“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正可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在上海的医院里，两个孩子见了妈妈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躲着不敢靠近。芸姐一把拉过大女儿玉梅，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或许是母女天性使然，或许孩子对妈妈还有一点点印象，一会儿她就靠到母亲的身边。接着，芸姐又抱起晓玉，不成想还没来得及细看，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挣扎着向我怀里扑。芸姐流着眼泪说：“孩子，我是你妈，我是你的亲妈呀！”可是晓玉一点也不理会，四个月离开母亲，如今已是两周多了，她的眼里只有天天带她的爸爸，哪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生她、养她、整天为她牵肠挂肚的苦命妈妈。
芸姐明显好多了，人也胖了，脸色也比以前好看了许多；她除了能自理生活外，还经常坐电梯下楼到院里散步。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极大的安慰。
“看你的气色很好，身体也比以前强多了”。
“这是药物反应，暂时现象。”
“你怎么知道？”
“经过多位专家会诊后得出的结论。”
“怎样的结论？”
“仍是绝症！他们多次动员我出院。”
泪水常抛已无泪，伤心久时心不伤。面对着这一残酷现实，我们都表现得很平静，所关心的只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芸姐感伤地说：“我早做好准备，与其回家等死，不如赖在医院不走，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你能不想孩子？”一句话说得她泪流满面。“我能不想吗？有时整夜睡不着，困在这里看不到外边世界，看不见孩子，我是活着的死人啊！”
“芸姐，我们还是一齐回去吧，大人孩子能在一起，再苦也是团聚呀。”
“不，我不能回去！”
“既然治病无望，留在这里干吗？”
“我若回去，大人孩子都得照顾，这副担子你挑得起吗？”
“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这里，我于心何忍？”
“能把两个孩子扶养成人，也就了却了我此生最大的愿望。”
“医院能同意吗？不行！”
“有什么不行。这里有个病人已经住八年了，家里无人来接，医院拿他也没办法。”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只要芸姐能在医院呆下去，肯定能够多活几年；真要把她接回去，不但于事无补，而且等于完全放弃了治疗，坐以待毙。令我伤感的是：把她一人弃在医院，母女、夫妻分居两地，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医院已成立“革委会”，并传出风声，要对久治不愈的病人进行清理。每天夜晚，医生查房后我才敢去见她，然后约好第二天下午在后院花坛见面。就这样，偷偷摸摸又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一天，突然接到公社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回去，我不得不与芸姐匆匆作别。
喧嚣的七里塘已恢复往日的平静。公社已成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四清”中新提拔的干部全部进了“三结合”，除了两派头头各有一人当委员外，公社领导班子全是原班人马。
电报召我回来，是送给我一个意外惊喜：每个公社推荐一名“工农兵”去上大学，干部们首先考虑到我。这次推荐，一不凭学历，二不要考试，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公社“革委会”大印一盖就算完事。听了这个消息，简直令我兴奋得发呆，半天回不过神来。如果说当初是命运害得我与淮南技校“擦肩而过”，失去前程，那么这次是苍天有眼，还我一个更好的机会！
用这种推荐代考上大学的方式，在我国史无前例，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此举，还得从辽宁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一篇文章说起。在停课闹革命的年代里，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题为《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的倡议：……学生要从工厂、农村以及部队和复员转业军人中选送……没想到该文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随后便开展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运动，凡是有丰富经验的工人、贫农民和士兵，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均可以上大学。在十年动乱中，工农兵上大学虽然有些荒诞，但从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难能可贵的。
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可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短暂的高兴过后，心情就像一百度的开水里放了一块冰，温度急遽下降。
将芸姐弃之医院已是不妥，万一她再出点事怎么办？到时候两个孩子靠谁来扶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能安心读书？如此求学，似乎不太现实，沉思良久，我不好表态。公社“革委会”主任看我为难的样子，悄悄地对我说：“小闫哪，我给你透个底，这可是我们公社干部给你的机会呀！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上大学有许多困难，很可能中途辍学。不过实话告诉你，上学是假，转户口是真。只要你能在大学里坚持半年，即使念不下去，中途退学再回到公社，那时身份变了，户口也变了，随便给你安排到哪个单位工作，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现在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代表，户口不变，身份不变，仍然参加农业生产，没什么前途。我们对你可是另眼相看啊！”听了这话，我深受感动。
“感谢你们用心良苦，对我关怀备至，我永世不忘！”
“名额分配在合肥工业大学，生活费、学费一律全免。”
如此好的机遇，如此优厚的条件，却赶上个破碎的家庭。放弃它？太可惜；接受它，却如何克服这重重困难？
眼前，知冷知热、最能关心我的人，也只有表姐了；她听我的叙述后，说道：“决不能失去这样的好机会，转了户口就能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表姐是个快人快语的直性子：“表妹放在医院里拖个一年半载没问题，两个孩子我帮你带个大的，小的送人。”
“你的意思把晓玉给别人领养？”
“女儿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
“这样做有点对不住孩子啊。”
“送给个好人家比跟随你强。”
“要不要征求芸姐的意见？”
“不要告诉她，这样做只能徒增她的思想负担。”
炉桥街镇上有一方姓人家，同表姐是熟人，家境、经济条件都很好，有两个儿子，就是缺少闺女。他们看到晓玉都十分喜爱，当场表示要把孩子留下：“我们愿出五百元抚养费。”我一听就生气：“这不是卖孩子，钱我一分不要，只求你们善待她，长大后两家当亲戚走也就行了。”方家人满口答应：“什么时候能把孩子送过来？”我想了想说道：“等几天吧，待上学的事落实后一定送来。”“请你放心，我们方家决不会让孩子受委屈。”表姐说：“行，就这么定了！”
孩子们的问题全解决了，而我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古人云：慈父爱子，不当弃之。把亲生骨肉送给别人，我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手捧“推荐表”，心情矛盾极了。上大学虽是我一生的企盼，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迟迟举不动笔，因为它太重、太重了……正当我准备将孩子送走之际，突然接到弟弟闫立国从部队发来的电报：“有要事速来部队驻地。”看罢电报，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他参军不久就被抽调出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突然归来，难道是他身负重伤？来电要我速去，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我来不及多想，将晓玉留在表姐家，急急忙忙带着大女儿，连夜赶往上海。
来到部队，我发现他安然无恙。刚想开口问个究竟，谁知他一脸严肃，打开《毛选》：“哥，你得好好学习《老三篇》，认真对照，检查自己。记住毛主席的话，要‘斗私’、‘批修’。”说罢，出门而去。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
我千里迢迢来到部队，你这是念的哪门子的经？难道兄弟之间也搞起政治来了？心中暗自觉得好笑。部队虽然突出政治，要求严格，但也不能变得如此僵化，僵化得连一点儿人情味都不讲了。我很生气，靠在床上闭目养神，女儿玉梅天真地问我：“小佬为什么叫你‘斗死皮球’？”我忍不住笑道：“你小佬在发神经！”
不多会他回来了，我发火道：“兄弟俩好几年才见一次面，一不问吃，二不问喝。你搞什么名堂？告诉你，‘老三篇’我能倒着背！”
“你光学不用，等于没学。”
“你是什么意思？”
他并不生气，来到我面前“啪”的一个立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示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那模样，实在滑稽可笑。如今的年轻人若想看到这种精彩场面，除非从电视剧中去寻找。他接着说：“你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我猛地站起来，大声说：“你拍电报叫我来就是听你上政治课的？！”
我正在发怒，部队一位姓宋的干部进来。（据说是连指导员）他招呼我坐下，很客气地说：“你是闫立国的哥哥？”我说：“是呀。”他态度和蔼地说：“你别发火，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弟弟随部队回到上海驻地的第二天，就请假去医院看他嫂子，被院“革委会”发现，把他请到办公室，要去了他部队的地址；医院“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军代表找到部队团领导，经过交涉，要闫立国出面协助医院做我的工作，让芸姐出院。
我万万也不会想到，拍电报是为了这件事。
“首长，这事与你们部队无关。”指导员并不生气，耐心地说：“你能把弟弟送到部队，说明你革命觉悟很高。医院抽出最好的医生、专家为你妻子会诊，用最先进的设备为她检查、治疗，她也已经住院两年多，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虽然病没治好，但医院尽力了。假如人人都像你这样，把久治不愈的病人抛弃在医院占着病床，社会上将有多少病人不能入院治疗？作为军人的家属，你应该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多为国家着想。作为军人，闫立国有义务做你们的工作。”指导员的话句句在理，无可辩驳。接着他又说道：“考虑到你们家庭的实际困难，医院‘革委会’从市民政局批了两丈布票、两百元救济款，好为病人买套衣服和回去的车票；我们部队几位干部也为你们捐了一百多元，另外部队准备派车把她接到营房里住几天，你们兄弟也好好团聚一下，然后再用车送你们到火车站……”
听着听着，我不禁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是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难过？还是为芸姐的命运而悲伤？是被医院、部队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打动？还是埋怨上天的不公？也许都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听从了指导员的安排。
我从不相信迷信，但我相信命运。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命中注定，不该你得到的，再美好的东西也只会带着戏弄的微笑与你擦肩而过，让你苦不堪言，哭笑不得。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心茫然，人苦闷，一生几许伤心事？
满怀抑郁和激愤，面对苍天问命运！
明哲保身，我成了对敌斗争的“英雄”；生搬硬套，我被树为学习“毛著”标兵；披红戴花，我出席了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