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扶着芸姐走出病房。她一步三回头，走走停停，离情别绪使她举步不前。好不容易走到医院大门外，她突然停下，无限眷恋地回头望了望住了两年多的六O二病房。
在这间病房里，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她接受过各种方法的治疗，忍受麻醉、手术、针刺的痛苦，吞下过数不清苦涩的药片、药丸及各种药物；也是在这间病房里，她认识了医院里的每一位医生、护士、清洁工，结识了一批又一批的病友，每一个病愈出院的人都送她一句美好的祝愿：“祝你早日康复！”善意的祈祷，上帝并不理睬；良好的祝愿，取代不了无奈的现实。她也曾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奇迹出现，然而，现实总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她沉吟良久，无力地扬起右手，摆动了几下，喃喃地说道：“好心的医生、护士们，永别了！”听了这话，我不禁黯然神伤。是呀，今生是不可能再来上海了。离开医院如鱼脱水，她将搭乘“黄泉路”上开往“丰都城”的班车，走向生命的尽头！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芸姐病入膏肓，已是药石罔效，春风不回，季节不饶，紧闭重门又怎能把春光留住？感慨红颜之薄命，叹息女人之命苦！斯人斯疾，我拿什么来挽救你呀--芸姐！
佛教经籍上说，释迦牟尼当初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假如佛祖真的能让我达到目的，我宁愿踏遍深山，寻寺找庙，求仙问道，为芸姐烧香拜佛。
军营的夜晚是那样寂静，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口令外，只能听到孩子均匀的呼吸声。芸姐毫无睡意，一遍又一遍不停地亲着女儿的小脸，搂搂她，拍拍她，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孩子。看她一副忘情、专注的样子，我心中颇感安慰。是啊，只有深深的母爱才能让她忘却痛苦、摆脱烦恼，忘记自己是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病人。
为了能让芸姐住院治疗，我真可谓机关算尽，绞尽脑汁，最终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虽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名医、专家、教授、国产或进口良药，然而，这一切对于芸姐的病却毫无用处！
我从满怀信心到灰心，从灰心到伤心，从伤心到死心！希望、盼望，直到最后绝望！面对可怜的芸姐，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而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显得十分轻松，反过来开导我：“发什么愁呀？人总是要死的嘛！或早或迟，谁也躲不开、逃不掉！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过于悲伤。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能够和孩子们团聚，享受一下当母亲的欢乐，我不悲伤，反而感到欣慰。”
人在痛苦与欢乐之间常常选择欢乐。其实痛苦也是一座熔炉，对于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来说，它可以锻铸出坚韧的承受力。芸姐能如此坦然面对死亡，是令人难忘的。
上大学的事，就好像逗孩子玩儿似的，一块口香糖放到嘴边，等你张嘴去接，又被拿走了。对于这转瞬即逝的美梦，我并不在意，关键是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回去后住哪儿？靠什么生活？衣食住行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作为一家之主，我将如何挑起这副重担？越想越怕，真不敢想回家后路该怎么走？
我们的实际困难，引起了部队官兵们的同情，他们纷纷解囊相助。尽管这些“活雷锋”精神可嘉，可每月只能领取七元津贴费的义务兵又能捐赠多少？对于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来讲，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也该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有位老首长（据说是师级干部）下连队视察，慰问这一批援越归来的解放军战士，谈心时，弟弟的战友们纷纷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宋指导员也把我们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做了具体汇报。这位慈祥的老首长亲自来到我们房间，当他看到病态中的芸姐、面黄肌瘦的孩子，一家人愁苦的样子，他的眼圈红了。他深情地说道：“我马上给你们地方政府联系，对特困的军人家属，一定要给予优抚照顾，不然我们的战士怎能安心服役？”
首长的关心通过电波，自上而下，一级又一级的转达到地方各级政府。
不久，公社“革委会”专门开了常委会，认真研究讨论并做了妥善的安排，让我担任十里黄大队“革委会”主任。大队干部的生活来源靠集体，每年可从各个生产队提取上缴粮、上缴款。这样，基本解决了全家人的生活问题；至于住房问题，按特困军属申报，县民政局批了一立方木材及两百元优抚款，调集全公社“四类分子”来做义务工，为我盖房子。
首长的关怀，使我们这个破碎的家绝处逢生；公社领导的破例照顾，让我和芸姐及孩子们走出了困境，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水有源，树有根。尽管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建国以来各种“左倾”路线造成的劫难，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但我依然相信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因为这个党是由千千万万个正直的党员组成的，是千千万万个党员的灵魂与信仰的体现，代表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没有党的关怀，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命运之神如同幢幢鬼影，摇曳缠身，造化弄人，注定我这一生风起浪卷不停，事非多多不宁。一桩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演绎了一出《六月雪》的悲剧，将一位无辜者送进了冤狱！
来做义务工的“四类分子”，大多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每天早来晚归，日出必到，日落才能收工回家。路近的还好些，有的人家离此十多公里，天不亮就得起床，实在太辛苦了，而且中午吃饭自带干粮，啃嚼着干硬的冷馍馍，我们只能烧点开水供应他们。
在“左倾”路线登峰造极、天天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年代，只要划为“四类分子”，那就是敌我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似乎他们来做义务工是理所当然的，我白用这些人干活也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为军属干活，更是个个小心谨慎，生怕出了点差错被上“纲”上“线”，扣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蓄谋搞阶级报复”的大帽子。因此，他们干起活来特别卖力和细心，不敢出任何偏差。
人家辛辛苦苦白白地为我干活，我既不能说感谢的话，又不能对他们客气，还要板着一副冷面孔。因为对“敌人”同情，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说句真心话，在他们面前，每天我都受着良心的谴责，恨不得快快完工，早点让他们离开。
芸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善良是她的人格，同情是她的本性。那天，她轻轻地对我说：“明天新房上梁，按风俗要放鞭炮请客，我们也没有条件讲排场，买几斤猪肉烧给这些干活的人吃吧？”
“万一传出去，我要犯错误的！”
“明天上午，你借故走开，我请人烧菜。”
“不行呀。”
“你装作不知道，有事我来担待。”我听后犹豫不决，半天不做声。芸姐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四类分子也是人哪！若不请他们吃点东西，就是住进新房我心也不安哪。”听了这话，我只好点头答应。
芸姐的善举，使他们感激涕零，这倒不是为了吃点红烧肉的缘故。这年月谁敢接近他们？谁又能把他们当人看？他们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人身自由、更失去了做人的权力。芸姐的行为，无形中让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待遇。
事后，他们干起活来更加卖命。眼看两间草房即将盖好，可就在这时出了件“玷污神像”的政治事件！
在我建房不远处，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画像，这是专门为“四类分子”准备的。干活前，他们要“早请示”；收工后，他们要“晚汇报”。每天早晨，他们到齐后分成两排跪在老人家画像前，像朗诵诗歌一样齐声说道：“早上向毛主席请教，记住您老的教导，彻底认真改造……”然后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我念一句，他们跟着学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晚上收工了，还要跪在“神像”前做晚汇报：“我们忠心向毛主席汇报，回家后认真学习对照，把自己反动思想连根拔掉，争取早日摘帽……”
房子盖好后，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泥墙”（用泥土加麦芒和成稀泥，把土墙抹平）。这天，日落西山，该收工了。我求成心切，恨不得马上建好新房，硬是将他们留下来加班加点。我说：“今天大家收工迟一点，把墙泥完，明天就别再来了。”陈某说道：“闫主任，我们多干一天不要紧，天黑看不清，泥墙又是技术活，稍有不慎就会直接影响到房子的外观。你看是不是……”不等他话说完，我就打断他说：“干吧，出点小差错也不怪你。”陈某平时干活就十分认真，从不多言多语，盖房施工他比较内行，见我如此执拗，也不好再说什么。
昏暗的马灯在风中闪烁，忽明忽暗，陈某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墙上，泥刀左右摆动，上下拉平。为了美观，他像裁缝熨衣服似的，抹了又抹，平了又平，生怕做得不好。泥刀上沾满了粘土，他轻轻一甩，不小心将一块泥巴溅到了毛主席画像上，恰巧糊住了“神像”的左眼。他吓得扑通跪在我的面前：“闫主任，我不是有意的。我罪该万死。”我当时一下子惊呆了，不知所措，一边用湿毛巾擦去泥巴，一边大声说：“跪我干什么？快向毛主席请罪！”他听后连忙跪在毛主席像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毛主席，我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向您老人家请罪……”一边说，一边磕头，磕破了皮，流出了血，仍然不敢停，其他人也都吓的面面相觑。
我沉思了一下，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
“今天，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感到很震惊。不过，你们表现都很好，不仅认真改造，加班苦干，还提前完成了任务。我会如实地向公社‘革委会’汇报。关于陈某的事，你们说一说，他是有意破坏呢，还是无意失手？”一连问了三遍，无人应声，我生气地说：“不说话就别想回家！不讲真话就是耍滑头。”还是没人吱声。知道他们害怕说错话，我把声音变得缓和些说道：“天太黑，看不清，他年纪大了手脚不便，依我看不像是有意破坏，你们说呢？”这些人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随声附和道：“闫主任说得对，的确不像是有意的。”“好，既然大家都证明他不是故意破坏，今后不准你们胡说八道，现在散会。陈某留下写检查，其他人回家。”人走光了，陈某仍然跪在地上，我对他说：“快起来回家吧！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你，都说是无意的。”陈某连连说道：“闫主任，你真是个大好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某走了，我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今天，若不是我固执，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但愿事情就此了结，不要节外生枝，否则我就太对不起陈某了。
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如果说陈某闯祸是因我性急疏忽所致，那么事后我能从表面的平静中想到存在隐患，及早采取补救措施，提高警惕，防微杜渐，一切就有可能避免；或者说，如果我能提前到公社主动说明前因后果并承担一定的责任，也不至于贻害他人。
由于我过于自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自认为这件事经我处理后，已是风平浪静。再说这帮“坏人”也不敢乱说乱动，难道还怕有谁敢与我作对？然而，我想错了。我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五指尚有长短，人心又岂能一样？特殊的历史环境，必定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
有位小学教师M某，有海外关系（其大伯随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因一次在课堂上讲课不小心，出现“口误”，被人抓住“小辫子”，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押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为了立功赎罪，他到公社检举了这桩“政治事件”。
接待他的是公社王委员，听完揭发后大吃一惊，深感事关重大。他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合上记事本，淡淡地说道：“你能积极靠扰政府，大胆检举坏人、坏事，做得很好。不过，这件事，闫主任早就向我作了全面汇报，公社正在调查落实材料，查清后，一定会严肃处理！”M某点头哈腰，悻悻离去。
当晚，我接到紧急通知，连夜赶到公社。
王委员将我带到他的房间，关上房门。我猜不透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大事，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找我有事？”他一脸怒气，将笔记本猛地朝我面前一摔：“你自己拿去看！”
看完笔记我心中已明白了一切，刚想申辩，王委员把桌子一拍：“闫立秀，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件，你竟然敢擅自处理，事后也不向公社汇报。要是被上面知道，你能担当的了吗？”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小声地说：“王委员，我确实错了。工作缺乏经验，组织观念不强，你撤我的职吧！”
“撤你的职是小事，恐怕你要陪着他去坐牢！”
“王委员，你救救我吧！”他沉默良久，说道：“这不是小事，我们已请示县‘军管会’，要对他逮捕判刑。第一，你现在立即写份检举材料，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写好，揭发日期提前；第二，写份发言稿，你要在公捕大会上对他揭发批判，‘上纲上线’、旗帜鲜明，力争把坏事变成好事……”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稍有不慎就有坐牢、掉脑袋的危险。王委员暗中保我真是用心良苦，费尽心机。他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弄不好就会代人受过。我为遇到这样宽猛相济的领导而感到庆幸，既使自己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联想到为我盖房的陈某，如果不逼他加班，又怎会招此灾祸？如果能听他的劝告，又怎会害己害人？我要为他开脱求情，尽力减轻处罚。王委员的火气渐渐消了，脸上紧绷的肌肉也慢慢松弛下来。我轻声说：“其实这件事，他并不是有意的。”
“有意与无意能说清吗？”
“你还是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谁又能保得了他？是你，还是我？”
“当然是你呀。”
“如今事情已被捅了出去，你说谁敢站出来保他？更何况是诋毁毛主席画像这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你我都承担不了。”
为了明哲保身，我也只有昧着良心写检举材料。洁白的稿纸，留下了污秽的笔墨。全文不过区区一千多字，可我写了整整一夜！
举笔容易落笔难哪！每写一个字，我的心就像被针刺一下；每划一笔，就像我拿着一把杀人钢刀，举向陈某……公捕大会开得声势浩大，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人义愤填膺。
“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某……”
陈某脖子上挂着个沉重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陈X。两个民兵横眉竖眼，他们一手架着他的胳膊，一手按着他的脖子，迫使他低头弯腰，这就是“文革”中发明的所谓“喷气式”。
见我上台发言，他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目光，分明是希望我能为他说话，证明他是无意的、无辜的，而我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滔滔不绝地揭发他的“罪恶”。我发言时虽是一脸严肃，一本正经，一身“正气”，可心里却充满空虚，不敢正眼看他。
没有正义感的发言是苍白无力的，是非颠倒的揭发是对无辜者的伤害，歇斯底里地喊叫掩盖不了自己的罪孽！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写完这一章，不奢求能够得到原谅，只希望这种悲剧世世代代永远不再重演！
踩着他人的肩膀，我登上了鲜花簇拥的“讲台”；不惜落井下石，我成了对敌斗争的“英雄”；生拉硬套，死学活说，我被树为学习“《毛著》”标兵，披红戴花，出席了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崇拜“神”，同时也被别人崇拜。这不仅是我的自画像，也是那一代狂热者的群像，我成了向左旋转的陀螺，不能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