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七里塘公社，到处一片狼藉。“翻派”砸了我的办公室，烧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公私财物全被抢走，整个大院空空荡荡。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已处于一片混乱，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打、砸、抢，成了革命行动，无人敢惹，无人敢管，我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两大派造反组织，谁的势力强谁说话就算数。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所行使的权力也被强者取而代之；我这个红极一时的“文革”主任犹如昙花一现，瞬间即逝。
夜幕降临，冷清的公社大院里空荡荡的，我们爷儿仨蜷缩在一床破被絮里。眼前的困境令我举步维艰，无衣、无钱、无粮，我拿什么来抚养孩子？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就是家庭之舟的掌舵人，维系着全家的沉浮。对孩子们来说，父亲是一把随时给她们遮风避雨的伞，是一片给他们阳光和雨露的天空。可生活的来源在哪里？依靠政府，公社早已瘫痪；回到生产队，已经脱离关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望着两个没娘的孩子，我不禁潸然泪下。
半夜时分，忽然有人敲门。我十分警觉地上前轻轻问了声：“谁？”
“是我们。”一听是熟人，赶忙将门打开，进来的是好友孔宪庭和罗世强。
他们都是“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今当了“保派”头头。他们送来了米、面、油盐及生活用品，还有几十元钱。并告诉我，粮食是由杜广美等大队干部凑的，钱是周文厚、姚国敏、刘传文几个公社干部捐的。
“感谢你们雪中送炭，请转告我对他们的谢意。”
“公社干部都躲在下面，不能回来工作。”
“你们的人起码超过对方十倍，为什么公社还被砸了？”
“你走了，我们群龙无首。”
“你们如何打算？”
“想请你出面。”
“我又有什么能力？”
“各大队‘贫协’主任都表态了，只要你带头大家都跟着干。”
那年月真可谓乱世出“英雄”，当个造反派头头（司令）无须查资历看档案，关键看你的胆识、闯劲、魄力、口才。这四者我都具备，尤其口才惊人，夸夸其谈而手不持稿，滔滔不绝言无重句。这些“才智”是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当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各大队“贫协”如此瞧得起我，公社干部又都这么关心我，再不出面真是有点不尽人情了。但若是卷入这场“混战”，孩子交给谁照看？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岂不是有负于芸姐的嘱托？我左右为难，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准备为孩子做饭。打开房门，吓了我一跳。一个稻草人倒在我脚下，脖子上挂个木牌子，上面写着“打倒保皇狗闫立秀！”名字上还画了个“X”。再到外面看看，院墙内外到处都贴着大标语：
捣毁公社“瘟鸽”（文革），踢开一切闹革命！
砸烂两面派闫立秀的狗头！
揪出“保皇”小丑“沿里修”（闫立秀）……
“保皇”二字，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死心塌地坚守封建专制营垒的保皇党人的称谓，如今，竟然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派上了用场！
看罢这些标语，我所有的血管都在沸腾，所有的细胞都激昂起来。那愤怒像岩浆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扉。那种冲击一波大于一波，而且力量越来越集中，它像一柄刀子，在切割我的抑制力，使得血气方刚的我下颚不由自主地抖动着，已经丧失了自制力。我知道，我要暴发了！怒火在胸中燃烧，既然对方要砸烂我的狗头，抄了我的办公室，我一定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与他们拼到底。
芸姐的忠告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我们分兵四路，约有三千多人，打着“保派”大旗，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翻派”总部包抄过去。可是对方听到消息，早就撤离了。我们占领后，迅速贴出大标语：
坚决捍卫“四清”成果，就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捣毁翻案组织XX团！
翻案不得人心！……
公社干部们也都回来了，一切工作恢复正常。
为了以更大的声势压倒对方，我一手策划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干起了我的老本行，编排文艺节目到各大队宣传演出以鼓士气。
我针对“XX团”闹翻案编排了现代戏《不准翻案》，极力贬低对方。动乱年代，文艺演出最是鼓舞人心，每场演出都有上千人观看，于是，我们就趁机散发传单，大讲“四清”运动好，翻案不得人心。广大贫下中农听了宣传，跟着喊口号站到我们这一边，稳稳地守住了“阵地”，使公社干部放心地抓生产。
晚上演出，我就背着小的拉着大的，带着孩子跟随宣传队一起行动。
说起带孩子，真让我费尽了心血，吃尽了苦头。白天，我忙着洗尿布，补衣服；到了夜里，两个孩子又哭又闹，这个要拉屎把尿，那个饿了闹着要吃的，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连衣服都顾不上脱，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有一天，我困倦极了，没给孩子把屎，结果孩子将大便拉到我头上脸上，弄得被子衣服到处都是屎，满屋子臭气熏天。
许多人也曾劝过我：“一个大男人家怎能养活四个月大的婴儿？孩子这么小，不如送人吧？”困难中我也产生过动摇，可是，一想到芸姐的再三叮嘱和我在她面前的承诺，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把大女儿寄养在别人家，二女儿自己带。大女儿寄人篱下，自小失去父母疼爱，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襁褓中的二女儿，仅靠米粉喂养，夜里饥饿啼哭，泪水流入耳朵，时间一久，以至耳聋，造成终身痛苦！
她们的童年是不幸的，既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更失去了上学机会，她们失去的太多太多。……如今她们都当了妈妈，她们的儿女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看着自己儿女的幸福童年，她们心中一定有许多感慨；上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但愿下一代人能拥有长久的幸福。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份，“文斗”已变成“武斗”。江青发出“懿旨”：“要文攻武卫”。在这种谬论的蛊惑下，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报复；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武斗开始升级，由拳头棍棒转变为动刀、动枪，四川甚至还动用了高射大炮和飞机。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在全国各地蔓延。到了七月份，“造反派”开始到部队抢夺武器弹药。一场“红色恐怖”席卷神州大地，其声势之浩大、之疯狂、之残忍，伤亡之惨重，真是空前绝后。
在我们这里，一场围绕否定与保卫“四清”成果，“上台”与“下台”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逐渐展开。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利用“文革”在幕后操纵派性，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他们不惜把广大无辜的人民群众卷进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什么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成了他们公开践踏的内容。一方坚持要“翻案”，一方要誓死“捍卫”。先是文斗，后是武斗，演绎了一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
“四清”运动埋下的隐患，使许多人为它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说“四清”是民族肌体中的一块肿瘤，那么“文革”则是我们民族痼疾的总暴发。“翻派”在当地势单力薄，怎能斗得过强大的“保派”？想翻“四清”案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去淮南搬来了实力雄厚、武器装备精良的XX派，一场血染炉桥的恶仗，一触即发，在所难免。
炉桥，这座古老的小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争夺之地。三国时期，曹操曾屯兵于此，炼制兵器；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打过仗；为拦截新四军，小日本曾用飞机轰炸过炉南铁路大桥（三号桥至今还残留断桥的痕迹）；地下党炉南支队曾在此与国民党军队交过火……可谁又能想到，和平年代在这里竟然会发生一场同室操戈、惨不忍睹的流血事件。
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皖东大地的炉桥上空响起了惊人的枪声。上午十点多钟，一趟专列从水家湖车站开出，火车头在后，车皮在前，推着行驶。在没有车厢的平板车皮上，站着全副武装的造反派，他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端着枪，像对付敌人一样，杀气腾腾，还不时地向铁路两边扫射，吓得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丢掉锄头就往家里跑。
其实，他们并不想伤害无辜的百姓，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无非是想为“翻派”壮壮胆。假如我们退避，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场流血事件也不会发生。然而，身为武装部长的Z某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他调集了炉桥地区的基干民兵，不惜用这些无辜群众的生命，欲与对方决一死战。
指挥部设在安徽八一拖拉机厂（该厂设在炉桥地区），他们集中火力坚守西大门。双方是怎样接火的，我并不知道，不过对方有备而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方仅靠一些基干民兵和陈旧的武器装备，怎能对付得了弹药充足、富有临战经验的由荣、复、转军人组成的XX派。双方对峙到下午三点多钟，在对方火力的猛攻下，坚守在西大门的几位民兵全被打死了。据说，他们非常英勇，临死时高呼着：“万岁！誓死捍卫……”
郑群、郑孝根、郑希环三位，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复员军人。他们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却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其中郑群死得最惨，当他受伤倒下后，昏迷中被对方架起，对着他的胸口扫了一梭子子弹。
残暴，是针对无辜，践踏人类的文明；武斗，不过是鹬蚌相争，人类相互倾轧。谁也无法统计确切的数字，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而献出生命的何以数以千计！一场浩劫，无数冤魂。
呜呼，壮哉！悲哉！冤哉！
接到电话通知，我把孩子留下请人照看，同公社武装部长王允西匆匆赶来增援。血气方刚取代了冷静思考，我冲动而不去计较后果，更不愿分析参加“武斗”的功过是非，总觉得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恨不得一步冲到“战场”，打垮对方。
此刻，西大门已经失守，我却全然不知。刚跨进“八一厂”南大门，突然，一梭子弹扫来，我和王部长吓得拔腿就跑。他们边追赶边叫喊：“前面那两个都是头头，别让他们跑了！”王部长有经验，拉着我一头钻进不远处的菸草地里。子弹从头顶嗖嗖而过，菸叶纷纷落地，我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追进去，他们就躲在里面。”一个端枪的人说道。一听这话，吓得我魂飞天外，心想，这回是死定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死到临头”的可怕、生命的可贵、后果的严重。我死了芸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一种求生的欲望尤为强烈，我暗中祷告：老天爷呀，看在一双女儿份上保佑我吧！给我留条小命吧……“头可断，血可流，捍卫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是疯狂年代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我是成天喊、到处叫，标榜自己是不怕死的英雄。今天，将面对死神降临的时候，我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早已荡然无存！口号也变成了“这能丢，那能丢，我的小命不能丢！”这不光是怕死，因为这样的死毫无意义！恨自己不听芸姐的忠告，后悔也晚了。
正当我绝望之际，忽听不远处枪声大作。
“那边又交火了，要不要去增援？”
“撤！”
一阵飞快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好险哪，鬼门关前我拣了一条命！直到深夜对方撤离后，我们才敢回到厂里。混战中，这边被打死了七个人（包括一名怀孕的女工）。看着血淋淋的尸体，听着参战者的描述，简直是惊心动魄……他们为谁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当战斗打到最危险的关头，他们抱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不怕死的信念向对方冲去，也许他们在临死的一刹那，仍然确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死得光荣，死得伟大，死而无憾。他们只知道自己“光荣”地走了，殊不知留下孤儿寡母何等凄惨？他们的坟头墓碑上永远也找不到“烈士”二字。倘若地下有知，他们向谁讨还公道？他们不但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的“烈士”称号，甚至还会被后人鄙夷地谴责，可谁又敢说他们滚烫的心不是“红”的……愚忠，是对一种心灵的屠杀，是对崇拜者的毁灭。古今中外，任何在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中战死在沙场者都有名份，而他们的死，该由谁负责？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名份，才能对得起这些长眠地下的亡灵？
《红楼梦》里“好了歌”有这样几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场武斗，两败俱伤。帮助对方来炉桥参加武斗的淮南市XX派头头XXX，定远县“X派”头头XXX、XXX都被“文革”后期“三结合”组成的红色政权判了死刑。宣判时，淮南市“军管会”专门发来通知：请炉桥革命群众前去参加“公判”大会。那天，炉桥去了一千多人，将一列火车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人没挤上车徒步走着去，淮南田家庵体育场上挤满了数万人。
定远县枪毙XXX、XXX时，头天晚上就有数万人涌进县城。大小旅馆均已住满，余下的多数人只能露宿街头。县“革委会”为了防止意外，用四台放映机同时在两个大广场放了通宵的电影。声势如此之大，“民愤”如此之大，群众“激情”如此之大，真是空前绝后。
若站在“派性”立场，当时的我是高兴的、激动的，庆幸我们经过“血雨腥风”、艰苦战斗，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为死去的战友“报了仇”。可今天想来，心里仍是酸酸的，因为他们也是无辜的，不幸的。虽然后来平反了，但同样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已然成了枪下冤魂！他们为“信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而那些躲在幕后或直接参加指挥武斗的“革命干部”们却一个个安然无恙，后来“三结合”时仍做他们的官、享他们的福，如今离、退休后仍在颐养天年，这公平吗？
他们这些人是否活得心安理得，自感无愧于那些无辜的亡灵呢？
最可怜要数郑群的妻子姚文彩，她为扶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茹苦含辛，从青春少妇苦熬到满头银发，葬送了青春，流干了泪水。从她那饱经苍桑、刻满皱纹的脸上，可以想象得出“武斗”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伤害。而直接指挥这场流血事件的武装部长Z某，从未到过他的“部下”的坟墓前祭奠，也从未给死难者的遗孤们任何周济。苍天作证，假如不是受Z某指使，他们绝不会白白丢掉年轻的生命！作为基干民兵的郑群等人，他们不能不听武装部长的调遣，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自觉行为。说到底，他们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动乱的岁月，记载着震撼心灵的历程。对“文革”的切身体验，切肤之痛，切心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感，只有在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的身上最为强烈。
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虽然运动后期受了些磨难，但比起他们来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毕竟活了下来。
望着眼前血淋淋的尸体，我心里在想：假如我也倒在枪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依靠何人？如果那样，岂不重蹈父辈的老路，让她们成了一对可怜的孤儿！
踏着星光，我向七里塘公社走去。此刻，我最想见到的是一双女儿。
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可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短暂的高兴过后，心情就像一百度的开水里放了一块冰，温度急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