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山下，淮河岸边，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淮南。这儿就是我的父辈们生活的地方。
相对于三山五岳，八公山并不是那样巍峨险峻；相对于黄河长江，淮河水也的确称不上飞流澎湃。然而，掬一捧淮河水，你仿佛能听见石破天惊的轰鸣声、百舸争流的浪花响，会感到历史随着古驿道，缓缓向你走来……八公山，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招贤纳士，讲经论道，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编撰了学术巨著《淮南子》，第一次完整地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发明了千古美食--豆腐。
古淮河，以“桐柏乱流”为源头，一路挟泉带溪，浩浩淼淼横断安徽；“禹王治水”的千古佳话，传遍神州大地；“走千走万，赶不上淮河两岸。”是对这里的赞美。和州刺史刘禹锡曾赋诗颂扬：
风猎红旗入寿春，满城歌舞向朱轮。
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
得益于山的财富，得益于河的哺育，淮南，因八公山的神秀而地灵人杰；淮南，因淮河的魅力而独具风采。如今，耸立在车站广场上的刘安雕像及每年一届的“中国豆腐文化节”引起世人瞩目，成了淮南人的骄傲！
八公山绵延向东，与之一脉相连的是舜耕山，整个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大富豪张静江利用国家贷款和政治权力，向法国、比利时购买了一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留下来的废旧机器，于一九三0年成立淮南煤矿局，大张旗鼓地开始兴建矿井。局址设在当地人称“九龙穿珠，九成聚会”的荒山坡--九龙岗。数十口矿井，十多家煤矿自东向西贯穿淮南，号称“南国煤都”。
以宋子文、张静江、孙科、杜月笙、孔令侃为主，成立了“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整个淮南煤矿，并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修通了第一条由九龙岗到洛河渡口的窄轨铁路，将煤炭通过淮河运销全国各地。
千百年来在这里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正直的男人喝了淮河水，长得威武健壮、智慧过人；善良的女人喝了淮河水，长得貌若天仙、聪颖贤惠。
传说，毕竟是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美好愿望；然而，想象可以超越自我却不能超越现实。父亲闫自圣，同样喝着淮河水却穷得丁当。他虽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却没有过上好日子，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糠豆不赡，家徒四壁，与那些山东、河南逃荒来的灾民一起下井挖煤谋生。他们称自己是：埋在地下的活人，活着的死人，还自编了一首打油诗在工人中流传：
剃头修脚不为孬，挑夫补锅磨剪刀。
二亩薄地养老小，四处无门把炭掏。
这是旧社会对采煤矿工的真实写照；资本家和矿主不顾劳工死活，瓦斯、毒气、塌方、走水，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工人的生命！运煤的小火车冒着浓浓的黑烟，昼夜不停地奔跑着，在乌云般浓烟的笼罩下，有一个不大的村庄--闫家湖。矿井排放的污水，空气中的煤尘，路上的炭灰，水中的污泥，为整个村庄披上了一件黑色的外衣；满村找不到任何白色的东西，就连老百姓家中喂养的鸡鸭、山羊也成了灰褐色。当时传诵着一段顺口溜：
闫家湖村一片黑，雪花落地变成灰。
姑娘脸上抹黑粉，男孩个个似张飞！
灵气充盈的八公山，给我以聪慧；古老而又神奇的淮河，使我的血脉中流淌着她的文化精髓。也就在这块故土上，记录了我人生起步的足迹、童年成长的苦难经历……一乱世情缘一出抢亲的闹剧，荒唐可笑。可谁也没料到，抢来的新娘却是一位红军士……父亲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小。大爷病死在“跑反”的路上，二大爷死于日本鬼子枪下，三大爷、五大爷皆因病困交加过早夭亡，也只有四大爷闫自贤关照着父亲。他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连长，后调到警察局当上了矿警队大队长。他为人豪爽、讲义气、重情义，队员们多为他的拜把兄弟。在他的斡旋下，挖了三年煤的父亲从井下调到地面，当上了护矿警察。同村和周边庄上的老百姓为了生计，常常到矿区偷煤，父亲同情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行之，受到穷苦人普遍尊重，称他为“小善爷”。
由于生活贫困，父亲不惑之年尚未成家。老人家常常念叨他的乱世姻缘，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讲述那些遥远而又动人的故事：
离闫家湖不远有一个村庄叫金家圩，庄上有个姓金的财主。他虽年过六旬，依旧春心不老，身边已有两房夫人，还想纳妾，不惜重金从人贩子手中买来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有钱人家讲究场面，为摆阔气，金家门楼张灯结彩，庭院之内大摆宴席，地方绅士、贺喜宾客，络绎不绝。这场婚宴直闹得沸沸扬扬，惊动四乡八里，消息不胫而走，早已传到了矿警大队。
四大爷听说金老财纳的妾是位漂亮的山里妹子，在众多兄弟怂恿下，决心为父亲成家。他说：“六弟娶不起老婆，咱们给他抢一个。”于是，带领一帮兄弟，扛着家伙，开着大警车紧紧追去！
花轿内的新人被捆绑着双手，啼哭不已，与花轿外的鼓乐声、鞭炮声、哭闹声形成了极不协调的旋律……人的双腿哪能跑过车轮，汽车超到前面停下，矿警队员们一字儿排开，横拦在大路中央。迎亲队伍见状只好停下，不敢前行。
四大爷举枪对着天空放了一梭子子弹，瞪着双眼大声喝道：“想要命的将新娘留下！”人们惊呆了，一个个站在原地犹如木雕泥塑，没人敢讲个“不”字。
两个矿警从花轿中拉出新娘，架上汽车，解开绳索……管家点头哈腰说道：“四爷，您老抢走了新娘，小的我回去不好交代呀。”
四大爷哈哈大笑道：“好！四爷不让你为难，我正想会会金胖子！”说罢，钻进花轿。管家大声喊道：“起轿！”
披红戴花的金老财，见花轿临门，忙上前掀开轿帘，四爷哈哈大笑地走出来，拱手说道：“金胖子，久违了！”
金胖子吓得跌坐在地上，他万万没有料到，即将进门的新娘子会被一帮持枪的警察抢走，气得瞪着双眼，无计可施。
在乱世争雄、弱肉强食的年代，他敢怒不敢言，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夺走自己到嘴的“肥肉”，一场欢喜成了竹篮打水，忙忙碌碌到头来替别人做了嫁衣。
四大爷为酬谢这帮兄弟们的仗义之举，摆设喜酒款待他们。众人开怀畅饮，猜拳行令，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这才人走席散。
父亲也喝得醉眼朦胧，东倒西歪地走进洞房。人常说，秋夜赏明月，灯下看美人。父亲早被新娘子的美貌惊呆了，他顾不得多想疾步走到床前，刚想说两句温情话，还未及开口新娘子突然站了起来。烛光下看得真切，她手举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大声喝道：“别过来！不然……”
“你，你要干什么？”
“别碰我，不然以命相拼！”
“你已是我的人了。”
“梦想！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实话告诉你，我是红军！”
“红军？！”
父亲吓得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
父亲是个老实人，他万万没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会是个红军女战士！惊恐中他又产生疑惑，莫非她嫌弃我家穷编造谎言？嫌我年龄偏大拒绝这桩婚姻？于是，请村里一些能说会道的女人轮番规劝，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她仍然坚持要去寻找部队，四大爷只好派兄弟们在门外站岗。
深夜，一对流泪的红蜡烛伴着她低声抽泣。她不吃不喝，不脱衣也不睡觉，更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她坚定地对父亲说：“我必须去寻找部队！……”
父亲说：“虽说我们不是一路人，当警察那是生活所迫，劝你还是留下吧。”
母亲说：“强扭的瓜不甜，如硬逼迫，只能以死相许！”父亲并没有为难她，一直陪着她默默地坐到天亮。
一连五天，父亲不曾碰过她一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的憨厚、善良感动了她，她终于敞开心扉向父亲道出自己不幸的遭遇……她名叫王金昌，大别山区金寨县人，十五岁参加革命。她不仅长得漂亮，且能歌善舞，是部队中的文艺骨干。
金家寨地下党负责人周维炯打入商南大绅士杨晋阶的民团内部，经过周密组织策划，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立夏节这天发动了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南溪、李集、斑竹园、禅堂、白沙河等地起义也都获得成功。第三天，各地武装暴动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担任师长。同年五月二十日，占领金家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0年，母亲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二年九月，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国民党五虎将之一，安徽省合肥城东郊卫杨村人，时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奉命与他人合力占领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自慰问，除巨额金钱奖励外，还将安徽名下的六安、霍山、霍邱及河南固始、商城五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一九四七1947年改为金寨县）。
围剿中，母亲化妆后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出重围，死里逃生到了六安。没想到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她被一名人贩子骗到淮南……她对父亲说：“一场围剿，许多红军家属惨遭杀害，我想先回金寨家中看看亲人是否平安，然后再回来与你过日子。”忠厚老实的父亲答应了，乡邻们齐来劝阻，四大爷气得要打父亲。他说：“好不容易给你成个家，让她走等于是放鸟出笼！”父亲却说：“强扭的瓜不甜，如果有缘分，她会回来的。”为了防止亲友们阻拦，父亲趁夜色护送母亲上路。分手时，没有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父亲默默地递上四块银元，母亲流着泪，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一躬。夜幕下，谁也看不到对方面部的表情。夜，是那样的静，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声……母亲走后，杳无音讯，父亲总是站在村边望着大路的尽头。然而，秋水望断，伊人不归。四大爷气得不理父亲，村民们也议论纷纷，说他太憨、太傻。
两个月后的一个雨夜，父亲正在值班站岗，突然间，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人来到父亲面前。她就是母亲。
原来，母亲回大别山寻找组织，因部队开拔去了江西吉安而未果。卫立煌的部下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进驻金寨后，到处抓捕、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及红军家属。短短三个月中就杀害了九百余人，母亲全家无一幸免，全部遇难。孤身弱女，无处可投，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别山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母亲只好将埋藏在地下的有关证件材料取出带走。事后她说过，假如找到部队，找到组织，肯定是回不来的，只能将父亲的那份深情永记心中。幸运的是母亲回来了，选择了父亲。
母亲并没有放弃探听组织的念头，她曾多次回到金家寨。至于每次回去的原因，父亲曾产生过疑问，并尝试着问过母亲，可她总是避而不答，并说这是她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秘密。村民们每当谈到这桩“乱世姻缘”，总是感慨地说，母亲是抢来的新娘，父亲抢来的是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解放前夕，母亲因患“伤寒”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二岁。志未酬，人先逝，她没有看到新中国胜利的曙光，却撇下了父亲和三个没娘的孩子。最令父亲伤感的是，他们经过坎坷曲折才建立的夫妻，却如此短暂。
母亲去世时，我只有五岁。对于她的音容笑貌，无一点印象，只依稀记得她教我的儿歌：
红红的星，八角帽，天兵天将住大庙；
住大庙，耍大刀，大鬼小鬼吓跑掉；
吓跑掉，拍手笑，外婆接我回山岙；
大姨好，二姨亲，长大我也当红军……
办完丧事没几天，胆小怕事的父亲，将母亲看似生命、视为珍宝埋藏在地下的有关证件和材料偷偷取出，点火烧得一干二净。
解放后，所有的亲朋好友，无不为父亲这一举动感到遗憾，他老人家也是后悔不迭。土改划成份时，村民们纷纷摁手印作证，说母亲确实当过红军。工作队通过走访，经同“农会”反复认真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暂作悬案，待运动后期请示上级解决；当过国民党警察的父亲不予追究；家庭成份划为“贫农”。
土改结束，工作队又接到新的任务匆匆撤离，母亲的事从此搁置，无人问津。后来我曾给省民政厅写信，并找到金寨县民政局，惊悉：参加“立夏节起义”的周维炯等九人，全被张国焘诬陷杀害。原金寨县城已改成“梅山水库”库区，居民搬迁流动太大，而我又不能提供有关证据和线索，加之年幼缺乏经费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好无功而返。
尽管母亲当红军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为革命献出了她全家人宝贵的生命，被埋没的光荣历史却成了永久的悬案！
在那个把家庭出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年代，我又是父母“国共合作”产下的“政治怪胎”，特殊的家庭背景，必然注定了我多舛的命运。政治风云刮得我这根“墙头草”左右摇摆。东风吹来，根正苗红，也曾沐猴而冠、青云直上；西风扫去，顿成妖魔，打入十八层地狱！在夹缝中求生，在最底层挣扎，几经挫折，几经沉浮，演绎了一个小人物不同寻常的曲折人生。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已然过去，我也不像当初那么在意自己究竟是红军的后代，还是国民党警察的儿子。重要的是，我是他们的儿子，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身份--草台艺人。
戏剧，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被人们视为“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我却不以为然；打这一刻起，我就迷上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