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不久，四大爷相继病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破碎的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治病及丧葬花去了家里的积蓄，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仅剩下两间草房和一张木板床。为了照料三个没娘的孩子，父亲不得不辞去警察工作，一无田，二无地，只好给地主周善昌打“长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没处在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穷苦人家生活的那份艰辛，经过饔餮不继的人又很难用一个“苦”字来概括当时的生活。
家贫如洗，箪瓢篓空。全家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饭，老人家一碗一碗地端给我们，不让起床，吃了再睡，一是怕衣服单薄受冷，二是担心起来后活动量大叫饿，闹着找他要吃的。父亲总是哄我们：“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可实际上整天躺在床上，人还是会饿的，两泡尿一撒，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父亲常常叹息，靠帮别人种田来养活孩子们，恐怕难保性命，能有自己的土地该有多好哇！
是啊，土地是人类的财富之母，农民的命运则与土地血肉相连。千百年来，老百姓祖祖辈辈向往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此唤起民众；“打土豪分田地”成为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口号，然而，这一切最终也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实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家和其他穷苦人一样，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有了土地，分了耕牛、农具，生活也就有了依靠。哥哥闫立敏长我五岁，弟弟闫立国小我三岁。因为出过“天花”，村上人都喊我“二麻子”。哥哥帮父亲干农活，我放牛，生活虽说清苦，但尚可维持生存。
土改时，我上了扫盲夜校。深夜哥哥总是赶到两里外的汪庄去接我。相依为命的那种骨肉之情铭心刻骨，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由于刻苦好学，我在全乡脱盲考试中一举夺魁，获得了中国有史以来乃至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凭--“扫盲毕业证书”。四十多年过去了，假如那张“证书”还在的话，也可算得上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了。
去日苦多，转眼哥哥已经十六岁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板，已成为父亲庄稼地里的好帮手，犁、耙、耕、种样样拿得起。他忠厚善良，性格非常像父亲，村里不管谁家遇到大事小事他总会过去帮忙。父亲愁苦的脸开始露出笑容，再过两年娶个儿媳妇，这个家也就有希望了。
不知为什么，灾难总是和这个破碎的家过不去。正当父亲到处张罗为哥哥提亲时，灾祸又从天降！
村里闫玉兰家死了一头病猪（黄膘病），按理说病猪肉是不能吃的。可在那个年代，谁家也舍不得把一头死猪扔掉，除了自家食用外，还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乡邻。穷苦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猪肉，看到别人买肉，我馋得流口水闹着要吃，父亲拗不过，只好赊了两斤。闻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们兄弟三人狼吞虎咽，连骨头都舍不得丢，吮了又吮、啃了又啃、嚼了又嚼。
半夜时分，哥哥呕吐不止，脸色发青，两眼发直。父亲连忙找人将他抬到九龙岗矿工医院，但终因食物中毒，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父亲抱着哥哥的尸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哥哥的拨著短筹，使我们家失去了一根顶梁柱，父亲少了一只得力的臂膀。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老人家几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豆油灯下，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更加忧伤、憔悴，他一边抽烟一边落泪，白发人送黑发人何等凄惨！可怜的父亲啊，幼年无知的我害了您，害了可敬的兄长，每当想起此事，我总觉得心酸，后悔不已。
好心的亲友们为了让父亲从悲伤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轮番邀请他去看戏，每次我总是跟去凑热闹。
离家二里之外，有一简陋的小戏园，紧靠九龙岗火车站，当地人称它“站后戏园”。淮南市“倒七戏”剧团（后改称庐剧，是安徽省最大的地方戏剧种之一，流行于淮河两岸、长江南北、大别山区及皖东一带）正在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华丽的戏装，精湛的演技，使我这个刚懂事的孩子看得如痴如迷，而且上了瘾。打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天天不歇，场场必看。农忙时，我就自个儿来，每天提前到小戏园门口，瞅着来看戏的大人，叔叔长奶奶短的叫着，然后拽着衣襟跟进去。
由看戏到爱戏，两个月下来，我竟然学会了“倒七戏”的一些基本唱腔。什么“老生调”、“小生三七”，还有“二凉”、“寒腔”，我都会哼上几句。晚上看戏，白天教一帮放牛娃唱戏，在我的编排“导演”下，虽不伦不类，倒也有声有色，玩得开心，唱得高兴。
空中的鸟鸣，清澈的溪流，岸边的野花，芳香的禾苗，陪伴着放牛的牧童、挖野菜的女娃，唱呀、跳呀，那情那景只能在梦中追回，记忆中再现。难忘的童年！难忘的小伙伴！更难忘我当了小伙伴“剧团”的“团长”，尽管是自封的。
戏剧，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把它当成人生的乐趣、追求的目标，心中萌发了学戏从艺的动机。为实现这一梦想，我大着胆子向父亲提出自己的想法。他摇摇头说：“人家会收你吗？”虽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我知道他并不反对我去唱戏。
这天散戏后，我鼓起勇气跑到后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问道：“你找谁？”
“找团长。”
“有事吗？”
“我想进戏班学唱戏。”
“为什么不上学？”
“家穷，念不起书。老伯伯，收下我吧！”
“学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们唱的戏调我都会。”
“你会唱？”
“会，不信我给您唱一段。”
“好，唱几句我听听，唱好了就收你。”
“我就唱段《山伯闯帘》吧？”
“行。”
于是，我亮了亮嗓子唱道：
同窗共读整三年，今日为何隔道帘？
贤弟不把珠帘扯，休怪愚兄硬闯帘！
我一边唱，一边用眼瞟老师傅，见他面带笑容双手合拍为我打板眼，我更加觉得自信，一口气唱完。这时，我才发现一些来不及卸妆的演员站在我身前身后，他们头上“网子”、“水纱”还没来得及解下，身上还穿着“水衣”，用“凡士林”和草纸擦脸上的油彩，围在周围听唱。接着我又唱了几段，人群中开始议论：“这孩子唱的虽然调门不准，嗓子、灵感都还不错……”老师傅高兴地拍了拍我的头。
“小家伙跟谁学的？”
“跟你们学的。”
“我们？”
“你们在台上唱，我天天在台下听，学来的。”
“无师自通，很有灵气。家里人同意吗？”
“同意。”
“那好，你先回去吧。等团长回来我向他汇报，明晚来听信吧。”听老师傅的话音，又看到演员们赞许的目光，心想该有个八九不离十吧。一路上我连蹦带跳，唱着戏回到了家。这一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高兴得睡不着觉，心想，自己很快就可以当演员了，不仅能登台唱戏，还可以拿工资养活父亲。想着，想着，我带着甜蜜的微笑进入了梦乡……武场打罢“闹台锣”，“四击头”把我送上台，一捋“髯口”一个“亮相”，就听得台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一声叫板，武场打了个“叠头”，文场奏罢“过门”，我接口就唱，台下观众一下子站了起来齐声叫好，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正唱得起劲时，忽觉得屁股被重重地敲打了一下。睁眼一看，原来是父亲叫我起床，想起刚才做的梦，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天，我再也无心和小伙伴们玩耍了，并向他们宣布：“不跟你们玩了，从明天起我就要进剧团学戏了。”
心中只盼天黑，早去戏园听信，可总觉得今天的太阳走的太慢、太慢。好不容易熬到日落西山，晚饭没顾上吃就直奔小戏园。老师傅见了我，很客气地倒了一杯水递过来。这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焦急地等待喜讯。然而，老师傅闷头抽烟一言不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小声叫道：“老师傅……”他站起身来说：“走，我们出去说。”我跟着他来到前台，这时观众还未进场，戏园子空阔宁静。急不可耐的我，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几次想问又不好开口。老师傅坐下后对我说：“孩子，团长说了，你的条件不够。”
“是我唱的不好？”
“不是。”
“老师傅，那是为什么呀？”我几乎带着哭腔。
“孩子，别问了，今后还是学点别的手艺吧。”
这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满心热望顷刻成冰，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如同昨天试唱一样，从后台一下子涌来好多人。我猛地跪在老师傅面前：“求求你，收下我吧！”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小青年说道：“小弟弟，别缠着我师傅了，他老人家做不了主呀！”他拉起我继续说：“实话告诉你吧，团长说你脸上有麻子不同意。”我听后，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哭得更凶。
老师傅站了起来，挥挥手叫大伙快去化妆。此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说：“当个演员要具备很多条件，不光要嗓子好、身段好，五官也要端正，演员是非常讲究扮相的……”我听后失望道：“那我今生永远不能进剧团了？”“想进剧团还有一条路。”我一听，精神为之一振。瞪大眼睛，忙问：“哪条路？”
“凭你的机灵可以学文武场。”
“什么叫文武场？”
“文场是吹、拉、弹、拨。”
“武场呢？”
“打锣鼓家伙。”
“那就不嫌我脸上有麻子吗？”
“文武场在舞台侧面，观众是看不到的。”
脸上麻子，使我的童年在阴影下度过；生理缺陷，饱尝人世间许多辛酸；面貌不佳，遭受多少歧视冷眼。稚嫩的心受到无情的伤害，也给日后人生招来许多不幸，我带着失落和泪水回到家中。
不知是上天有意安排，还是命中注定？就那么巧，二十年后我创建剧团，他们中很多人投我麾下，包括主演花旦戴宏云、拒我于“梨园”大门之外的团长朱玉仙。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一戏剧性变化可谓是：
昔日被拒在门外，岂料卷土能重来。
小鬼一转变阎王，你方唱罢我登台！
人常说，天才缘于勤奋，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我看来，也并不完全对，在求艺的道路上，即使十分聪慧的人，如不就师，素质很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