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汪精卫第3卷:矛盾三角
7459500000040

第40章 逮捕吴开先(2)

于是,两种声音只剩下一种,两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了,唐惠民用一种从死神手中逃命出来的奇异声音,哆哆嗦嗦地说:“我,我立功,立功赎罪!”

“这就对了,这就够同学了!”李楚人如愿以偿地笑着,“我与老同学的恳谈,总算没有白费时间。”他顿了一会,“中央警政部李部长向我传达了汪主席的旨意,如果你的立功大于你的犯罪,不仅可以免你一死,还可以安排你的工作。”

一股渴望活在人世上和谋求生活的强烈愿望,顽强地冲击着唐惠民的脑细胞,脸上泛着死里求生的红光,特别是眼睛,充满灵气,炯炯有神,高兴地说:

“我要提供的第一个情况,既是坦白交代,也是立功。四十天前,也就是我被拘留的十天前,王天木提供吴开先住在上海白克路五十八号的住址是确切的,那是吴开先的发妻住的地方,当时吴开先也确实住在那里。那么,为什么特工总部没有抓到吴开先呢?责任在于我,因为我及时将情况密报给戴笠,吴开先立即转移了地方,所以扑了空。结果王天木继续被关押到现在。唉!王天木是我的老朋友,是我害了他。”

“王天木是什么人?”李楚人初来乍到,对许多情况不熟悉,眨巴着眼睛问道。

“他原是军统华北区副区长、代理区长,前年六月被日军逮捕以后,参加了和平运动。后来,他也与我一样,在特工总部与军统之间摇摆不定,经戴笠一拉,于半年前暗中倒向了军统,只两个月就被特工总部发现逮捕了。”唐惠民心中有股酸苦咸辣掺合在一起的怪滋味。

“嗯。”李楚人点点头,“那么,吴开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上海爱多亚路附二三五号。”唐惠民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楚人问。

“由于我及时向戴笠提供情报,使吴开先脱险,他特地派秘书李华夫送来十两黄金,表示酬谢。”唐惠民的脸板得很紧,说明他很认真,“李华夫告诉我,吴开先说过,我若有机会去上海,欢迎我去吴开先家做客,他不是住在爱多亚路附二三五号,就是住在杜美路四十六号。前者是吴开先二姨太住的地方,后者是他三姨太住的地方。”

“唐学长要提供的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内容?”李楚人感到很满意。

唐惠民想到还可以安排他的工作,说道:“我可以提供三个情况。第二,去年秋季汪主席他们招收女特工人员时,军统南京区派耿惠惠等二十一个女特务打进来。她们成立了个特别小组,由耿惠惠任组长,廖曼丽任副组长,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不清楚,抓到耿惠惠或廖曼丽,来个顺藤摸瓜就可以一网打尽。”

“军统南京区的情况你知道吗?”李楚人的胃口很大。

“一点也不知道,不是我狡辩,因为戴笠不允许我知道。”唐惠民说。“第三,军统上海区在海格路七十四号设立了一个秘密行动组,专干绑架与汪主席的南京政府有秘密联系的人。这个组由杨成基负责,成员有六七人。”

下午三点,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和丁默邨、李士群等人听了李楚人的汇报以后,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唐惠民提供了吴开先最近的住址。这是因为吴开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三九年冬,吴开先奉蒋介石之命秘密从重庆来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统一行动委员会书记长,领导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上海、南京六省市沦陷区的国民党地下省市党部发展党员,保存实力,为所在地的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和筹措粮食,以及开展搜集日军与和平军的军事情报等工作。

“吴开先一定知道唐惠民已被我们关押的事,也肯定担心唐惠民向我们提供他新近的住址,他很可能又转移了地方。”汪精卫丰润少皱纹的脸上永远浮着微笑,这种微笑绝不是和蔼与轻松的表现,而是奸诈和衰弱的流露,“因此,我的意见,我们的报纸和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唐惠民被我们处决的消息。”他把脸转向李楚人:“李先生能够从唐惠民嘴里掏出这样一些重要情报,为我们南京中央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很好!你回去以后,再设法说服唐惠民,要他躺在地上装着被处决的样子,让你拍个照,连同文字消息一块见报。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提供的三种情报经过我们实践之后,证明他说的全是真话,不仅不枪毙他,还可以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再酌情安排他的具体工作。”

“好,楚人我遵命照办。”李楚人心里热呼呼的。

“汪主席的斗争谋略非常高明。”陈公搏很钦佩,“我补充一点意见,先派人在上海爱多亚路二三五号和杜美路四十六号两处秘密观察,等假处决唐惠民的消息公布三五天以后,吴开先平静下来再动手,这样,逮捕吴开先才能九拿十稳。”

“我赞成汪主席和公博兄的意见。”周佛海沉思着说,“不过,如果在观察中已经发现吴开先在爱多亚路、杜美路两处住宅出现,可以立即动手,不必硬等三五天,以免夜长梦多。”

“公博和佛海二兄的意见都很好。”汪精卫扫了大家一眼。

“逮捕吴开先的问题还有什么意见?”

“爱多亚路和杜美路都是租界地,抓吴开先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绝不能开枪。”李士群补充说。“这意见提得好!”汪精卫很满意,“士群兄,这回抓吴开先由你负责指挥。”接着,大家对逮捕耿惠惠和廖曼丽等人,以及破获军统上海区海格路秘密行动组等情况进行了研究。

十月三日在上海,是一个寒流过后,气温回升,给人们带来愉快的晴天,金色的阳光如同美酒,使人舒服,使人陶醉。凡是有阳光照射的阳台上和街檐下,都有老年人在悠闲自得地晒太阳取暖。在开纳路潘三省家的围墙外坐着几个衣服褴褛的老年乞丐,一个个把贴身的里衣脱下来捉虱子,大概是年老眼花看不见,干脆用口咬着藏虱子的线缝,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奏出一支饱暖人家听不到,穷苦人家听惯了的时代悲酸曲。

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吴开先获悉唐惠民被汪精卫集团关押之后,立即带着三姨太赵艳秋、秘书李华夫和两个贴心卫士,转移到潘三省家,暂时住在唐生明夫妇住过的那几间房子里。上午十点左右,吴开先正在召开国民党六省市地下党部组织部长会议,强调把发展新党员的工作重点放在新四军与和平军,具体对象是师、旅、团的机要员、秘书和这三级长官的勤务兵与随身卫士身上,以便准确及时地掌握这两种军队的军事情报。

现在,吴开先刚听完国民党江苏省地下党部组织部长倪致德关于在新四军一个支队中,将支队的文书、支队长的马夫和警卫员等三人发展为国民党员的汇报,潘三省走进来,将一张《中华日报》送给吴开先,低声说:“报纸上刊登有消息,唐惠民被汪兆铭他们枪毙了。”说罢,就悄悄地走了。

在座者除了吴开先,听说唐惠民被处决,都心里一怔,有的指责汪精卫集团残暴,有的因与唐惠民有过很好的交往而感到难过,有的夸赞唐惠民的处决是因为他宁死不屈。

吴开先对此之所以一言不发,这与他的身世分不开。他是江苏青浦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现年四十二岁,一九二二年加入国民党之后,先后任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代理市党部主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军委会第六部第一组组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吴开先任代理市党部主任时,上海市公安局在静安寺路抓到一个共产党员,他看了一审和二审的案卷,轻信了被审讯者的口供,叫公安局把那人放了。几天以后,从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的招供中,得知那个被放走的人是当时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的闸北区负责人,抗战后曾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员的何克希。吴开先因此受到蒋介石的批评,致使他的代理市党部主任,而永远成为过渡。从此,他遇事特别谨小慎微,从不轻易表明态度。

他从潘三省手里接过《中华日报》,先向照片瞟了一眼,然后阅读消息,其中有“顽固不化,死不认罪”的句子。难道唐惠民真的是宁死不屈?他仔细看了看那印刷清晰的照片,只见唐惠民脸朝天躺在一片荒草坪里,一只手捏着拳头伸过头顶,一只手插进泥土里;一只脚弯曲着,一只脚也没有完全伸直;两只眼睛紧闭,嘴巴半张开着。这一切说明唐惠民临死前有过短暂的痛苦挣扎。胸部有个明显的子弹贯穿洞口,灰色中山服的穿洞处四周血迹斑斑。但是,吴开先仍然没有吭声。他沉思片刻,放下报纸,要浙江省地下党部组织部长汇报在和平军中发展国民党员的情况。

然而,三姨太赵艳秋看了唐惠民被处决的消息,心情就不像吴开先那么平静了。她斜靠在皮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吸着,思考着回杜美路家里的事。她长得很美,皮肤白皙,面颊和嘴唇色彩鲜艳,眼睛里总是放射出惹人情欲的光辉,嘴唇如同两片珊瑚,牙齿酷似两排珍珠。她妓女出身,吃喝玩乐惯了,近半个月来住在潘三省家里,不能随心所欲地带着女佣李嫂逛街和看戏,也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与她打麻将,仿佛被关在笼子里的鸟那样不自由。吃东西也不如在家里,自己想吃什么就吩咐李嫂做什么,来这里以后跟着潘家一起吃饭,因口味不对,经常只吃个半饱。还有,藏在箱子里的那些金银首饰和珠玉宝贝,仿佛成了有情物似的,老是在召唤她回去,使她牵肠挂肚,担心会落在别人手里。

“噢!先生你散会了。”赵艳秋被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打乱了胡思乱想,见丈夫已出现在眼前,赶忙起身接过他手中的文件包,“唐惠民被枪毙,说明他没有向南京政府低头屈服,也说明他没有向透露我们的住址,下午我们可以回杜美路了。”她依偎在丈夫右侧,向他投去迫不及待的目光。

“不要轻信敌人的报纸,得慎重考虑。”吴开先侧过身子抚摩着她柔软的脸颊,“再等几天,观察观察动静再说,我的宝贝!”

“还要等几天,住在别人家里多不方便,真叫人受罪!”赵艳秋娇嗔地把嘴巴一撅。

“你要从我的安全着想,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他把嘴伸过去,“来,让我吻一吻。”

吴开先比赵艳秋大二十二岁,但她是爱他的。若确切地从感情的真切度分析,她爱他的权势和源源不断地流向她手中的金钱,远远胜过爱他这个人。然而,有一点是使她满意的,就是吴开先有个好身体。他虽然过着多妻妾生活,还不时地出进花街柳巷,但因为出身富豪之家,良好的先天条件和从小过着优越的物质生活,给他奠定了身强体健的基础,加之滋补品和营养品不断,每天早晚注射两次雄性激素荷尔蒙和盖世维雄,四十开外的人仍然焕发出生机勃勃的阳刚美,这就很自然地缩短了夫妻间的年龄悬殊。

“如果唐惠民为了立功,向南京政府提供了我们的住址,一是他不会被枪毙,二是敌人早就会动手抓你。”赵艳秋并非没有想到丈夫的安全,但更多的考虑自己的享乐,“还要观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