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持续的高风险的信贷实践，既可以说是助力因素，也可以看作受迫因素。一个自由市场在正常的压力下，会逐渐阻碍高风险抵押贷款的销售，或是向他人的转移。但是，由于有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政府资助型企业的存在，事情变得与众不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设定了购买抵押贷款的具体指标，这些抵押贷款由银行或其他借款人发放给“被服务水平低下”的人口，对于能够将抵押贷款转售并快速获取利润的借款人来说，风险自然无须关注，因为它将随着转售成为政府资助型企业（最终为纳税人）的问题。然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是这些高风险抵押贷款的唯一出口，事实上，其他金融机构所购买的次级贷款，甚至超过了这些政府资助型企业所买入的次级贷款。
在自由市场上，如果高风险的抵押贷款逐渐吞噬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或是诸如贝尔·斯特恩斯这样的私营企业的资产，那么，它们发行的证券也将逐渐难以销售给投资者，进而高风险抵押贷款的生产也将逐渐得以刹车。但是，在诸如穆迪、标准普尔以及菲奇等评级机构给予高风险抵押贷款型证券高等等级信用评级的情况下，这些高风险的证券便受到了全美乃至全球投资者的欢迎。这些评级机构曾经是，或者现在是私营企业，但是，它们的运作却无法遵循自由市场的机制。
尽管市场上存在着上百家评级机构，但在2003年之前，仅有3家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以及菲奇，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方认可而成为授权评级机构，这3家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被采用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的监管规则当中。正如纽约大学劳伦斯J.怀特（Lawrence J.White）教授于2002年对上述情形的总结一样：
在任的证券评级机构是受保护的，潜在的进入者是遭到排斥的，评价债务（以及资本配置）风险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很可能因此被摒弃。这样的进入机制是一个好的意图却走向了扭曲和错误的完美案例。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机制，将原本可以成为拥有无数评级机构的自由市场，转化成为了一个仅存在寥寥几家评级机构的垄断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