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一个博弈的原理：谁先掌握了信息，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优势。信息是知识，如果说博弈的均衡取决于知识结构，那么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博弈的均衡取决于信息的获得、构建和组合。自然，信息在博弈中的作用就体现为：信息的不同组合对博弈结果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博弈中，参与人也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传递和发出信息、信号（如承诺和威胁），进而使博弈中的其他参与人改变原先的策略，得到新的博弈的均衡，或者隐匿、故意泄露自己的信息，使博弈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外部信息和类型依存的参与人行动所发出的信息对其他参与人的信念具有修正作用，使博弈最终达到一定的均衡。所以，在博弈中，参与人要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纳什均衡，掌握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在专制的封建王权制度下，皇帝是一座最大的信息宝库。谁能够尽早地从这位最高统治者手中获得信息，在官场权力的角逐中就会处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宦官与朝臣的博弈，为什么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权术谋略的朝臣屡屡败在出身低微的宦官手中？为什么一字不识的太监也能掌握天下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所有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握了博弈的信息论，就不难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自从永乐皇帝以后，宦官就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在明武宗时，出了一位大太监刘谨。刘谨本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入宫侍候姓刘的大宦官，于是跟着他姓。一次，刘谨犯法，按律应该处死，不料因祸得福被派去伺候太子。太子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谨即为“八虎”之首。正德皇帝登基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刘谨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毯”，“日进鹰犬、歌舞、角危氐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太欢乐”，对刘谨便日渐信任。
刘谨以权力和财富而记录史册。夏燮的《明通鉴》记载刘谨的财富：“金银累数百万。”清代赵翼经过考证，在《廿二史札记》记载：刘谨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明朝强盛的时候，国家每年的正式税收是二百万两。刘谨巨额财富是怎样来的呢？
史料记载，正德元年，刘谨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要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这无异按职位论价，掌握了官职的专卖权。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两人计算，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谨下令每个布政司送银两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这等于就是将职位第二次出售，交钱就保官，不交钱就滚蛋。这一次专卖权的垄断，使得官员不得不向京师巨富借钱买官。
正德初年，刘谨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明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监察工作，和六部配套设置，故而统称“六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事情来得突然，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记载，刘谨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谨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支付刘谨，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因为完不成一千两银子的摊派而自杀，这的确让人费解，但明代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可以解释其中的玄机。据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记录：刘谨权势最大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
给事中安奎、御史张永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谨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自杀反而是一种幸福的解脱。
面对刘谨的嚣张气焰，咄咄逼人的攻势，天下臣子的官职和爵位似乎都掌握在这么一位太监的手中。但朝臣并没有任其宰割，而是采取了自卫策略。这无异是一场宦官和朝臣的博弈。
正德元年，文官以刘谨等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为导火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年幼的皇帝烦透了文官讲的大道理，却被武官监侯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朝臣便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谨。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和阁臣们商量，把刘谨等人发到南京闲住。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谨。刘谨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谨，王岳为内应。
在这场博弈中，博弈一方的朝臣要求处死刘谨为首的一帮太监，这无异于把对手逼上了绝路，双方不可能达成均衡。但在这场博奔中，朝臣和宫中不满刘谨的太监结成同盟，似乎占据了主动权，但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皇帝，他是这次博弈的裁判员，他站在哪一边，博弈就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谨报警。刘谨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刘谨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谨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皇帝态度的转变，对朝臣就大大不利了。大臣手里并没有制约皇权的能力，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谨初战告捷。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谨性命的天文官。直到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谨大获全胜。
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自己不利时，能够利用自己所处的地位，制造新的信息或者改变对信息的解释，让自己永远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不败之地，是那些身居要津者的不二法门。
刘谨为什么在与朝臣的博弈中，在看似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博弈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他能够比朝臣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能够利用自己随时可以接近皇帝的资源，制造新的信息，使皇帝改变主意。而封建专制的独裁性就决定了信息的不确定性，看似处于极为有利地位的朝臣，在太监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之后，他们所传递给皇帝的信号已经被全盘否定，而信息的不流畅，使他们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定的策略，那就无异于和皇权直接对抗。
包括刘谨在内的太监，为什么能够兴风作浪，玩弄天下臣民于股掌之中，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能够在最佳时机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权力。《明史》说，刘谨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谨便独断专权，不用向皇上汇报了。
皇权的独断性，使历代朝臣与宦官博弈，实际上争斗的就是如何让皇帝接受自己的信息和如何让皇帝不接受博弈对手的信息。而宦官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他们能够将皇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不仅使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从垄断的专卖权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宦官这种专制王权的特定产物，又使他们根本不考虑做事的后果，所以一旦在非合作性博弈中取得胜利，就变本加厉地报复，破坏起来也就异常严酷。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充当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