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时，因为这种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同，就会形成一种地位的区别。反过来，如果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程度。举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明朝建国之后，通过逐渐的调整，特务政治越来越完备，锦衣卫和东厂作为特务机构，采集了大量的社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上报给太监头目和皇帝的，普通的百姓根本无法得知这么多的信息，又因为不知道如此丰富的信息从而对国家缺乏足够的了解。
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比如，某个地方下了大雪，民间的百姓可能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种好的气象；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说法，说这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术士们又可能有另一种说法，说这场大雪里面包含着什么潜在的信息和暗示。面对同一个信息，解读会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解释权的争夺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对上天的预言——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天象和气候现象——进行解释。也成为信息博弈的一个内容，因为人们往往不是简单地进行科学的研究而去解释天象，而是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天象和气候进行分析。这种把自然现象人性化解释的做法，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博弈，但围绕的是对信息解释权的博弈。
中国古代有个把自然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理论，叫做“天命说”。
“天命说”是指在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变化或者即将出现变化的时候，上天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来提醒世人。这些征兆分两种，一种是预示旧的统治将要结束的，称为“灾异”，比如母鸡突然变成公鸡，大旗被风吹断，地震海啸等等；而另一种是预示谁将会是新的统治者的，称为“灵征”，比如出现凤凰、麒麟、连理树、金光之类的迹象。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就有追溯上古时代的著名灵异物品“洛书”、“河图”的说法，据说那是上古帝王伏羲得到天命的象征。
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当解释权被垄断时，信息也就被人格化了，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博弈。
到了两汉时期，“天命说”发展得越来越玄、也越来越复杂，儒生们宣称天命有三种，分别称为“赤统”、“白统”与“黑统”，只有得到这三统中的一种才得以建立新王朝。而且，儒家子弟学了一些阴阳五行的学说，又推出一个“谶纬”理论，一方面以古怪的图画和莫名其妙的谶语作为天命的象征，另一方面伪造出一些“注释”儒家经典的“纬书”来宣扬天命观念。俗话说，“假做真时真亦假”，“谶纬”学说神乎其神的样子，让帝王将相乃至平民百姓逐渐接受并深信不疑，而那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们，也开始伪造上天的意旨，做出一些灵异现象来宣称自己是可以改朝换代的“新圣人”。
在东汉末年，曹操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一辈子都没有称帝，因为他知道，维护汉朝皇帝统治权威的“天命说”还无法攻破。那么，为什么曹丕还要篡夺皇位呢？为什么在曹魏政权的最后，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会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呢？这就是他们使用了“天命说”。曹操太过聪明，也太过小心，他自己知道天命说不足以骗聪明人，所以自己不肯使用天命说来逼汉献帝退位；他也知道许多平民百姓就相信天命，所以他反过来觉得汉朝的天命还应该维持下去。曹丕却不一样，他喜欢使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废掉汉献帝而自己称帝，使用的正是“天命”。
曹丕有什么天命呢？这就要说到西汉末年就流传的一句谶语了。这句谶语的内容是“代汉者当塗高”，什么意思，大家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汉朝会被取代，至于什么时候被取代、被什么人取代。一概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乱猜，是不是一个名字叫做“当塗高”的人将取代汉朝呢？“当塗高”这个姓氏似乎是有的。但是好像人数特别少，在这个姓氏的人里面还要出一个取代汉朝的人，概率更是小得可怜。所以，许多人开始牵强附会，王莽篡汉之后，各地兴起了讨伐王莽的军队，而割据四川一带的公孙述就说，这个“当塗”，就是“在路上”的意思，而自己的名字“述”，不就是道路吗？所以自己应该取代汉朝。
这听起来太过牵强，也太可笑，可是这段话却是在公孙述写给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的信里面作为严肃的说辞的。刘秀也不含糊，他说“代汉者当塗高”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的，但是肯定不是公孙述，公孙述能解释“当塗”，那么“高”又是什么呢？看上去，好像刘秀在和公孙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刘秀是在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驳斥公孙述胡乱联系和天命有关的谶语为自己造势的行为。
东汉建国以后，“代汉者当塗高”这句谶语没有就此绝迹，而是继续流传。无巧不成书，到了汉末军阀割据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皇帝瘾的军阀——袁术，他捡起了公孙述当年说过的话，说这个“当塗高”就是指他袁术，所以他应该做皇帝。当时的军阀们每个都想自己做皇帝，所以对袁术的这番话自然纷纷进行反驳，曹操甚至斥之为“冢中枯骨”。
到了曹丕的时候，又要重新捡起被公孙述和袁术用过的这句谶语来了。不过曹丕和他的谋士们解释得倒是合理一些。“代汉者当塗高”，这个“当塗高”到底是什么呢？当时，在路上，有所谓“魏阙”，就是高大的瞭望台之类的东西。“魏阙”立在路上，而且很高，所以正是“当塗高”。当时，曹氏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曹操生前就被封为“魏王”。所以人们听说之后恍然大悟，觉得这句流传了二百年的谶语终于到了应验的时候了。于是乎，曹丕有了“天命”，就差一个“禅让”的仪式了。
在曹丕手下大臣的逼迫下，汉献帝终于“写下”（实际是曹丕的手下写好让他签字的）了退位并且禅让给魏王曹丕的诏书。这诏书在朝廷上宣布的时候，按照“禅让”的惯例，接受禅让者应该连续拒绝三次，而且每次还要把脸换一个方向站立。曹丕规规矩矩地执行这个惯例，接连推辞再三，说自己才德不够，怎能随便就接受禅让之类的话。但是大臣们纷纷叩头，并且说如果曹丕不接受禅让，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之类的肉麻话来。最后，曹丕不再推辞，终于坐上皇位。
接受禅让时候的“推辞”和大臣们“声泪俱下”的场景，不知道曹丕和他的心腹们排练过没有，反正根据历史的记载，是栩栩如生，好像真的是就应该顺应天命让曹丕做皇帝一样。这种表演已经完全没有了尧舜之间禅让的那种实质，而是完全的台形式主义，没有互相谦让的诚信，完全成了体现自己伟大与崇高的表演而已。但是，作为一场闹剧，曹丕的表演，正是体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人们公认的政治信息“代汉者当塗高”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的结果。他利用了当时人们相信天命的特点，同时又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这句据说能体现天命的预言解释成自己应该取代汉朝，牵强地为自己找到了改朝换代的合法依据。对上面的博弈，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博弈树来表示：
汉献帝相信天命曹丕相信天命曹：作出合理理解；
从博弈树来看，相信天命是当时的公共知识，汉献帝不相信天命是不合常理的，应该去掉。作为公共知识，曹丕当然知道天命，但他可以不信或不作解释，也可以取得帝位，但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汉献帝的禅让的形式，那么，他的帝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了，就难以封住众人之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