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用道德的态度来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矛盾，虽然是广泛的和重要的，但却不是万能的。因为能否起到解决这一矛盾的作用，关键还在于每一个人自身道德水准的高低，还在于社会舆论、教育和示范的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付诸于人们的理智、觉悟等等，虽然这些亦为道德的调节功能，但还取决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科技发展的水平。
（第四节）人类的生态道德责任
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爱大自然，保护环境，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它具有不可忽视的道德价值，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道德规范。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地遵守。
人类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人类对于自然界所必尽的义务和权利。这个应尽的责任，可以分成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两部分。
一、人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法律责任
作为人类，应该承担起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责任。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法律责任。
法律主要是用行为准则来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法律必须经过国家机关的批准或认可，它所凭借的是有组织的惩罚机关和系统的惩罚措施，是一种靠国家强制的力量。
为什么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人们要负有法律责任呢？
这是因为，生态系统平衡与否，已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若被破坏，便危及到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乃至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人类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时，必须负有法律责任，这既是由法律自身的职能和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加感受到在维护生态平衡的时候必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德国为例，在德国各地旅游，树总像是影子似的伴随着你。即使在慕尼黑、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城市，也都有大片森林。原联邦德国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0％，森林面积为730万公顷；31％是国有林，44％是私有林，25％是市镇所有；林业人员27000人。城市森林工作委员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联邦级会议，交流经验。为什么原联邦德国有如此丰富的森林资源呢？用巴登市的森林管理局局长、城市森林工作委员会主席安东·哈默博士的话来说就是：管得严。原联邦德国各级政府都制定有森林法，一级比一级严格、细致。其中，一个古老不变的原则是：砍伐量不得超过生长量，砍多少棵种多少棵。
法国林业发展迅速亦得益于森林法。法国有了今天的森林面积，首先是因为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法规。法国从1115年制定的森林土地丈量法开始，到现在涉及全国性的法规有36种。
原联邦德国和法国的经验表明，以法治林是保护森林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除了森林资源外，其实整个自然界都如此，只要我们制定相应的保护环境的法规，并且做到有法必依，相信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可以维护的。
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很好遵守，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中国科学院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郭方认为，这首先是因为目前的法规大多是政策性的，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使得执法部门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缺少量刑标准，无法制裁破坏行为。其次，执法队伍力量薄弱，素质也差。他打个比方说，维护社会治安，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公安部队，同样，保护生态也需要有一支阵容整齐的队伍。第三，对于生态保护法的宣传教育不够，在许多公民中，说杀人抢劫是犯罪，他承认，可是盗伐木材、非法狩猎也要坐牢，他就会有怨言：“难道动物、木头比人还重要？”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少农民片面追求生产而不注意甚至随意破坏环境和生态，如滥伐森林、任意捕猎珍稀动物等。我们的国家已颁布了《环境法》，召开了环境工作会议，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贯彻起来却不是容易的事。有的地方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流于形式。
中国差不多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的报复，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切的感受。沙尘暴就叫生态报复。新中国成立前50年，沙尘暴是17次，而最近50年是62-63次，而且越往后频率越高，20世纪90年代是2-3次，这几年，年年都有，大环境使人们对生态有认识。中国人对环境保护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如果我们现在立即采取措施，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生态进一步恶化的势头可以停止，甚至可望好转。这些措施当然包括资金、科技的投入，但在目前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强管理、严格执法是保护生态免遭进一步破坏的更为切实的办法。
二、人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道德责任
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调节力量，但两者却又有着很大的区别。道德调节的范围比起法律所调节的范围来说要大很多。因为道德调节可以广及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而法律则不能。正因为此，在调整人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法律责任的同时，更应该强调道德责任。此外，道德的调节是完全靠人们的自觉程度，“道德法庭”遍布于整个社会和每个人的心中，是由每个人自已来实行的。
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中，人类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会显得更为重要。就道德的功能来说，它可以具体化为：
（一）调节功能
它在道义上规范着个人、集体、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使其得到合理的调节。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问题上，道德的功能就是要求人们不再把人类自身看成是纯粹自身的事，而应该把它同整个自然界联系起来，并以后者为标准去正确地处理。
（二）认识功能
道德规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范一经确立，又反过来去指导人们的行为。我们大力提倡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就是要求人们总结人类在生态系统平衡的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认识自然和人的关系，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认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问题。
当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若不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就会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自觉地或比较自觉地去实行人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道德责任，从而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具有指导意义。
（三）激励功能
道德总是以“善”和“恶”的双重形式反映出来的。它肯定“善”，就有助于人们去防止和克服“恶”；它批评“恶”，就有助于人们去行“善”。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道德责任包括着实行它是“善”，不实行它就是“恶”的含义。因此，这就有了比较和激励的作用，使“善”得到强化和发扬，而使那些“恶”的行为为人们所否定和抛弃。
人类来自自然界，自然界又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该是“共存共荣”、“互利互惠”的关系。人们如果置长远利益而不顾，急功近利，一个劲地“改造”自然，势必要破坏生态平衡，即打乱了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物质以及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相对稳定，其结果必定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就是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就是破坏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人类一定要具有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道德责任。
一些有识之士和专家认为，多年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道路。某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一个不算小的场合很坦率地说，虽然我是主管环境的人，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我还是要经济效益的。
能完全责怪这位地方官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吗？多少年来，我国在制定政策时，在衡量各级政府的政绩时，生态问题总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树砍了、卖了钱；开了田，打了粮，均是功劳，而生态失调所造成的潜在危机反倒忽略不计。这不是在有意无意地鼓励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退化上的吗？
我们从上到下，都缺少一种道德意识，一种对生态系统应有的道德意识。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态道德意识淡漠，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比如我们曾为之骄傲的“壮举”——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垦草种粮，其结果不仅未增产粮食，反而使优质林地、优质草场退化为低产田，甚至变为沙漠，结果，在今天接受了大自然的惩罚之后，我们又不得不投人大量的资金、人力进行退耕还林、还草。
须知，人类始终不能脱离自然界，我们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爱护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之一，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遵守。
（第五节）中国历史上的生态伦理观
千百年来，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许多观点或主张。现在，我们仅就中国先秦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观作简要的评介。
一、先秦儒道两家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现代生态伦理学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所谓“天人之际”问题。汉代着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谈到撰写《史记》的宗旨时说：“欲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天人之际”的问题，天人之际即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针对这个问题，先秦儒家和道家分别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儒道两家虽然讲法不同，但实际上都肯定人是天地自然所生的，“天”与“人”既区别又统一。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肯定人是天所生的。荀子宣称：“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合而生万物。”也肯定人是天地所产生的。道家的创立者老子关于万物生成问题明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认为人的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都受天命决定，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孔子承认天命，却并不认为天可以直接对人发号施令。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过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就是说，天虽然是最高主宰，但它并不表现出自己的意志，自然界四时百物自己在那里运行生育，都是天意的表现，这是要人通过观察和行事去体会天意，这种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为“知性则知天，”如何知性就知天呢？孟子认为人的性是天所赋予的，性出于天，所以天与性是相通的。
孔孟这种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后来被发展为“天人合一”说。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天人合一”是在肯定“天、人”区别的基础上再指出“天、人”的统一，这是一种辩证思想。
与孔孟不同，荀子不同意“天人合一”，反对天人感应说。他宣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至人即是最高的人格，最高的人格是懂得天人之分的。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着名命题，认为自然界有其客观的必然规律，与人间的治乱、祸福并无联系。“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是说“天”与“人”各有自己的功能和作用，阴阳变化，四时交迭，这是天的职责，人不应也无法干预。相反，修身治国，则是人的职责。不能依赖于“天”，也不能违背“天”道，去干预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完成自己应有的职责。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改造自然的主张，在中国哲学史上呈现出独特的光彩。
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最大代表庄子，给“天”与“人”这对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渭天；穿牛鼻落（络）马首，是谓人。”这个定义是用庄子所惯用的比喻手法下的，它的涵义鲜明而又生动。在庄子看来，所谓“天”，是指事物的本性或本然状态。所谓“人”，专指人的那些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或行为。这与儒家学者把“天”看成是所述现象的规律；把“人”看成是社会生活现象的观点是不同的。
二、先秦儒道两家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和道家都看到了“天”与“人”的区别，肯定人是天地自然所生，并认为在天地之间有卓越的位置，人类与禽兽相比具有较高的价值。
《孝经》记载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肯定：“人人有贵于己者。”即肯定人人有自己的固有的价值。荀子明确指出了人与天、生物及其他有生物的异同，从而论证人为价值。他说：“水火有气而天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有其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到战国时代，在儒家的理论着作《易传》中，以“天、地、人”为“三才”，但三者地位并非均等，“人之超然万物之上。”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卓越、人的价值，很显然这必将导致一种调和论。孔子说：“尽人事而待天命。”孟子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纪之子焉能使予可遇哉？”他们看来，在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之处有“天命”在冥冥之中决定着一切。但是，不可因此放弃人而诉诸命运，强调人应当积极行事。
到了苟子，他清楚明白地看到了主体性原则，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定胜天”，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道家也肯定人与他物不同的卓越地位。道家的代表着作《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在宇宙中为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而非与物同等，实出于物之上。但是，在“道、天、法、地、人”的梯级结构中，人处于底层。道家认为“法天贵真。”只有自然，才是宇宙的第一原理，与无穷大之宇宙相比，人是极为藐小的，《庄子》的《外篇》及《杂篇》多有论述。《外篇》有这样的话：“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以暑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秭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外篇》又认为，人毫无独立的地位，人只是天地之附属品而已。他说：“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日：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身体生命皆非人所有，即皆非人所能自作主宰，人毫无所有，不过是天地间偶然形成之寄生物。
人在天地之间是藐小的，不足一提的。并且，庄子在《秋水》中又进一步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亦即人为或“人力”，是与自然、本然相矛盾相对立的。“人”应当顺从“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苟况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个批评是恰当的。
既然，“天”与“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亦即先秦儒道两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见上）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儒家和道家各有其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