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外貌与性格:各省地人的习性及经商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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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各地人的商业气质(2)

故事本身与乔家毫不相关,而且相去八千里。《大》片中的主人有四五个妻妾,而乔致庸家族家规极严,富甲山西,但在哪个封建时代却不准子弟纳妾。“大”片中男主角宿于那一房侍妾院中,院门口的一对大红灯笼就点亮了,那真是小说中才出现的事。乔家故居各院门确也各有一对大红灯笼,红灯笼除年节之外,特别是在乔家企业有新发展时,就会点亮了以示庆祝,这与乔家极重企业经营的理念密切相关。知道了这一情形,不禁为乔氏家族叫屈,乔家大院也许因“大红灯笼”一片而更有名了,却也因电影而损了其值得称道的家风,张艺谋拍电影也许有其追求惟美的一面,但对乔家来说,总是颇有不公之处。

现乔家大院的房屋建筑固然精美奇巧,但是其家风,特别是他们的企业精神与理财传统实在不逊于建筑的特色。‘他们家族在精致的外壳之下,并不是像“大红灯笼”片中所刻画的那样腐败,而是有一个值得现代管理文化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讨的“理财文化”在作为支柱的家族。

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一直到1953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现代金融业的普遍,才完全歇业,但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代,仍然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去子孙中绝不允许纳妾外,他们家中也绝对禁止赌博。为了使家人有所娱乐,大院中不但花园广阔幽雅,而且有各种运动设备,包括现代化的网球、篮球场,甚至有电影放映室、各种游乐室设施。乔家人治家至严,家长具有很大的权威,对子孙有严格约束,并且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乔家大院的六院之中,就有一院称为书房院,即是聘请着名业师来专门对子女进行教育之处。乔家教师中,很有几位后来都是颇有成就者。乔家富甲晋省,饮食自然很讲究,但是全家每日只供正餐两顿:上午十时及下午四时,目的即在表现其节俭家风。乔家对待佣仆至为宽厚,所以下人对主人都很感戴,甚至有仆人自愿为顶罪者,这方面已经进入乔家人对人对事的经营理念范畴了。

乔家大院各院的门前都有一对大红灯笼,这些大红灯笼亮着的机会很多,这是因乔家的生意很兴旺,每一分店新开张,每有一新创业,大红灯笼就亮了,告诉家人行业兴旺的情形,而不是主人到哪一院留宿的标志。

乔家有几十个粮油店,有二百处票号钱庄,所以大红灯笼常常要亮着。乔家的企业如此兴旺,除去传统式的家规严格外,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理财与管理的哲学,这也许就是现代管理学中所说的管理文化了。

乔家的理财经营哲学说不定是一项很值得深加探讨的宝库。若仅粗略而言,有几点是较为重要的。首先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已懂得财东(也就是资方)与经营分开,他们的企业中每一行号都有一个“掌柜”,也就是现在的总经理,生意一旦交给掌柜以后,乔家财东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盈亏赔赚都由掌柜者负责,每三年为结账期,到期由掌柜到祁县乔家大院报告经营情形,此时财东才可以提出原则上的意见。因此掌柜者都能充分发挥才能,把生意经营得很好,乔家因而在商业史上出了不少有名的银业家,如高钰、阎继藩、贾继英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着名人物。据说当初阎继藩在福州为原主所不容,几乎失业,乔家“在中堂”主人闻讯亲往迎聘,阎氏感其诚意,终身全力为乔家效劳,所以乔家钱庄能成为全国之翘楚。从这情形看来,乔家大院的人不但有现代资方与经营严格分开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这应该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乔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在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其鼓励、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依其任职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意去做,不仅结帐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股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这种了解中国人“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性格,给予防堵的设计,确是很有“文化与性格”学者的洞察力。

乔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有他们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现实、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这种伦理包括了如下几项他们的座右铭: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号,也许用现在台湾的术语,就是有“交陪”者,都给予非常宽容的待遇,破产者有时不索赔且给予资助,最终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远播的商誉。

今天,商品大潮汹涌,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山西人决心重振晋商雄风。在晋中的介休,那里的四个农民企业家把焦炭大批量地打入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市场。拥有数亿元资产的李安民,还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成立了办事处,业务扩大到服装、房产和炼铁等领域。1991年李安民成立安泰焦化有限公司之时,布什总统的助手代表布什发来了贺信,美国众议员等政界商界要人发来了贺电。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山西城乡居民的一些传统习俗正在逐渐打破。中外许多名吃、小吃纷涌太原、大同、阳泉等地,林立的高、中、低档商店和饭店、旅馆把这些黄土高原上的城市装扮得五彩缤纷,山西人开始讲究吃、穿、住了。小伙子、乡镇企业家和乡村干部穿起了西装,打起了“易拉得”领带。尽管不少人把领带打在毛衣外面,但那种走出黄土地、树立现代人形象的心情跃然而出。山西人争先恐后地走出了昏暗的土窑洞,架起了四通八达的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网。冲破四关的交通网和活跃的现代传播媒介,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活跃,血脉中隐埋着的祖先遗传的商品意识,正在以新的面貌浮溢而出。

8.徽商的气质及其特性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经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骨干,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夹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友地外出经商了,以致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识多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

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土风”,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良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22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峨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儒林外史》中这家徽商的室内布局,令人顿生似曾相识之感。而西递的这幅对联,则更为直观地揭示出徽州独特的乡土习俗。明代着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晃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可能相当普遍。而西递的“桃李园”就是这种分工的一种体现,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宅院由一贾一儒两兄弟构想、营造而成,分为前、中、后三进,背向序列三间,前进是两兄弟共用的空间,二进为做生意的住居,三进则系儒者所居。跨进居室,那屋梁上的斗拱、雀替、驼峰,楼层的栏板、柱棋、莲花门,天井四周上方的檐条,石墙旁的屏门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栏杆等处,目之所见,处处都是雕镂精细的木、砖、石三雕。二厢房用屏门组成,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漏窗上的图案,称为“冰梅图”——相当多的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纹上,除了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冰梅图”,在徽商住宅中所见极多,处处烘托出“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是个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在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据不完全统计,从1647年至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同时的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多得不胜枚举。在现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阀阅的旧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临村街墙上,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的亭阁式建筑。这座悬阁危楼,上书“山市”楼额,原本是主人怡情养性、凭栏观景用的。据当地村民告知,每当春天,遍野的映山红煞是好看,于此远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数月前,不知是谁心血来潮,将之改建成“抛彩球,选佳婿”的“古绣楼”。据说,这是为了开展“民俗旅游”。古为今用,原本亦无可厚非,只是先前古朴典雅的亭阁,竟被漆成猩红色,在粉墙黛瓦的西递古巷道间,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仿佛小镇美人的招摇,颇令人联想起方鸿渐所痛恨的那种“落伍的时髦”。

在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楼,有的是女祠,却绝不会有临街的绣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从此,萍飘蓬转,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先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妇人以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称为“记岁珠”。后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年届青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茫茫长夜何由彻?”寂寞的妇女,每当夜幕降临,面对空荡荡的深宅大院,有的将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如此往复,直到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发熬白了头。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由歙县到深渡的公路,这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年,徽州地区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当然,或许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