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区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其数量空前。现存于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十多万件（册）徽州文书，成了研究宋至民国（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徽州学”（或称“徽学”）可望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契约文书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国外有的汉学研究者甚至断言，这些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和经济的关键”。故此，原本一钱不值的契约、文书洛阳纸贵、行情看涨。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古董鉴赏之风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无孔不入，即便是西递这样的僻野乡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们光顾过。于是乎，粉墙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摊主（西递村民），在他们纯朴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丝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摊上的契约、文书数量着实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间，最晚的则到民国。通常是将一张标着道光年号的租佃文书与民国时期铅印的契约粘在一起，中间加盖一枚看上去不算太旧的大印。其真赝也只有天知道了！
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循环吧，数百年前，当徽州人因经商而囊丰箧盈之余，他们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拥赀钜万的徽州人凭借巨额的资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两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有人就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富财佬。当时，不少穷困潦倒的文人也挖空心思地骗取商人的钱财。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就出现了大批以制造假古董谋生的无行文人。据钱泳描述，书画、法贴的赝品当时称为“充头货”。作伪的方法很多，例如，买得翻板法贴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用新纸染色拓之，加盖收藏名家的图章，以充作宋刻，再用旧锦作装潢，外面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当我看到上述的契约文书时，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园丛话》中的这段描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董摊上全是赝品。在徽州地区，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庙前集售各地古物，“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接触的赝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鉴赏水平也日益精进，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精品也多“海内名器”。于是，至16世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谱”。明代徽州人詹景风的《东图玄览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万历戊子夏，王司马弁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其饭于瓦官寺，寺僧舁一石刻升元阁图来观，图中有七指顶许小字及诸佛相，日：“此凿池地下所得，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
子日：“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
已而，弁山公记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
采山公大喜日：“昔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
弇山公默然。
这位“默然”的弁山公，就是明代文坛上着名的“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面对着徽州人“采山公”的一番炫耀，身为苏州府太仓人的“弁山公”，除了“默然”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但又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明沈周的画幅，徒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而随而俗之”。而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近雅”的评价。
有一部虫蚀斑斑的古书，书名是《断桥》，内容大概是曲剧之类的本子，旁边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着唱曲的节拍。类似的曲本，如《凤求凰》、《秋声赋》、《陋室铭》之类，在屯溪的明代建筑“程氏三宅”中也曾经见到过。在明清时期，花、雅之争一直就存在。雅部即昆腔，士大夫都能清唱昆曲，形成一种时髦的风尚。李渔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富贵人家，平日里虽然听惯了嘈杂喧阗的弋阳、四平诸腔，“极嫌昆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屁曲，强令歌童习之”，尽管每听一曲，“攒眉许久，坐客亦代为苦难”，但为了附庸风雅，却还是乐此不疲。乾隆年间，广陵的徽州盐商纷纷征集苏州名优，备蓄家班，一时间铺张炫异，争奇斗妍，扬州俨然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精谙工尺的徽州盐商亦不乏其人。在昆剧兴盛的同时，花部也迅速在扬州崛起。花部亦即乱弹，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戏。就是这种文人不齿的花部，经过邗上闻人、徽州盐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渐为绅商阶层所接受。到19世纪前期，着名学者焦循就曾指出：“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乾隆年间，徽剧艺人高朗亭和郝天青等，将徽剧带到扬州演出，博得了徽州同乡们的一阵喝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朗亭等又进京献艺，引起随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进京。这就是戏曲史上着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嘉庆初年，向习昆腔的扬州，已厌旧喜新，皆以乱弹为新奇可喜。相应地，在北京，嘉庆还以梨园弟子多皖人，吴儿渐少；到后来，纯粹的昆班已不易在北京立足，南方名角北上，也只能搭徽班插演昆剧。这种变化，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两代中国社会时尚的一个巨大变迁。它完全改变了雅俗以苏州人为准的传统，而以徽州人的好恶为风尚之所趋避，这显然标志着徽州文化的鼎盛发展和巨大的辐射能力。由此看来，类似于“声名文物甲于东南”的评价，对于徽州而言，绝不是一种过甚其辞的溢美之言！
［附记］潮州籍商人李嘉诚
李嘉诚以其创造的商业奇迹而被香港社会誉为超人。他连续6年荣膺世界华人首富称号，连续8年雄踞香港财阀榜首。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世界100位富豪，李嘉诚位居第10名，是前10名中惟一的亚洲富豪。
关于这位亚洲首富创造商业奇迹的文章和书籍，可谓汗牛充栋。
1928年7月29日，李嘉诚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北门街面浅巷的一个教师家族。父亲李云经，母亲庄碧琴。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了前往香港逃难的旅程。经过十多天的跋山涉水，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香港。
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今日有关香港钟表业的着作，莫不提及庄氏家族的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当时的庄家已经算得上是香港华人社会的富裕人家了。庄家的一切，都使来自贫穷老家的年仅12岁的李嘉诚感到新奇和拘束。
到香港后，父亲李云经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同于内地的世界，是一个以金钱为上的商业社会。原来在内地做教师的许多价值标准在这里都难以适应了。李云经果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也明智地告诫李嘉诚兄妹，要在香港生存下去，就要学做香港人，而首先就必须过好语言这一关，改掉潮汕腔，学说在香港华人中流行的广州话。于是，年幼的表妹庄月明便成了李嘉诚学说广州话的老师。小表妹月明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用语开始一句一句地教，表哥嘉诚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