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人们禀赋各种气质,兼有多样品行,是非善恶,各不相同。邪曲,大家所轻视,是小人走的路子;正直,大家所崇尚,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间走向不正而抛弃正直,不跟随君子的足迹,而趋附小人的很多,这是为什么?东汉顺帝末年京城的歌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吏势以维护吉利,不违背抵触它而受到伤害。何况史官的任务,在于申述劝勉告诫,树立良好风尚。或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假若如实地记载他们的事情,不掩盖他们的过失,那么污浊的事迹一旦暴露,丑恶的名声就会流传千年。言论的威力如此,对作恶者来说,真可怕啊!
在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倒还可以容许;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根据事实写书,就会遭遇不幸。如晋太史董狐根据当时的法令写书而不隐讳,赵盾为了法而遭受委曲,他们彼此没有抵触,这样做了也不被疑忌,然后才能成为良大夫和好史官,大有名望于古今。至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记载西汉帝王的过失,韦昭在昊国主持正义,崔浩在北魏根据事实写犯了忌讳,他们或者人被处死,取笑当时;或者写的书被丢弃沟渠,声名没有流传后代。世上的事情像这样,而责难史官不能展现他们刚强不屈的风格,坚持奋不顾身的节操,大概也困难吧!所以张伊发愤著述,私藏所撰《默记》一书;孙盛对桓温逼迫修改《晋阳秋》心怀不平,而将另抄的原本寄到辽东去收藏。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灾祸,希望获得既存书又免受害的两全之计。足以证明世途险阻重重,知道真实记载的历史难得啊。
坚贞刚强的人舍身以追求美好的名声,怀抱慷慨的人崇尚气节。他们宁愿像兰玉一样洁身摧折,不愿像瓦砾那样苟且长存。如南史、董狐的坚持正气如实记载历史,不畏避横暴的权势者;韦昭、崔浩纵情奋笔,没有曲从容忍的记述。虽然从周全保护自己的角度看有所不够,但是留下了好的名声,直到现在人们还称赞他们。比起王沈的《魏书》,借歪曲记载历史得到高官,又如董统的《燕史》,用巴结奉承以窃取荣华富贵,即使把南、董等人放在天上而把沈、统放在地下,也不能比喻他们之间的高下啊。
鉴识
【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官一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滞塞,人的神智有昏馈、清醒,因此对于事物的毁谤赞美各不相同,喜恶爱憎不会一样。当三王受到田巴诽谤的时候,碰到鲁仲连而得到昭雪;当五霸大有名声的时候,遇上孔子而受到诋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鉴剐没有一定的看法,想要求得研核的恰到好处,或许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吧!何况作为历史文献的史传,精深博大,学者如果不能窥探它的幽渺隐微,从中搜求到深远的事理,怎么能够辨别其中的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
观看《左传》这部书,是三传中最好的,但汉魏两代,竟然不把它列入官学,儒者都指斥《左传》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接受了孔子的《春秋》,论时世他们共同处在一个时代,论才能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那二家,以孔子弟子为师,是最先显贵的孔子门人,他们之间的才能见识本来不一样,又隔了年代,怎么能用他们那些记载的传说,比这亲自经受的《左传》呢?加以二《传》的道理又有偏颇,言辞多半粗野,和《左传》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知,《膏肓》、《墨守》是迂腐儒生凭空虚构的著述;钟繇以《公羊》为卖饼家,以《左氏》为太官厨,两者有高下之分,真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见解。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日“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们的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而史书能否为人所用,也像这样。古文《尚书》,为《六经》第一,《春秋左传》,是《三传》的首领。但是自秦到晋,经过了五百年,这些书都遭埋没,不流行于世间。不久梅赜上献孔安国古文《尚书》,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来享有很大的名声。至如《老子道德经》著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而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才被重视。像这样一类书的遭遇,难道能完全记录下来么?所以说:“废弃兴起,与时机有关;困窘显贵,由命运主宰。”倘若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己,如《论衡》不遇到蔡伯喈,“太玄”不遇到张平子,这些书肯定会烟消火灭,沉没无闻,怎么能不埋没而,水久不废,为后世的人们所称颂呢?
疑古
【原文】
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译文】
孔子门徒的著述,《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子家语》记言同时记事。然而自古以来学徒们转相传授,只是称赞《论语》罢了。由此说来,都是古人轻视记事重视记言的明显验证。那么《尚书》的记载上起唐尧,下终于秦穆公,只不过一百篇。书中的记载,以言辞为主,而兴起衰落的经历过程,记下的不到万分之一。要说它的缺略,怎么说得完呢!所以后来的人说,唐、虞以下帝王的事情,就不容易知道了。
考察鲁史中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情不论大小,动辄都加隐讳。这就是周公奉行的准则。然而何止《春秋》,在《六经》中,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孔子的改定《尚书》,夏桀让位于成汤,武王杀死商纣,这些事都很明显,但经孔子的删除都不存在了。观看孔子的修撰《春秋》,鲁隐公、鲁闵公被弑,鲁文公长妃所生的恶扣视被杀,而《春秋》挥笔说好话,说:“鲁国没有篡国弑君”的事情。观看孔予的删定《诗经》,在所有的国风当中,都有怨恨讽刺的诗歌,唯独鲁国没有这样的篇章。观看孔夫子的《论语》,鲁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通婚,不合周礼的,但当陈国的司败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这就证明圣人玩弄智巧夸耀愚人,爱憎多出于自己的,王观成见。加以用古文辞记事,文辞简括,推究的人难以详细了解,缺漏之处又没有人补上。于是使后来的学者不能彻底推求它的根源,模糊不明,有如耳聋眼瞎。
【原文】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孔子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覆。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译文】
《五经》的著述,千年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但是研究它的前前后后,很多事理互相矛盾。为什么呢?称赞周朝的强盛,就说天下三分它占了二分,商纣是孤独的鄙夫;说到殷朝的衰败,又说商纣有臣民亿万,它败亡时血流成河,可以飘浮起筑土的木棰。这就是是非没有标准,正反两面完全不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数落商纣的罪过,也好像近代吕相为晋与秦断绝交往的说辞,陈琳为袁绍所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想要给别人加上罪名,还能没有话说吗?但是后来的诸子百家,继承这些假话,争相列举商纣的罪过,比《五经》又大大增加。所以子贡说:夏桀、商纣的罪恶不至于这样,君子讨厌处在下流。班伯也说:怎么会有拥抱着妇人临朝议政的!刘向又说:“世人有杀害君父的,但夏桀、商纣不至于这样。然而天下的坏名声必定都首先集中在桀、纣身上。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说夏桀、商纣的罪过,不就是有很大冤屈吗?
大概自《春秋》以前,到《尚书》的时代,那些作者叙述事情都是这样。今天摘取儒家经典中当时通行的言辞,其中道理有难于理解的,各家著作的说法不同,事理偶有可以作为依据,把它们参合起来,加以研究考察。如果有和这些不同的,就不再讨论了。远古和近古时代的史书,不只是繁简不同,本来就正反各异。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记言虽然详细完备,但记事却很少有鉴别选择。使学者观察一国的政事,善恶就相互参杂;看一个君主的才能,贤愚几乎各占一半。至于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那些书所记载的,简要地举出大纲细目,一定有赞美和忌讳,探究它的底细,其中隐避埋没的不少。我曾经谈过,假若汉、魏、晋、宋的帝王生在上代,尧、舜、禹、汤的君主生在中叶,使史官互相调换所处的地位来记载,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比较他们的得失,一定很难估量。就如轮扁把古人的书称为糟粕,孔子叙述《春秋》把那些有疑义的地方也传给别人一样,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对于《尚书·武成》这一篇,我取它不过二、三页罢了。由此推论,那些远古的书,其中虚假不实的记载是很多的。它比起王沈《魏书》的滥述,沈约《宋书》的虚夸,也不过这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