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王劭、宋孝王所著的《齐志》、《关东风俗传》，叙述北魏、北齐当时的事情，直言不讳，秉笔直书，各求保存正直之道，当世地方口语，由此完全显露。而现在的学者，都责难这两个人言词不洁净，语言太浅俗。其实语言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却偏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见嫫母很丑，反而责怪镜子不好了。
世间又有议论的人，都认为在北朝的许多著作中，《周史》是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记言的体裁，大多同于古史的缘故吧！像这样以曲意装饰的空话，完全不顾真实事迹，便称它为正直的良史，把他当成模范来学习，那么董狐、南史，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班固、华峤，肩挨肩的到处都是了。
近时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家的才能。郎余令著《孝德传》，张太素著《隋后略》。凡是编写当今的语言，都模仿古旧的文辞。如果选择语言可以仿效古语来记载，其中难于找到类似的辞语，就忽略而不取用。想来因此而废弃的素材一定很多，记得完吗？
【原文】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人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成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江芊骂商臣说：“贱人，你父王想废你而立王子职。”汉王对郦生发怒说：“这小子，几乎把你老子的事弄糟了！”单固对杨康说：“老家伙！你死是自有应得。”乐广赞叹卫玠说：“谁家生出这样的孩儿！”这些一都是当时轻慢的词语，鄙俗的言谈，定可在口头流传，直至于背诵；但是世上的人都以为上面两句话，不失清雅，而下面两句话，极为粗鲁质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楚、汉时代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年代相近，语言还与现在相同。已经久远的就称它为文采，还与现在相同的就惊诧它的质朴。天地能永远存在，风俗不能固定不变，后代的人看现在，也犹如现在的人看过去。但作者都不敢写作今语，却勇于仿效以往的言词，那不是糊涂吗？如果记事就要遵从《五经》，记言就要依靠拿《三史》，那么春秋时代的风俗，战国时代的风气，将与天地一同并存，经过千年仍旧一样，为什么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采屡次变化呢？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各种人才都用就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使人受到感化；擅长著作史书的人，美恶的事情都要记载，无论语言美丑，都要传于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言辞就一定接近真实，几乎可以和古人处于同样的地位，岂止只得到古人遗留的记载而已。
叙事
【原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隋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戟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王。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剐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太子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才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记载的被项籍所围时纪信代君而死，这些就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载隋会论说楚国，他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是一概不写他们的才行事迹，只录相关的言辞，事情便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又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目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戟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而且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重叠。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繁琐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原文】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祥，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非不幸也。
【译文】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公，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跛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者”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有时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繁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片言只字，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升撰《水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不幸的事。
【原文】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译文】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繁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清楚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尤其是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成野鸭了。
直书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