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查《左传》、《史记》的长处和短处，相互有得有失。可是晋代干宝著《晋纪》，就大大称赞左丘明而狠狠贬抑司马迁，他的意思是，《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略文章，囊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推究他的这种说法，难道说得上是强劲有力、令人信服的言论吗？考查春秋时事写入左氏记载的，大概三分只占得一分罢了。左丘明也自知它太简略，所以作《国语》来扩展它。然而《国语》之外，还有很多漏掉的，怎能说它囊括无遗了呢？假使左丘明世世代代做史官，全都仿效《左传》著书，那么前汉的严君平、郑子贞，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这些人都是品德超群，名驰海内，才识可以洞察明暗，言论透彻地分析军国是非，但是他们有的因为身隐位卑，不能参预朝政；有的因为文词烦杂记事广博，难为编排，都省略而不记载，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思想感情上有所吝惜，不加删除，那么将有关汉代的志、传百卷，并列在汉帝十二纪中，恐怕会琐碎而杂乱无章，松散无力了。班固知道这种情况，以纪、传加以区分，使它清楚明白可观，大纲和细目有区别。荀悦讨厌他迂远而不切实际，又按照《左传》体裁，剪裁班固的《汉书》，编成《汉纪》，才三十篇，历代称赞《汉纪》，说它超过了《汉书》。
那么班目、荀悦两种体裁，竞赛争先，想废除其中的一种，确是困难的了。后来的作者，不出编年、纪传两种途径。所以晋史有王隐、虞预著的纪传体，而辅以干宝的编年体《晋纪》；《宋书》有徐爰、沈约的纪传体，而分出了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各有它的长处，都流传于后世。可怪的是令升的说法，只遵一家体裁，这哪能行哩！
序例
【原文】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逮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觞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
【译文】
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话：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图的。我以为《尚书》列有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不叙述作者意图，就不容易完全了解它的真实用意，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阐述它的意义。后来到了《史记》、《汉书》，本以记事为主，至于其中的表、志、杂传等，也时常又立一篇序。这样，文体是史书，看来又像子书，但还是可以和《尚书《中的诰誓、《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相提并论的。
到了范峤的《后汉书》，大多和班固《汉书》相同。如《刘平》、《江革》等传，它的序先谈孝道，其次叙述毛义奉养亲人。这就是效法《汉书·王贡传》用商山四皓开头的体裁。华峤的言辞简略质朴，叙事温文雅致，体会它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班孟坚吧！
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改变他们的方向，舍弃史才，炫耀文采。后来所有著作，都像这样。于是司马迁、班固的作史体例被忽视，精微婉约的风貌也衰微了。如《后汉书》中的《后妃》、《列女》、《文苑》、《儒林》等，所有这类传记，范晔都要加序。以前史书有了的，唯独自己的书中没有，当时的作者，都因之而感到羞愧。所以上自《晋书》，《宋书》，下到《陈书》、《隋书》，每篇必定有序，用来凑足其数。撰写史书的道理，是要把古代的东西传到现在，古时已经有的，现在为什么还要这样重复呢？开始创作，或许可观；层迭重出，不就太过分了吗！……
【原文】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按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惟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日烈宗。依检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及《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切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译文】
史书有体例，犹如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没有依据。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过去孔夫子著写《春秋》，开始创立凡例；左丘明创作《左传》，标明它的界限。只要条例分辨明白，也就文采焕发可观了。下到战国，直至晋朝，经过五百年，修撰史书的人不少，虽然它的体例屡次变革，而这样的传统终于断绝。惟独干令升最先觉察，遵循《左传》，重立凡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后，于是就追踪他的足迹。史书体例重新恢复，到这时最为兴盛。如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其实都是有凡例的。如果要论定它们的优劣，验证它们的好坏，干宝、范晔，条理恰当，多有成效：邓粲、道鸾，言辞烦杂，不太简要；子显虽然文辞不流畅，但所阐述的意义却很美好。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好的例子。
做事情完全不效法古人，这是没有听说过的，如果以先贤作为榜样，按理就不可以隐讳。可是魏收所作的体例，完全是从范晔那里抄袭来的，贪图了别人的功劳说成是自己所做的，不同于范晔依据华峤，班固学习司马迁。卷起袖子公开行事，岂不陷入偷窃之罪吗？
凡例既然已经确定，应当和纪传一致。依照唐朝《晋书》体例所说：“凡是天子的庙号，都要记载在卷末。”依此检验晋孝武帝死后，竟在《纪》末不说他的庙号叫烈宗。……这并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做起来困难。又如“晋”、“齐”史的体例都说：“妇女柔顺卑下，不能给皇后做纪，现在编撰（后妃传）与列传相同，这是用来警诫皇后专权。“我想记载皇后的既然是传体，自然不可加上纪的名称。《晋》、《齐》二史把皇后事迹作为传体，虽说公允恰当，但是它的解释却不成理由，只是偶然做对罢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画蛇添足，反失杯中之酒”了……
编次
【原文】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惟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窗，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译文】
以前《尚书》记言，《春秋》记事，都又日月为顺序依照时代的先后次序进行编排，使阅读它的人能够按前后次序，明白清晰地深入探讨。到了司马迁的《后记》才交错综合成书，各个部分分类聚合。班固《汉文》追随司马迁的足迹，仍加以仿效。在这中间就有体例系统的不一致，名实互相抵触，善恶因此混淆，尊卑于是颠倒，这些一大概是值得议论一番的。
探讨司马迁《史记》的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编排的。至于龟甲、蓍草这些占卜的珍奇异物，与人不同类形，却把它和人同编在一类，都称它为传，这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龟策列传》所记载的全是记述占卜之事的志体，与人物传记迥然不同，假如把它和八书并列在一起，而且以书名定之，才算分类适当，内容一致。
正当汉朝中兴的时候，刘玄登上帝位改年号为更始，在位三年。当时世祖刘秀北面称臣，礼节确实没有欠缺。后来刘玄兵败长安，帝位归于光武，兄长失去帝位，弟弟登上宝座，帝王的次第相继衔接。范晔作《后汉书》却把刘玄降到列传之中，而光武帝刘秀升到本纪的第一篇，事情如同鲁国在太庙中把继闵公而立的庶兄僖公放在闵公之前一样位置在先。《东观汉纪》这样编写，或许是为了奉承当时的权势者，后来范晔修撰《后汉书》，按理应当删改，却因循不改。
【原文】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鹦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苟或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中。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二而详之。
【译文】
群雄为争夺帝位而天下混乱，人民不能安居，他们超越名份窃取天下，各自排除异己。因此史传的分类，真伪有所区别，《汉书》把陈胜、项籍传编在高祖的后面，《后汉书》不把隗嚣、公孙述传列在光武的前面。然而陈寿《三国志·蜀书》首先标出刘焉、刘璋益州二牧的传纪，其次才列出先、王刘备，以继刘焉、刘璋之后。这是因为蜀国不是正统王朝，就不遵守固定的体例。但是鹏鸟和鹦雀大小不同却都属鸟类，陈寿不应该因为蜀国偏居一方而改变史书的常例。
探究本纪所记的内容，须要凭借列传才能显著；表志的体例不同，不必互相牵涉。旧时史书把表志的卷帙放在纪传之间，下到范晔，开始加以改变，沈约、魏收相继编史，都相沿不改。后来萧子显的《齐书》、孔颖达的《隋史》，没有依照范晔体例，又重新遵从班固的办法。选择好的就去实行，何必要有远近之分，听到合理的准则而仍然不改变其旧规，这是我所担忧的。
至于《史记》先谈黄、老而后论《六经》，《汉书》里把《匈奴》等传放在《外戚传》的前面；《史记》把老子和韩非编在同一传里；《三国志·魏书》把贾诩和荀或编在同一传里；《汉书》公孙弘传赞，应该居于武帝、宣帝二纪的后面；汉朝宗庙累次罢毁的诏令奏议，不恰当地编在《玄成传》中。如像这样的错乱谬误，不能完全记录下来。现在仅仅大略地谈它特别突出的罢了，所以不再一一地详细述说。
言语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矢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和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睢反问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译文】
从内心发出的言辞，是招致荣辱的主要因素；如果言辞没有文采，就难能传播久远，可知修饰言词独自应对，在古时候是十分重要的。上古时代，人们质朴简略，叙事记言都用当时口语，经历了久远的世代，言语就不容易理解，须要经过解释才能贯通。因此探求道理，事情虽然简单而意义却很深刻，考察文辞，词语虽然艰深而事理仍然明白。如《尚书》所记载的《伊训》、《皋陶谟》以及《洛诰》、《康诰》、《牧誓》、《泰誓》等都是这样的。周代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作为借鉴而制定的，文采多么丰富啊！大夫、对外使者，更特别重视辞令，辞语巧妙委婉十分恰当，言谈流畅华美而又不夸大失实，如《左传》记载吕相与秦国断绝邦交，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臧孙劝谏宋君收回大鼎，魏绛回答杀戮杨干的道理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战国时代人们像虎一样互相争斗，驰骋游说风
起云涌，人人都掌握了《转丸》所说的论辩才能，家家都怀抱着《飞箝》所说的辩说技术，言谈急切的以怪异欺诈为宗旨，能言善辩的用寓言故事为根本，如《史记》记载苏秦的合纵，张仪的连横，范睢用反问计而得到秦的相位，鲁仲连化解纷争而保全赵国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言语，已经不学习《尚书》了；两汉的文辞，叉多与《战国策》不一致。这完全能够验证民间习俗的逐渐变更，知道时代风气的变化不同。可是后来作者，一般没有远见，记取当时的口语，很少能如实记载，又在追效前人，表示与古代相合。所以喜欢左丘明的人，就完全摹仿《左传》；爱好司马迁的人，就完全学习《史记》。因而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重现于魏、晋时代，楚、汉之间的应对，流行在宋、齐的时候。人为的雕凿，反而失掉了自然的美丽，现在和古代因之混淆，真实和虚假因此错乱。所以裴松讥笑孙盛所记下的曹操平素的言谈，完全变成夫差临死时的古代言辞。虽然言语类似左氏《春秋》，但是事情不同，相隔太远。
【原文】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成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损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