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六家
【原文】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日《尚书》也。”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译文】
古来帝王编撰记述文书典籍的情况，本书《外篇》里已经谈得够详尽了。古今往来，世事变异，质文也交替变革，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不能固定不变。经过研讨得出了结论，它的流派，可以分成六家：一是《尚书》家，二是《春秋》家，三是《左传》家，四是《国语》家，五是《史记》家，六是《汉书》家。现在简略地陈述他们的概况，分列在后面。
《尚书》家，它来源于远古。《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们。”由此知道《尚书》的起源是很久远的了。到了孔子在周朝王室观看各种文献资料，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节取其中好的，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称它为《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理征象，陈列节序度数，好象上天按自己的意志在运行。”王肃说：“帝王说的话，下为史官所记录，所以称为《尚书》。”推究这三种说法，它的意思不一样。大概《尚书》的主要内容，本在发号施令，是为了宣扬王道的正义及面对臣子们发表的谈话，所以它所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体。至于像《尧》、《舜》二典直叙人事，《禹贡》一篇只谈地理，《洪范》统统记述灾祥，《顾命》大都铺陈丧礼，这些一也就是《尚书》记言体例不纯的地方了！
【原文】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祷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译文】
又有《逸周书》，和《尚书》相类似，就是孔子删定百篇以外的，总共为七十一章。上起自文王、武王，下终于灵王、景王。内容明确可靠，浑厚真实，文辞典雅，义理高深，但也有肤浅陈旧的说法，一些糟粕参杂在里面，大概是后来好事的人所增补的。至于其中《职方》篇的文字内容，和《周礼》没什么区别；《时训》中的说法，又与《月令》大多相同。这是历代帝王的经史，《五经》以外的同类记载。
《春秋》家，它最先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按照《汲冢琐语》记载太丁当时的事，称为《夏殷春秋》。孔子说：“沟通古今，了解往事，是《尚书》的教化”；“连缀文辞排列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从这里得知《春秋》开始著作和《尚书》同时。……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那么乘和纪年、梼杌，恐怕都是春秋的别名吧！所以墨子说：“我看见过百国春秋。”大概都是指这些一吧！
【原文】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午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日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译文】
到了孔子编纂《春秋》，于是考察周代礼仪的旧法，遵照鲁国史书的遗文；根据行事，依照人道；从失败以判明处罚，由兴盛而确立功劳；凭借日月而确定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依靠定期朝见天子而正定礼乐制度；使他的言论含蓄委婉，使他的文辞隐晦不明显；成为不可磨灭的言论，彰明将来的规范，所以能够长久地经历千年，而他的著述能独行于世。
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用事依附于日，用日连缀着月；说春以包括夏，举秋以兼顾冬，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作为所要记述的名称。假如是这样，那么《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它们的篇章次第，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做春秋，和这是有区别的。
到太史公撰写《史记》，开始把天子的事迹写为本纪，考察这种写法的宗旨，有如往昔的《春秋》。以后撰写国史的，都用这种方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不同，体裁格式也不同。他们所记述的事情，都是言论少有赞许忌讳，事情没有降升抑扬，所以司马迁自己也说“整理旧事而已，如何能与《春秋》相比呢！”
《左传》家，它最早出于左丘明。孔子著《春秋》之后，左丘明承受《春秋》而作《左传》。传，意义源于转，把所接受的经的旨意，用以转授给后人。又有的人说传，意义源于传，用来流传后世。根据孔安国注释《尚书》来看，也称为传，那么，传也就是解释的意思了。观看《左传》的解释经义，言辞见于经文而事情的详细情况却在传里，或者是传里没有的而经文里有，又或是经文没有的而传里有。它的言辞简略而切要，它的记事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辅佐，释经著作中的首位。
【原文】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越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筒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乘，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日《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纪》。
【译文】
《国语》家，它最先也出于左丘明，他作了《春秋内传》（《左传》）之后，又考核那些剩下来的史料，编纂其它的说法，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另编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它的文辞和《左传》相比，有的重复而稍微不同。然而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这些人，都一再加以注释，研究它的章句，这也是《六经》的源流，仅次于《传》的地位。
到了战国纵横之术兴起，各国尽力征战，争相称雄，秦国兼并天下，因此而著有《战国策》。其书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之所以称为“策”，大概是因为只记录其事而不按时序编排，所以就用记事的简策作为它的名称。有的说，汉代刘向凭借战国游士，为辅助之国出谋划策，因而称它为“战国策”。
《史记》家，它最早出于司马迁。自战国以来《五经》不能通行，百家争鸣，事迹错乱混杂，前后抵触。到司马迁的时候于是收集历代国史，百家之言，采访平民俗语，上起黄帝，下止汉武，用纪传总领君臣，用书表编排年月爵位，合为一百三十卷。沿袭鲁国史书的旧名，称它为《史记》。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史书，都以《史书》为名。到了东汉时著书，仍然称为《汉纪》。
【原文】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纪周事，终秦缪；《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译文】
《汉书》家，它先出于班固。司马迁著《史记》，终止于汉武帝。自汉武帝太初以下，缺而没有记载。班彪沿袭《史记》，推演成《后记》。到他儿子班固，于是限定范围起自汉高祖，终止于王莽，分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编撰成为一部断代史，名为《汉书》。从前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撰的，都称为“书”。用“书”命名，也是根据古代留传下来的卓越的名称。探究“书”的创造，那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准绳，只是不写“世家”，把“书”称为“志”。罢了。从东汉以后，作者相继效仿，都沿袭它的名称，没有变革，只是《东观》叫“记”，《三国》称“志”然而名称虽然有所区别，体裁却大都相同。
遍观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的，《尚书》记录周朝的事情，止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史事，止于鲁哀公，《竹书纪年》没有写到魏亡就终止了，《史记》只论述到汉朝的开始。例如《汉书》就不同，探讨了西汉史事的始末，详察了刘氏王朝的兴废，统括一代，著成一书。言辞精炼，记事完备，因此学者探讨，容易收到效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不能改变这种断代史的体例。
考察这六家，商讨千年来史书的类剐，史书的流派作品也就只是这些一了。然后淳朴的风习消失了，时代变化不同了，《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它们的体例久已废弃；可以效法遵循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罢了。
二体
【原文】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瑶，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唯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
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译文】
三皇、五帝的时代，就有《三坟》、《五典》的文献，但是很久远了，无法获得详细的了解。自唐尧、虞舜以下，到了周代，有《古文尚书》。然而当时世道仍纯朴古质，行文简略，要求体例完备，尚属欠缺。此后左丘明阐述《春秋》作《左传》，司马迁著《史记》，历史著作的体裁，到这时才算完备了。后来相继的历史著作，遵循旧的体裁而不改变，假如有所改变，不过变换它的名目。区域自有界限，谁能够逾越呢！荀悦、张璠，是左丘明的追随者；班固、华峤，是司马迁一派的。独这两家，各自夸耀。如果定要辨别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是可以谈一下的。
左氏《春秋》，系以日月为顺序，排列世代年岁来使前后连接，中原的国家和边远的国家，同年共世，没有不是完全记载它们事迹的，使读者一目了然；一句话就能讲清楚道理，语言没有重复出现。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之人，事关国政的，必定聚精会神地完全加以记载；无关国政的事迹，不迂回迁就去详细叙述。如绛县的老人，杞梁的妻子，或因酬答当权的晋大夫赵武而获得记载，或因对答齐庄公而被记录。其中有贤德如柳下惠，仁义如颜渊的，竟没有表彰他们的名氏，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从其小处说，可以称为丝毫没有遗漏；从大处说，丘山也被舍去。这是它的短处。
【原文】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秩，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孝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苟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苟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译文】
《史记》，用本纪来统括大的头绪，用列传来记叙事情的底细和原委，用表格的形式来标年月排列世系和爵位，用志来包罗纪传的遗漏，以至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明显隐晦都详尽完备，大小事情不让遗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同为一事，分散在数篇里，截断连续，相互分离，前面后面屡次出现。在《高祖本纪》里，涉及项羽的事，就说在《项羽本纪》里；在《项羽本纪》里，涉及高祖的事，又说事在《高祖本纪》里。又按同类人物编排，不要求年月顺序，后来的排在卷首，先辈反屈附在末章，于是使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同编在一篇，鲁国的曹沫和燕国的荆柯并列在一传。这是它的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