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1914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民》，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
爱因斯坦自称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相处。他亲眼见到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号召青年们拒绝服兵役。他认为，在每一个国家里，只要有百分之二的青年人拒绝服兵役，军队就不能扩充，也就不会再有战争了。他的主张被许多青年人接受。爱因斯坦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裁军会议、和平会议，在讲台上大声呼吁，成立和平组织，为和平而斗争。他在给著名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信中说：“真正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可以有力地动员一群又一群真诚的人来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了。”
冷酷的现实，把爱因斯坦一片真诚的热心撞得粉碎。
1933年1月30日，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终于发生了，86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法西斯纳粹党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一天晚上，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跟着震耳欲聋的军乐队，高举火炬，把柏林映得一片通明，直到深夜。
2月，希特勒集团纵火烧毁了国会大厦。事后，他们无耻地诬陷共产党，说共产党人放火。大厦着火的第二天，他们以“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为名义，强行宣布法令，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公民权利的七项条款。
两个月以后，希特勒下令抵制全国犹太人的商店，纳粹党徒砸碎了所有犹太人店铺的玻璃。一年以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各邦的议会。又过了半年，解散了一切政党。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笼罩着整个德国。
此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讲学，痛心地注视着德国。还回不回去呢？还能回去吗？
爱因斯坦和伊丽莎去了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先生认识爱因斯坦，在办公室里，他冷冰冰地说：“教授先生，最近您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在柏林引起了震动，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谈话？是的，爱因斯坦刚刚发表了一篇谈话，他痛心地说：“一个人精神受到了压抑会得精神病，同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也会害病。我希望，不久以后，比较健康的气氛在德国会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会被人们纪念，会永远受到尊敬。”
总领事提醒他说：“您说到了德国。”
是的，爱因斯坦说到了德国，他说，公民自由、宽容、平等，“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问的谅解有杰出贡献的人，在那里正遭受迫害。”
总领事像背诵课文一样说：“现在德国是国社党执政，新政府是主持正义的，爱因斯坦先生在德国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也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爱因斯坦庄重地声明，“我不想再回到德国。”
坐在旁边的领事馆秘书匆匆站起来出去了，也许，他想要赶快把这个“可恶的犹太人”的这个表态发一份电报，报告柏林。
门刚刚合上，总领事脸上的表情马上变了。他真诚而焦急地对爱因斯坦说：“教授先生，现在，我以个人的身份对您讲，您的行动是正确的。您不能回德国！那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我钦佩您的决心！”
爱因斯坦的眼睛湿润了。
总领事指着几份报纸说：“您看，德国的报纸上把您叫做犹太阴谋家、共产党阴谋家。”
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是共产党。当然，我是犹太人，我反对法西斯。”
总领事正要说什么，秘书推门进来了，总领事脸上又挂起了公事公办的冰冷表情。他不再说什么，只是彬彬有礼地把爱因斯坦夫妇送出门。
据史料记载，这位总领事一直不满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横行于欧洲的时候，他和许多正直的德国人秘密组织起义，试图推翻希特勒的统治，结束这场疯狂的侵略战争。但是，他们英勇的努力没有成功。1944年，他被法西斯杀害了。
如何看待自己多少年来信仰的和平主义呢？爱因斯坦多次这样问过自己。
不能作消极的和平主义者，而要做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下定了决心。他说：“我决心为和平而战斗。”
来访者好心地提醒他，德国报纸已经连篇累牍地攻击爱因斯坦，并且一再威胁要杀死他。
爱因斯坦说：“每一个伟大的事业，开头总是只为少数有闯劲的人们信奉。一个人为他信奉的事业，例如为和平事业而死，岂不是比他被自己不信奉的事业、被战争折磨强得多吗？”
爱因斯坦愤慨地指出：“一些中小学校的课本里颂扬战争，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是仇恨。全世界的母亲们都有责任在她的孩子的内心里播下和平的种子。”爱因斯坦给意大利外交部部长罗各写信，希望他制止对意大利学者的残酷折磨。当时意大利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执政，他们的口号是“刀斧和棍棒”，当然听不进爱因斯坦的话。
爱因斯坦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中国东北感到极其愤慨。他看到，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所需要的汽油、钢铁、飞机、汽车，有很多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而一些垄断财团却趁机发了大财。爱因斯坦亲自找到美国一位著名的外交家，问他，为什么不用贸易抵制的办法迫使日本停止武装侵略？要知道日本既不生产汽油，又几乎没有铁矿，只要宣布禁运，就可以制裁日本。那位一向自诩主持正义的外交家说：“这一切对我们的商业利益影响太大了。”
商业利益？爱因斯坦非常气愤。
1932年8月27日，爱因斯坦给世界反战大会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当日本侵犯中国东北的时候，文明世界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罪行。那些实业家的利益原来比各国人民对于正义的渴求更有力量。让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不分政治信仰，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使理智与和平代替暴力和无休止的对财富的欲望！”
他的信受到大会2300个代表的欢迎。
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当选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当选的还有：高尔基、罗曼·罗兰、克拉拉·蔡特金、德莱塞……中国的宋庆龄女士则两次当选为名誉主席。
对于爱因斯坦英勇无畏的态度，德国法西斯恨之入骨，这毫不奇怪。美国一些反动组织也跟着摇旗呐喊，这使爱因斯坦相当痛心。
美国有一个妇女团体，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美国革命女儿团”。她们发表声明，要求禁止爱因斯坦到美国来，“美国不能容纳那些无法无天的共产主义分子和捣乱分子！”
爱因斯坦给报纸写了一封辛辣的信：“我还从来没有遭到女人们这样坚决的拒绝。请记住吧，聪明的、爱国的女人们，有一次，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靠着鹅群的‘咯咯’叫声才得到拯救的。”
爱因斯坦的威信越来越高，他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受到普遍的尊敬，也作为一个伟大的主张和平、进步和正义的社会活动家受到尊敬。爱因斯坦和过去一样，厌烦对自已的吹捧。卓别林热情地邀请爱因斯坦参加一个舞会，爱因斯坦勉强同意了。舞会上没完没了的歌颂让他实在受不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对着满场观众说：“谢谢你们为我说了那么多的好话。但是，如果我相信所有这些话都是真诚的，那么。我就是一个疯子。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疯子，所以对这些话我不相信。”
爱因斯坦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在狂热的火上，许多观众傻了。爱因斯坦的挚友劳厄曾经劝说他采取克制的态度。爱因斯坦大义凛然地回答说：“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和伏尔泰、洪堡也都这么想、这么办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我对我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我相信我的行为是在为人类服务。”
两百多年前，布鲁诺为了坚持宇宙是物质的、无限的这个自然科学的真理，被残暴的反动教会处以火刑，活活烧死。爱因斯坦以这样伟大的勇士为自己的榜样，激励自己。爱因斯坦本人也是这样伟大的勇士！
在德国，纳粹党徒冲进了爱因斯坦的家。他们扬言要搜查共产党的武器。他们已经没收了爱因斯坦在银行的所有存款，说这是暴乱活动的经费，其实，只有区区5000马克。
屋子里、花园里，一定有秘密！疯狂的法西斯分子逼着邻居拿来铁锨，他们把花坛、草地挖得乱七八糟，把屋里翻得底朝天，最后失望地发现，屋里只有一把生了锈的面包刀。
幸亏爱因斯坦的女儿玛尔戈把他的许多手稿、书籍和资料都转移到法国大使馆。她自己也迅速脱身了。
法西斯分子宣布：没收爱因斯坦的别墅，收归国有。并悬赏2万马克，要爱因斯坦的头颅！
爱因斯坦故乡乌尔姆小镇的法西斯分子也不甘落后，他们决定，砸烂“爱因斯坦街”的路牌，这是20年代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家乡人民为之命名的。法西斯分子把这条街改名为“费希特街”。
迫害爱因斯坦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1937年4月18日，近三千五百人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集会，爱因斯坦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基于崇高道德基础上的人类责任感、正义感正是促使爱因斯坦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向一个反纳粹战士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