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儿子之外，主要是激励孩子的事业心和为他提供“行万里路”的机会。前面这一条，其他的家长也可能做到，最难得的还是后面的这一条。正是这个“行万里路”的经历，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资料，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的思想，甚至敢于为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农民起义英雄陈胜、吴广立传，把他们放在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且，我们知道，当时的旅行条件是十分简陋的。年轻的司马迁在万里跋涉中得到的磨炼，无疑对他后来战胜人生道路中的坎坷，起着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成大事业的人，不遇到挫折，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如果司马谈只让他的儿子有书本知识的准备，怕他年纪轻出门会吃苦，那么，司马迁就不可能有后来这样大的成就，《史记》就不一定能够完成，或者不一定写得那么好。
期望是一种信任，一种动力。父母对孩子应着眼于大处，着眼于未来，这样就不会限制于一些小事之上。
期望并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他更是一种行为，一种举措。这就是父母能够将对孩子的期望化成一种眼光，一种鼓励。因为孩子年幼时的可塑性很大，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父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抓住孩子的可喜的倾向，及时加以肯定。
这种眼光，这种抓住并发现孩子的发展方向的能力是优秀父母的体现。糊涂学所肯定，所提倡的正是父母的这种眼光。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位卓越的画家。他在一生中创作过《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为人们所熟悉的不朽名画，是和他的老师的悉心有方的教导分不开的，“画蛋”练功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在此之前，关键的一步是得力于他的父亲对儿子才能的发现。
1452年4月15日，达·芬奇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律师，名叫比埃罗，家庭比较富裕。母亲是一个贫苦的农妇，名叫比加特丽娜。她在孩子生下之后，就被比埃罗遗弃了。因此，达·芬奇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他是在父亲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儿童时代的达·芬奇很喜欢大自然的景色，他常常攀登悬崖，展望家乡美好的河山。黎明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草丛中，静静地观察色彩缤纷，清秀挺拔，姿态万千的树木，兴趣浓厚时就仔细地去描绘那些花瓣和树叶。他也喜欢钻山洞，探索它的秘密。他每从山洞出来，就要拿着奇形怪状的小动物，拿回去观察或描绘。日子久了，他画的东西便逐渐有了一些画意，所以，乡亲邻里都称他为小画家。
有一天，邻村来了一位农民，他拿着一块木板，很高兴地交给比埃罗，说：
“请你转给佛罗伦萨的小画家，让他画上点东西……”比埃罗答应了，但不知是忘却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没有告诉儿子。过了很久，达·芬奇无意中看到了这块木板，他锯锯刨刨，把它做成了一块盾牌，他想，光盾牌不好看，应该画点画。画什么呢？达·芬奇想了一番，决定把自己最熟悉的一些小动物画上去。
画完成了，他快乐地叫父亲来看，比埃罗看到盾牌上尽是一些小动物——有蛇，有蝙蝠，有蝴蝶，有蜢蚱，还有一些奇形怪状叫不上名的动物……。描绘的动物虽多，结构却很合谐，形象虽不逼真，却也生趣盎然。比埃罗十分惊喜，暗自思忖“这孩子果真有几分艺术天才！”想夸耀孩子，而父亲固有的矜持，又使他不能不假装生气。他半似夸奖半似责备地说：“看你画些什么？一幅百怪图！”其实，“百怪图”却打动了比埃罗的心。他想，将来让孩子走艺术道路也是好事！
1466年，比埃罗决定把儿子送到佛罗伦萨，拜名画家兼雕刻家弗罗基奥为老师，到他的画室去学艺。以后，便决定了达·芬奇的天才的发展方向。
比埃罗，作为一个丈夫，是可鄙的，然而，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及早地发现孩子的才能，并能为孩子才能发展创造条件，又是多么可贵啊！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岳母给岳飞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精忠报国不仅是岳母心中的期望，她并且把这种期望刻了在儿子的身上。
这一点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故事中体会出很多道理。
姚氏(约1067——1136)是南宋抗金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她于宋神宗元丰末年，嫁与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个农民岳和为妻。姚氏为人勤劳节俭、善良贤惠。她生岳飞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这之前，她曾生了四个男孩，但都夭折了。岳飞之后，她还生了岳翻。姚氏在临近绝育之年，得了两个儿子，自然欢喜异常，但并不娇生惯养，放纵他们，而是“鞠育训导”，既有慈母之爱，又有严肃的管教，因此岳飞自幼对母亲有极深厚的感情。
岳飞的乳名叫五郎，后来单名叫“飞”，字“鹏举”，意思是“举翅高飞，鹏程万里”。这些都是姚氏和丈夫岳和商议后给取的。
岳飞出生不到一个月，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冲毁了岳家的破茅屋。岳飞的母亲姚氏从梦中惊醒，她急中生智，怀抱小岳飞，坐在一口大水缸里，随波漂流，终于侥幸脱难。
洪水过后，岳和与姚氏携岳飞重返家园，另建茅舍，艰苦度日。后来，岳和去世了。岳飞一家就靠姚氏帮人家作些零活过活。不久，村里办了“冬学”，姚氏就把替人做针线活得来的一点钱，给岳飞做了一套新衣裳，送他上了冬学。岳飞天资聪明，记忆力强，他在母亲的督促下，尊敬师长，读书用功，过不了多久，也就“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了。此后，岳飞白天在田间辛勤耕作，晚上岳母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为他点燃一堆枯柴，他就在火光的映照下继续刻苦读书。就这样岳飞读了许多经史书籍，还读了《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等不少兵书。这也为他以后成为将帅时，能赋诗、填词、作文，并写得一手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岳母姚氏不仅督促岳飞勤奋读书，还叫他拜同乡人周侗为老师，学习武艺。
岳飞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后来周侗生病去世，岳飞十分悲伤。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岳母姚氏就为岳飞准备一点酒菜，让儿子到周侗的坟前去吊唁老师，然后弯弓射箭，抬枪练武。岳母时刻鼓励儿子要立志将来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攻打中原的时候，岳飞正好20岁。姚氏深明大义，为了保家卫国，她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杀敌”，“无以老母为念”。岳飞在外从军三年，24岁那年回汤阴家中。当他再次向老母辞别，奔赴疆场之时，年逾花甲的姚氏，请人在岳飞的背上写了“精忠报国”四个正楷大字，然后亲自用绣花针按字的笔划在岳飞的背上刺了起来。这“精忠报国”四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而且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峥嵘岁月里，“精忠报国”，成了岳飞和“岳家军”的誓言，也成了封建时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响亮口号。据《宋史》卷三百八十《何铸传》说，后来岳飞蒙冤，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初审岳飞，当他看到岳飞“背有旧涅‘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之际，也不由得收敛起严肃的面孔。关于刺字一事，《宋岳鄂王年谱》卷一引《唐门岳氏宗谱》中也有记述云，“精忠报国”四字，为靖康初(公元1126年)岳母姚氏所刺。
良将出寒门。岳飞一生遵奉母教，忠贞为民，精忠为国，他的英雄事迹，一直受到后人的歌颂。他的“精忠报国”的斗争故事，被人们编成小说和戏曲，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人们还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为他建造了宏伟壮丽的岳坟和岳庙。在他的故里河南省汤阴县还修建了岳飞纪念馆。岳母银针刺字，望儿报国的故事，也同样长留青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以国为家”，“精忠报国”，这里透出了岳飞和他的母亲的思想品格。把国放家前，把国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正因此，岳飞才出生入死，拼战疆场。这里正体现出了糊涂学的真髓所在。所以，父母的期望不仅仅是为儿女的名利，首先是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
“不计个人，为国家”这种期望显示出了岳家的精神境界，也正是糊涂学所提倡的。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他是我国明末著名的哲学家。刘宗周的母亲章氏，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章氏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出生于山阴县的一个书香之门。她从小聪慧，逗人喜爱，读书过目不忘。她特别喜欢历史和诗词。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写诗，家人读了章氏的作品，没有一个不为她的才能而感到惊异。成年后，章氏嫁给了同县的一个秀才刘坡做妻子。在她27岁那年，不幸丈夫突然患病死去，只抛下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刘贞范和遗腹子刘宗周。由于家境的清贫，宗周降生后，章氏只得带着两个孩子依附到了母家。母家从前比夫家富裕，但这时也已衰败。因此她一面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躬操纺绩，以供晨夕”；另一方面又严格教育儿子刘宗周，决心在逆境中把他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
刘宗周小时候很贪玩，常常与邻居小伙伴捉迷藏，摸鱼虾。章氏忧虑这样下去，会影响儿子的前途，于是腾出一间小屋来，每天早晨在机杼旁亲自为宗周讲课，然后把他关在屋内，让他排除外界的干扰，专心致志地于书山学海之中，连午餐也是从窗口递进去的。晚上，章氏则又在微弱的灯光下检查宗周白天所做的功课。
开始，刘宗周读书很认真，但是过不了多久，就流露出一种怕苦怕累的情绪，学习也懒散了。章氏猜透了儿子的心理，便伤心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把他叫到织机前，自己则操起一柄凿子，向着织机的经纬线凿去。宗周见此情形，十分惊恐，哆嗦着身子，拦住母亲的手，询问断机的原因。
章氏说：“孟子少时读书三心二意，中途辍学。孟母知道后十分伤心，就用剪刀剪断了织机上的布丝。今天你读书也心猿意马，我还织什么布，做什么人呢！
”说着又要断抒。宗周赶紧跪着说：“妈妈，我错了。我读书再也不三心二意了。
”从此，刘宗周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他年未弱冠，即考取秀才，接着又在乡试中名列前茅。少年得志，他在乡里小有名气。然而章氏对宗周的督促和希冀仍是没有松懈。她曾不只一次地告诫他，不能因为在学业上迈开了令人羡慕的一步，就不知天高地厚，自吹自擂，更不能因此到社会上去干那些无聊的、同时也是无益于身心的事情。她自己呢，则一如既往，仍过着清贫的织布生活。
其时章氏有个堂兄长，在京城经商，听说堂妹妹教子有方敬佩不已，就打发自己的儿子也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赶到山阴，拜章氏为师，与宗周同窗共读。在章氏的悉心教导下，刘宗周23岁那年考中了辛丑科进士，终于成为一位学贯古今，声震中外，富有气节的思想家。章氏的那位侄儿，也成了一个有才能的人。
章氏卒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农历二月，享年50岁。
崔述是清乾嘉时期以疑古、辨伪、考信出名的大史学家。他宣称“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并以毕生精力本着“打破沙锅问到底”和“无证不信”的探索求实精神，对从上古到秦统一前的古史进行系统地考辨清理，建起较为科学的信史体系。他所倡导的分析综合，辨伪存真，把历史研究建筑在真实基础之上的原则和方法已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十分相近。
胡适20年代为崔述作年谱，尊奉他为“科学的古史家”、“新史学的老先锋”。
胡适认为像崔述这样“伟大的学者”、《考信录》这样“伟大的著作”，竟被时代埋没了100年，“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而中国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越崔述以后，但在超过之前则首先“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人，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以及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亲的教诲。崔述的父亲崔元森，字灿若，号暗斋，“自理学及经世致用书，靡不究览”，因不能专心学习，所读书“非世所恒习而不切于用也”，五次乡试不中，遂绝意仕进，以授馆教书为生。崔元森对儿子寄予很大期望，曾对崔述说：“尔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于明道经世之学；欲尔成我志耳。
尔若能然，则吾子也。”父亲在教子方面投入很大精力，教育方法也很有特点。
刚开始教识字读书，常联系日常生活所闻所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如“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务使分别四声，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识字稍多，则令读《三字训》，若《神童诗》，随读随可讲说”，故崔述少时“不以诵读为苦”。当时人们读书“惟重举业，自《四书》讲章时文外，他书悉不问”；而元森教子，“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于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后，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
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这种教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崔述后来所回忆的，“四岁读门联，能辨平与仄；五龄授经书，便知质疑惑”。崔元森怀疑汉学，崇奉宋学，他要求对儒家经书务令极熟，崔述五岁时父亲教授《论语》，“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编；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编能成诵，非足百编，不得止也”。并且他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文”，他主张“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之文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依靠这种方法，崔述直接读经文原著，精熟之后，再以自己的体会与他人的传注比较验证，而不盲目轻信别人的注释，这对培养独立见解和考辨分析能力大有裨益。“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结果，使崔述“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沿着这条治学途径不懈努力，崔述终于洞悉先秦诸子对上古史的描绘记述，有许多杜撰伪造之处，不可轻信，他精辟地揭示出：
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危言，真伪相淆。继是后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