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十拔出箭头，准备乘机逃跑，阿骨打追上去又是一箭，射死谢十。正在这时，宗干同另外几个骑兵陷入辽军中，阿骨打驰马回救。忽然，从旁边放来一支冷箭，从阿骨打颔下飞过。阿骨打大吃一惊，回头望见放暗箭的人，手起箭出，结束了他的性命。从而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杀尽敌人，才结束战斗！”众人听后，勇气备增，杀得敌人四处奔散，互相践踏，死伤无数，于是大获全胜。转眼之间，又一群辽军杀将过来，阿骨打鼓励将士们再接再励，奋勇杀敌。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尘埃遮天，女真兵乘风势横扫辽军，辽军被打得大败，狼狈溃逃。
十二、业精于勤荒于嬉——嬉惰之忍
荀子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春秋时期，齐国灵丘有一位善于养蜂的老人，他的蜂场里养了许多箱蜜蜂，灵丘老人一年收获的蜂蜜有数百斛，蜂蜡的产量也较多。陶朱公有一次见了，称赞他勤劳致富，是养蜂专家。灵丘老人凭养蜂积累了数万家财，富比君王。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家业，仍旧以养蜂为业，可是年轻人只顾享受父辈留下来的财富，不关心蜂场的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发生了蜜蜂飞走的情况。灵丘老人的儿子并不以为然，满不在乎这一点损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样吃喝玩乐。一年多以后，蜜蜂就飞走了一半，年轻人依然每天锦衣玉食，好不快乐。又过了一年，蜜蜂飞光了。因为吃喝玩乐，家财只出不进，没过多久，耗尽家财的年轻人就成为一个“叫花子”。
古语讲：“有事服劳，弟子之职。我独贤劳，敢形辞色。《易》称劳谦，不伐终吉，颜无施劳，服膺勿失。故黾勉从事，不能告劳，周人之所以事君；惰农自安，不昏做劳，商盘因而训民。疾驱九折，为子赣之忠臣；负米百里，为子路之养亲。噫，可不忍欤！”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事尽其劳动，是弟子的职责。唯有我做事多，而不敢抱怨推辞。《易》说勤劳谦逊的人，不夸耀自己，肯定会有好结果。颜渊不显示自己的功劳，牢记别人的好处于心。所以，勤勉劳动，不敢抱怨辛苦，这是周人服侍君王的态度；懒惰的国人只求安逸，不愿劳作，因而商王盘庚要训诫其民。飞速驶过九折险路而赴任，王尊可谓忠臣；从百里之外背米，子路奉养父母很孝顺。唉，怎么能不忍呢！中国古代，一向把勤劳作为人的一种美德来提倡，提醒人们克制自己乐于享受的惰性。对此《易经谦卦九三》说：
勤劳而谦逊的人，会有好结局。这是说有功劳，而且能够谦虚，是一般人办不到的，而君子能做到，所以会有好结局。孔子的《爻辞》又说：“有功劳而不居功自傲，有功劳而不矜持，这样才是最忠厚的。”
人不管干什么，首先要勤字当先。学生应勤于读书，政治家应勤政，商人就更不能慵懒，必须以勤克惰，才能有所收益。由于勤劳，必然会有辛苦，能够忍受辛苦，不随便沉溺于嬉乐之中，才能将事情办好。想有所成就，又不愿意付出劳动，那是不行的。《尚书盘庚》中记载：盘庚想迁都，可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商的首都在耿，经常受黄河泛滥之灾，但要迁都到新邑，而老百姓非常有怨言，于是盘庚告诉他们：“你们假如不肯迁都以求安逸，就像懒惰的农民那样，苟且偷安，不肯在田里劳动，就没有收获。”盘庚，是商朝皇帝，他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主张迁都，这样一来，确实要使不少人受到一些损失，但为了子孙后代，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还有《孔子家语》中讲到子路的事。子路曾经去看望孔子说：“背着重东西走远路，就不会选择休息的地方；家里贫穷父母年老，会不管俸禄多少就愿意做官。从前，我奉养父母的时候，常常吃野菜，却为父母从百里之外背米吃。父母死了以后，南游到楚国，当了大官，出门时后面跟着100多辆车子，希望再吃野菜，为父母背米，已经再不可能了。”为父母尽孝子路不辞辛苦，实在是能忍嬉惰的人。
嬉惰之忍一方面是以勤克惰，另一方面是努力奋斗，不要虚度光阴。中国古人也很清楚玩物丧志，所以提醒人们：“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此召公告君之言，万世而不能疏忽。酣游废业，奇功废功，蒲博废财，禽慌废农，凡此无益，实贻困穷。隋珠和璧，枸酱筇竹，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凡此异物，不如五谷。空走桓玄之画舸，徒贮王涯之复壁。噫，可不忍欤！”
《尚书旅獒》讲：“不作无益的事来妨害有益的事，事情才能获得成功。不看重奇异的东西而小看日常所用的东西，人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满足。”周武王灭商之后，西旅献上一条狗，有4尺高，名叫獒，武王收下了。当时召公任太保，担心武王会玩物丧志，从而说了这番话来劝戒武王。这话就算到了千百年之后，也不能忽视他的意义。《尚书五子之歌》中也说：“在宫内沉湎于声色，在外面专好游猎。喜欢美酒和音乐，建造华丽的大厦，只爱好于其中的一项，绝没有不亡国的。”
西汉人晁错对皇帝说：“珠玉金银这些物品，饿了又不能吃，冷了也不能穿，因而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不重视珠宝。”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认识到了这种嬉隋的危害性之后，在行动中尽力克制自己贪图嬉乐的作法。
唐朝人王涯，字广津，太原人，学识很渊博，唐文宗时担任宰相。泰和九年，因甘露事变而被抓了起来，因被诬陷而遭腰斩。起初，王涯家中藏书的数量可以同皇帝秘府的书相比。前代有名的书法、绘画作品，他多用重金购买，用金子玉石做箱子和卷轴，凿开墙壁放在里面，接着封存牢固，不易叫人看到。一直到了王涯被杀之后，别人凿开墙壁，将箱子和卷轴等金玉拿走，而把书箱和绘画抛在路上。由于这些人的爱好对自己的家庭都没有好处，因而是徒劳的贮藏。
业精于勤，自古如此。哪一个国家强盛了，哪一个家庭富裕了，都是统治者或是家庭成员们励精图治的成果。可是只要是贪图享受，醉心于嬉隋，终究会受到惩罚的。
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君主，十分重视用勤来治国，使国强民富。
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姓田，名因齐，一名婴齐。他在位30余年，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同时注意发展思想文化，办有“稷下学宫”，接待各国学者前来讲学。因齐威王知人善任，锐意改革，齐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都呈现出一些新气象。
齐威王是在周显王十二年继位的，刚即位时，他曾将国家政事交给卿大夫治理。可是，几年之后，齐国出现了一片百官荒侈、行政不理的混乱局面。对此，齐王宫中有一个叫淳于髡的人，借隐语讽谏，激起齐威王对局势的关注。
淳于髡向齐威王道：“齐国国内有一种大鸟，栖息在王庭之中，三年来既不飞也不鸣。
大王可明白他是什么鸟吗？”齐威王听出淳于髡的弦外之音，随即机智地还以隐语，答道：
“这种鸟呵，不飞就罢了，一飞就会冲天；不鸣就罢了，一鸣就能惊人呵！”意思是自己将亲自出来整治国家政事，振兴齐国。针对齐国百官荒侈、政事不理的混乱局面，齐威王下决心从刷新吏治“鸣”起。他颁下命令，召集全国各地行政长官72人，对他们进行行政绩考核。其结果是赏了一人，杀了一人。赏的是被某些人说成表现很差的即墨大夫，杀的是被某些人交口赞扬的阿大夫。齐威王开始考政，他召来即墨大夫，对他说道：“自从你在即墨任官以来，毁坏、非难你的舆论天天都有。我不敢偏听偏信，派人到即墨去，看到那里田野开辟，农业发展，老百姓生活能够自给；官府办事效率十分高，地方安宁，确是一派治理得十分好的现象。”齐威王看了看一言不发的即墨大夫，继续说道：“但是，反映到我这里的情况却与这些事实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正是你为官正派，不贿赂我的左右，去追逐一己的声誉所形成的。因此，我要重赏你，藉此鼓励那些埋头做事而且品行端正的官员。”于是，齐威王下令赏赐即墨大夫食邑万家。齐威王又召见了阿大夫。他面对一脸谄媚相的阿大夫说：“自你在阿地任官以来，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赞扬你的言论。但是，我的使官亲察阿的结果，却是一片田野不修、老百姓生活贫困的情形。往日，赵国攻我鄄邑，你拥兵坐视不救；卫国攻取我薛陵，你居然连此事都不知道！”齐威王说到此处，怒目而视颤抖不已的阿大夫，厉声说下去：“然而，为何我总是听见赞扬你的言论呢？原来是你用心良苦，用钱财宝物贿赂我的左右，以换取一己私誉的结果！试问，你为官行政不思修治，使得老百姓困苦不堪；为官领兵不思战守，视国家危难而不救，尸位取禄，败坏政风，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说完，齐威王将目光从阿大夫身上移开，扫视了一下殿内的众臣，声色俱厉地说道：“我要以法治理齐国，是非不能不辨，奖惩不能不明！”因而，当天就下令将行贿沽名的阿大夫，以及收受贿赂而歪曲事实的左右谗臣，一并杀掉。
齐国官员人人震惧，从而恪尽职守，不敢假诈饰非，齐国因此大治。诸侯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不敢向齐国进军。
勤于政事，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勤于农事，才能有好的收成，作为一个干经济工作的人，也必须从齐王的故事中学到其成功的经验，勤于商业经营，才能成功。
统治者陷于荒淫无度的生活之中不问政事，统治要灭亡。而作为一个商者假如自以为有了一些财富而不知进一步进取，不能勤于经商，那一点积集的财富便会损失干净。就算你从前人那里继承了无数财富，坐吃山空也不行。因而要忍嬉惰之性，勤于自己的事业。
元朝至正十五年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来到太平（在今安徽当涂），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位须眉皆白的老儒，恭立于人群的前头，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这位老儒就是明道书院山长陶安。
朱元璋很尊敬地召见了陶安，向他请教天下大事。陶安说：“当今形势，豪杰并起，而他们大多意在争夺财物美女，没有拨乱救民，安定天下之心。只有您率兵南渡长江，惜民不杀，应天顺人，大得百姓拥戴，看来天下太平有望了。”
朱元璋当时已动了攻打金陵的念头，但该行动意义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于是他躬身向陶安施了礼，问道：“我想攻占金陵，先生以为如何？”
陶安连连点头称美，并说：“金陵乃古代帝王之都。攻占它以后，您将显示出君临四方的王者气势；金陵又是虎踞龙蟠的形胜之地，占领它，您进可以命将四出征讨天下，退能保有江南的富庶地区。总之，攻占金陵乃上策；占有它，您将无往而不胜。”
朱元璋听得喜笑颜开，马上下决心攻打金陵，并请陶安做自己的幕僚，授职左司员外郎，一同征讨金陵。
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大明。不久即下诏让陶安兼修国史。有一天，他又召见陶安、章溢等人，在一起讨论元朝的兴亡得失。在元朝统治下度过了大半身的陶安，亲眼看到了元朝统治者的腐败，从而他不无意味地对朱元璋说：“元朝丧乱之源，当在统治集团的骄侈淫逸之中。”
朱元璋表示赞同：“你说得对。居高位者易骄，处安乐者易侈；骄则不听忠言，无从了解自身的过失，侈则没有正确的统治方式，因而不能长治久安。一个统治者如不思励精图治，而是成天沉湎于享乐之中，那他就离亡国之日不远了。”
然后，大家的论题又转到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的陶安建言说：“历代统治之术，皆在乎一‘道’字。道不明，则行不远。道不明的原因，是因邪说公行，故而统治之道，要在避邪说。”
朱元璋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讲邪说害道，好像美味之害胃口，美色之害眼力。邪说不避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则天下无从治理。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陶安急忙顿首，说：“陛下所言，可谓是深入到问题的本源了！”
这次讨论，对朱元璋施政影响十分大。此后，朱元璋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打击奢侈；另一方面推崇儒家文化，使明朝初年的社会风气较为俭约、朴素，文化恢复也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