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出现的那些继往开来的文化巨子中，不乏对独立品格的苦苦追求者，但真正完成追求历程的却为数甚少，而在为数甚少者之中鲁迅和王国维又可算是两个不同的代表。作为20世纪初文化——历史转型期首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一个是从传统阴霾中突围出来的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个是在许多领域有着卓越建树的东方学子，由于不同的性格、禀赋和觉悟，导致了他们对独立品格的不同追求，在最终的文化选择与人生归宿上，鲁迅决绝地与传统决裂，甘当“历史中间物”，并在思想上不断超越自己，走向了永生，而王国维曾高举起现代人本之曙光，但又不幸被传统阴霾所掩，像天空中倏然划过的一颗流星放出一段异样的光彩，却又带给人们无尽的遗憾。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是但丁式的，他们的追求充满了炼狱般的苦痛和艰难。
（一）
鲁迅虽然从小就因家道中落在心灵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但由此却埋下了反抗的火种。他对故乡先贤十分仰慕，对他们的民族气节十分推崇，青年时代曾致力于整理故乡先贤的著作。18岁时，鲁迅赴南京求学，决计“走异路，逃异地”，“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S城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受到维新思潮和西方新学的影响，开始认识到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反帝斗争被血腥地镇压，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鲁迅壮怀激烈，感时忧国之情日渐增强，刻了“戎马书生”、“文章误我”、“戛剑生”三个印章，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们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又赴日本留学，在那里毅然剪去了封建统治的象征——辫子，写下了《自题小像》的诗章：“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抒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的豪情壮志。他“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他所以如此苦学，就因志在光复，时时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认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党之骁将’，这志向从不动摇。同学们笑着说：‘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因此，留日期间鲁迅参加光复会，毅然承担为革命政党收藏机密文件这一不无风险的任务就不足为怪了。辛亥革命刚刚爆发，在形势与人心未定的情况下，鲁迅便组织武装演说队在绍兴街头宣传，充分显示了其革命英雄主义理想的光彩。青年鲁迅显然是一个热血男儿，一个已经具备了独立品格的反清爱国的勇敢的战士。
与鲁迅生于同一时代、长鲁迅5岁的王国维则走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国维生于一个不太富裕的书香家庭，从小就有“才子”（海宁四才子之首）之称，少年时期便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5岁中秀才，名噪乡里，开始显露其忧郁沉潜的气质和过人的天赋，并与他“口讲指画”、“耳提面命”、多才多艺且开明的父亲常常发生冲突。王国维少年时期就曾致力于考据之学，却为重诗学薄考据的父亲所不喜，对“静文太高，不肯入时流范围”很不满，说是“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王国维不以为然，以至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说，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其实王国维并不如父亲所想象的那样窝囊，相反英锐不羁，他无限神往和热烈追求着某种新天地、新知识和新境界，他在《史》中写下的为人们所激赏的《黑海东头望大秦》的诗篇，充分表达了他的远大抱负：“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黑海东头望大秦”这无疑是东西文化沟接的一种象征，日后王国维力主中西二学的化合，“互相推助”，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美学和史学，恐怕是其父所始料不及的。
王国维虽有远大抱负，却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与世无争的政治态度，他把学术看成是“最神圣最尊贵”的事业，仿佛成了“狂”时代中“冷淡不急”（王氏语）的学术至上主义者，因此，战争的喧嚣难以打搅他的学术研究，入侵国土的暴力不能分散他对书斋的沉思，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他唯一的反映是借助诗词抒发个人的慨叹与苦闷：“一点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八月十五日夜月》）“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歌触绪来。翁埠潮回千顷月，超山雪尽万株梅。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题友人三十小像》）但他毕竟怀有一颗忧国、救亡的真诚的心。他说：“甲午之后，始知世界尚有新学。”他认为，中国败于日本，是由于贫穷落后和政府腐败。要改变这种可耻地位，必须学习西方，发展学术，改革教育，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繁荣经济，加强国力。这时他已感觉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上，因此，他不得不徘徊在超然治学与学术救国（避世抑或救世）的“歧路”之中，他自己也承认无力作出最终的选择，“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籍哭穷途”（《天寒》），这是他当年内心的一种呼号。作为一位小小的师范教员、图书编译，要在士大夫知识界的保守、洋务、维新、革命四派之间作出抉择是困难的，而惟沉浸于“学”，才是这个心中如具灵光，能使各种学术生出异彩的学术天才的最好选择。
（二）
辛亥革命失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这段时期，是中国政治依旧黑暗腐败，革命风潮不断激荡的时期，鲁迅却似乎从一个热血沸腾的战士转变为一个避世的隐士，陷入十分厉害的失望和寂寞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社会地位的变化——从一个教员，一个自由的战士成了最高政权的一个小官员，这对他的独立品格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他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却又在一种不由自主的革命潮流中附在了统治阶级的皮上。因此，他不仅仅对现实的黑暗，而且对自己能否保持独立的品格也产生了失望和怀疑，他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回到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的麻醉法就是整理与研究古籍，抄石碑，读佛经。他的独立品格产生着分裂，在入世时又尽力要出世，一方面做着他并不喜欢的小官员，一方面又要竭力在心灵中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了解的鲁迅深知像他这样的小官僚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造成祸害，因此，要保持独立的品格，必须先保存自己，必要时“躺倒”或者“装死”，在“躺倒”或“装死”的过程中等待时机完善自己独立的品格，这或许是一种策略，但正是这种策略帮助鲁迅在麻醉自己时又保持着几分理性的清醒。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辑录整理故乡先贤的著作，并介绍他们的事迹？而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又说：“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用遗邦人，庶几借其景行，不忘于故”？对“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嵇康著作《嵇康集》的辑校，更说明他独立无羁的人格仍很强烈，隐士之“隐”乃是一种独立人格之“隐”，没有在表面上显现出来而已，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有力地表现出来，隐士会重新成为猛士。果然，在张勋复辟帝制的第三天，鲁迅便愤而辞去教育部的职务，而后（1918年）写下了在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狂人日记》，并“一发而不可收”，以独立的巨人的姿态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里，成为最英勇的主将。
王国维20岁时在上海东文学社幸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日本藤田博士，受其影响，迷上了叔本华和康德哲学，1902年至1907年，一直沉醉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研究。在他看来，在强邻逼侵、国势阽危之时，一介书生思以振兴学术为救国之根本，而哲学为诸学之冠冕，康德、叔本华哲学又属哲学中之“第一义”。在王国维眼里，康德、叔本华均属“旷世之天才”，所谓“丹凤在霄，百鸟皆暗”。他慨叹道：“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正因为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倾倒，他才从其中汲取了现代人本思想的营养，生长出中国现代人本之萌芽。他曾称引康德的著名论点：“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段。”他对叔本华关于人的真正本性的论述很为欣赏，叔本华说：“人的真正本性是他自己的意志，因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他是他自己的作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行为真实地完全地是他的，而且是由他自己引起的。”因此，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人或者任何神的工具或手段”。故对王国维而言，“人是目的”，首先是个人“人格”独立的问题，他说：“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一人神圣之权利也”。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的神圣性，如果无“自由”，便不成为其独立的有价值的人格。他对坚持自己人格的尊严与独立，而保持“人格价值”者无不给予深深的敬重与赞许，如他所赞颂的《小雅》中的家父、屈子与《楚辞》中的渔父、陶渊明等，他认为那些高尚伟大之文学者往往有着高尚伟大之人格，如子美、子瞻、放翁、辛稼轩、文文山等，因此，他虽尊叔本华为“旷世天才”，但对具“偏戾之质”而无德性“帅”之的叔本华之为人从来没有推崇过，他认为真正达到“学问”和“品行”皆备唯康德足以当之，故尊为哲人。他还称古典悲剧中那些具有崇高品格的主人公如程婴、杵白、窦娥以至鲁智深、柳敬亭、苏昆生等，一个个“赴汤蹈火”，皆出于他们本身的“自由意志”。他又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智者不求幸福，但求免于痛苦的自由”，而主体进入“真正自由”状态，是“爱其自己之世界而已”。因此，在王国维的精神世界里，忧生有时淹没了忧世，他的词集名曰：“人间”，“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几乎成了他忧生的一种基调。但他从“人是目的”出发，坚持认为一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都不应该成为某种政治、道德之手段，而只能为了实现“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即为了满足“人”的知识与感情之最高的需要，他企图以此来护卫“哲学文学之神圣”，维护人格的尊严与独立。正因为如此，在研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他走上了一条独立的治学道路，用西学的新观点、新方法去观察中国古有的学术、教育、文艺等，对现实提出了较急切的改革要求，对某些旧传统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倾向，在近代学术研究中发挥了开创风气的先导作用，表现了青年时期的王国维为救国而从事学术研究、探求真理的锐气与积极入世的精神，闪烁着其独立品格的异彩。
（三）
鲁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他早年从事的救亡和启蒙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将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感情与变革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在他并不以为是一件叱咤风云的幸事，相反，他很快意识到“我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只是中国传统的叛逆者，命运的逃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他的先觉使他在试图实现对封建文化的历史性突围时，又不能忘记自己的出发点，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决绝地反对窒息中国的传统幽灵，同时也感慨于个人不可能从传统中彻底走出去，民族也同样，“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更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他敏锐地感觉到他们这一代人注定是历史的过渡人物，旧的新的负累都太沉重，新的世界不属于他们。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后，他在彷徨中对五四先驱们包括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复用文学和哲学语言表述了“历史中间物”的观念，他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首开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敌于死命……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这里鲁迅意识到自己一方面有“反传统”的超越性的欲求，另一方面又与传统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这种“历史中间物”的观念由鲁迅自己提出来未免太残酷和太痛苦，因为在这样一个苦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古老文明解体的时代，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正如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不‘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历史进化中普通一员的地位，他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他认为自己“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使鲁迅承担着身内外的一切黑暗，使他拒绝了一切劝阻、悲悯、布施和诱惑，迎着死亡和穿透死亡的可能性，坦然地追寻着他的最高境界，即使“料不可能走完”，但生命的朝向决不改变。正因为如此，鲁迅才始终保持着他那智者的独立品格，晚年无限彷徨的鲁迅完全不必仰他人鼻息，成为中国恐怕可算是唯一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作家，这当是一个奇迹，更可贵的是他实践了与旧的传统和黑暗一同灭绝的悲壮意愿。晚年的鲁迅由于多年紧张的战斗和没有余裕的辛勤劳作，身体日渐衰弱，时遭疾病的严重困扰，至1936年6月不得不中断了坚持20多年的日记写作。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要赶快做”成为他病重直至逝世的生活格言，病重中的鲁迅其独立品格越发光彩耀人：1936年7月14日，他的学生李秉中（国民党军官）致函鲁迅，表示愿在国民党当局中斡旋，解除对他的通缉令，鲁迅当即让许广平复函予以拒绝，他认为自己与迫害他的国民党当局毫无妥协之余地。因此，直至去世民众在他身上覆盖“民族魂”的旗帜时通缉令也没有解除。9月5日写成的《死》一文中，作为遗嘱他在文中表示：自己的怨敌可谓多矣，但“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而在10月间发表的《半夏小集》一文里又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儿也不给癞皮狗们吃。”这些话语令人战栗，充溢着其至死不渝坚守革命的节操，捍卫人格尊严的凛然正气；在预感死神将至之时，他却风趣地说：关于死亡，有些人是看得随随便便的，而他“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因而他的遗嘱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如此大彻大悟，超凡脱俗，卓尔不群，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正是用这样一种凤凰涅槃的境界，鲁迅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完成了自己对独立品格的追求，成为联结新旧时代的一座伟大的桥梁，使后人得以跨越这座桥梁走向未来。鲁迅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
有幸比鲁迅更系统地研读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当他扬起现代人本的曙光时，却缺乏鲁迅那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因此尽管其现代人本之思想萌芽显出咄咄逼人的强劲之势，可惜却为时未久（1902～1907年），他便“疲于哲学”了。1907年他在第四次读康德之后，却突然向康德告别，向哲学告别。对于这一转折，他在《三十自序》中有明确的论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慰藉者也。”这段自白写于1907年，道出了青年王国维内心的思想矛盾，曾以哲学“安身立命”的王国维，在其可爱与可信之间已徘徊多日，在此中反复盘旋之后，始深感康叔哲学这座“琼楼玉宇”有“高处不胜寒”之境界，对将其推行到永不可即的“彼岸世界”不禁疑雾重重，他自知“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哲学于他已无“安身立命”之处，更不能“慰藉”其人生，于是，疲于哲学而移情于文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一选择于王国维的学术道路本来没有太大影响，但却昭示着他将降下现代人本的旗帜，成为他人格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果然不久，他便进京任清廷总务司行走和图书局编译，从此俨然一个士大夫，清寂儒雅之余平添几份甜俗与疏狂，但由此他这根独立不羁之“毛”其实已粘在清帝制之“皮”上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制崩溃，他便跟随封建遗老罗振玉（原任清学部参事）一道流亡日本，在罗氏几乎“涕而道”的劝谕下，他转而“反（返）经信古”，以“守先待后”，维护“三千年之教泽”自命，甚至将自己的《静安文集》一百多册付之一炬，其决绝像禅宗的慧可断臂皈依达摩一样。这或许不是王国维的本意，但罗振玉的知遇之恩他不能不报，从21岁抵沪进《时务报》、去日本留学到进京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局编译、《教育世界》主编，其学术道路一帆风顺，罗振玉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罗振玉恐怕就没有近代大学者王国维，他深知这一点，所以不断降下曾高高扬起的现代人本旗帜而钻进故纸堆中。他痛苦而又无奈地写道：“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闻陵谷，始知斯道齐衡篙。”“斯道”者周孔之道。这首诗（写于1912年）标志着他的世界观、他的治学方向的根本转变，也意味着他已经开始丧失其独立人格。但是他依然挣扎着极力保持超然治学的态度，与罗一起致力考古，尤其在甲骨文这种“绝学”的开拓上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甲骨学上结晶性的著作《殷周制度论》。恰好就是为复归“周礼”作出学术上的论证的，显然已越过了他的超然治学的界限，而归于学术救国了，但这并不是学理上的冷静演绎，而是一种封建道统的重建，不过是想古为今用，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这已经很难有科学品格了。如果说王国维1912年作《颐和园词》，1913年作《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对封建亡朝俯仰低回，凄婉备至，甚至对极端凶残的慈禧也褒奖有加；1917年为张勋复辟流产之有“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称“三百年乃得此人（张勋），庶足饰此历史”；1916～1923年间于沪任教仓圣明智大学时，亲自设计搭盖“芦殿”，指点学子“演习古礼”，并赞此为“极美之事”……这些尚属思想上的倒退，仅表明倾向于封建遗老，还不至于完全丧失其独立品格，那么1923年当他应召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奉旨赏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时，他的独立人格已不复存在，而他却认为他的人格追求已达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不然决不会为废帝的知遇之恩感动得“惶悚无地”。因为从封建道统本位出发。清朝只有出身翰林甲科者才有资格入值南书房，而王无此头衔，所以罗振玉说：“静安得到布衣入值南斋的殊荣，是二百八十年朱竹坨（彝尊）后唯一的一人。”所以当王得知他以布衣自卑，骤擢“侍讲”之尊，便以为天降大任于斯，可以在乱世废帝身边一展挽狂澜于既倒的宏济大略了。其实他已完全丧失了自我，与亡清余孽融为一体了。所以当冯玉祥武装逼宫时，他竟坦然“随（溥仪）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且几近自殉于御河，他要扮演百年难遇之政治配角，犹如远祖王禀因保宋皇忠节而“耿光百世”一样。最终，因看不到自己仅是“历史中间物”的王国维被“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决绝地要完成自己的人格追求，终于像王禀一样从容赴水，不幸被埋葬的旧时代所埋葬，“在水中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写杂文惋惜他实在是“老实到像火腿一般”。一个在青年时代将独立人格与思想自由演绎得那样精彩的巨子竟在跃入晚境时那样真挚地归属封建道统，这恐伯正是王国维品格的文化丰富性和历史深刻性，对王国维来说，本一介书生，毕生治学，一直在追求独立的品格，在他看来完成了他的追求历程，但在别人看来却远远未能完成。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但更具文化神韵的却是他追求独立品格的历程中以毕生支付的价值探索及其代价。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作为20世纪初东方巨子的鲁迅和王国维毕生都在追求自己独立品格的完成，追求着独立品格完成的最高境界，像晚清时期许多向西方求真理的人们一样，他们都有着深固的旧的传统的负累，但是有着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鲁迅却义无反顾地从旧营垒中突围出来走向了他特立独行，超越时代的最高境界，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完成了人的独立品格的伟大追求；而王国维虽然受过西学的洗礼，生长过现代人本思想的萌芽，但最终却难敌旧传统的压力，他对人的独立品格本应是最精彩和最可贵的追求，却因此而消退了它的光色，并最终夭折（在他却认为完成了追求），成为一个令人扼腕的未完成的伟大追求。回眸他们对独立品格的激动人心的追求，于我们与旧的观念彻底决裂，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意蕴幽邃的价值反省中实现自己现代化人格的构建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