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鲁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横眉冷对一切的绍兴师爷的形象，是一个对无论恨他或爱他的人一个也不肯宽恕的“斗士”和“战神”，因为历史上，鲁迅曾与许多人打过笔墨官司，对他们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和斥责，包括对他的学生。鲁迅的批评是毫不含糊的，非常严肃和认真，即使是那种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属于误会的论争也丝毫不减他的圣洁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他的嫉恶如仇，他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批评艺术，他对论争对手“纠缠如青蛇，执著如冤鬼”的顽强韧性，令对手心寒和敬畏。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只看到鲁迅兴风呼啸的一面，即作为战士与黑暗势力勇猛作战的冷酷无情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为人之子而不是神之子温柔的一面，即人格的另一面：情感之炽热之丰富之真诚。
梦里依稀慈母泪——师生之情之真
鲁迅是青年衷心敬爱的导师，他一生帮助青年、指导青年，把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青年，其情之真切，让人感佩。
鲁迅所密切联系的文艺青年和其他青年，多数是他的学生。鲁迅经常与青年和学生促膝谈心，和蔼亲切如同朋友相处。他不仅喜欢青年来访，还费尽苦心鼓励他们，培养他们。他每天要分出一两个小时的精力给青年复信、看稿，有的青年还要他代办书籍。他平素来往的也都是青年。他活在青年中间，但从来不以青年领袖自居，也从来不使唤青年，相反却常常为青年所使唤。
据说有一次一个北大的学生来到鲁迅的寓所，脱下鞋子，让鲁迅拿去修理，鲁迅立即照办了。鞋修好了，这个学生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埋怨修得太慢了。后来有人问鲁迅究竟有无此事，鲁迅回答说：“有这回事，这就是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牵制过我……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鲁迅的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宽裕，但他往往替学生交学费、付饭费和其他费用，有时还从朋友那里借钱给学生做回家的路费。至于为青年作家写序、联系出版社和发表文章、出版著作，鲁迅一生不知办了多少，他从不求谢，即使是经济上的帮助，也同样不言谢。20世纪30年代，一个文学青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把自己写的小说编成集子，准备出版，并请鲁迅为此书写序。鲁迅很快就把写好的序交给了他，而且把自己当天得到的100元稿费借给他，不过小说集当时没有能够如期出版，但鲁迅却把借钱的事“淡忘”了。鲁迅就是这样，一而再地帮助青年，却绝不在被帮助的青年面前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且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看得很淡很平常。
鲁迅热爱青年，他对青年，特别是对那些优秀的青年怀有父辈般深厚的感情。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对坚定、勇敢、能干、始终微笑和蔼的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的牺牲，感到无比痛惜，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这样写道：“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刘和珍和她的同学“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常有左翼青年作家受难被捕，鲁迅也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营救。1931年2月7日晚，柔石等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紧急避难中的鲁迅还在为营救他们想方设法，在得知柔石等被害的确切消息后，鲁迅夜不能寐，写下了流溢着浓郁父爱精神的一首七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3年2月，在柔石等牺牲两周年的忌日，鲁迅又沉痛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他写道：“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幽禁在南京。鲁迅得知后和宋庆龄及民权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杨杏佛、蔡元培等一起大力营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国民党被迫采取了不杀不放，把丁玲“养起来”的政策。鲁迅特意转告赵家壁早日出版丁玲的《母亲》，并告知丁玲母亲老家的地址，叮嘱赵家壁把稿费切实寄到丁玲母亲的手中。后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鲁迅以为丁玲已被害，在1933年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的信中悲愤地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他还写下一首七绝《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正因为鲁迅对青年总是怀着一种真挚的父爱精神，青年们才热爱他，愿意接受他的教导，哪怕是最严厉的批评。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就是其中的一个。
魏建功（1901～1980年），字天行，原籍如皋。他的被鲁迅斥责，是因爱罗先珂的缘故。爱罗先珂（1889～1952年），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1921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中国。1922年从上海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23年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翻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1921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时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当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举办“25周年成立纪念”大会，当时纪念会上由北京大学戏剧实验社社员演出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爱罗先珂写了一篇《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由鲁迅先生译载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文章针对话剧里男扮女装进行演出的事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时正在同学们组织的实验剧社里的魏建功，正值年少好胜，便写了一篇辩解的文章，题为《不敢盲从——因爱罗先珂先生的剧评而发生的感想》，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结果失去了对一个残疾诗人应有的同情，把辩解的真实的话语弄成了尖刻失态的言论。鲁迅见后，即写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十分严厉地斥责了魏建功：
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吐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鲁迅对魏建功的斥责之严厉，将他说成是“旧的不道德的少年”，使魏建功的情绪不免有些波动。所好魏建功当时对鲁迅很敬仰，又正在很认真地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因而没有继续意气用事。后又因孙伏园、台静农等几方面朋友的关系，和鲁迅慢慢地接近起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5年五卅运动后，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魏建功与友人合组黎明中学，鲁迅曾应邀至该校兼课4个月，而当时正是鲁迅身体健康恶化，又是被章士钊违法免职，正与“正人君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但鲁迅仍然大力支持了魏建功。魏建功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更令魏建功感动的是鲁迅对斥责他的那篇杂文的态度：按照鲁迅先生收集杂文的习惯和时序，这篇杂文应收在《热风》或《集外集》里，但是一直到1946年10月唐弢先生编《全集补遗》才收录了。唐弢在“编后记”说：“我看这两篇是先生故意删去的，理由是‘暂时的误会’。”这是引鲁迅先生《集外集序言》里自己说明收集文章时的态度的话，先生说：“也有故意删掉的……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很久以后，魏建功从孙伏园那里得知，鲁迅先生认为往事是“暂时的误解”，是因他当时总是十分虔诚地听先生课的缘故。
这固然一方面表现了鲁迅先生对论争的态度的严肃，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青年的热爱和宽厚。当然，魏建功对鲁迅先生的严厉斥责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值得令人称道的，否则，他不可能成为鲁迅先生的一个好学生。
“脊令在原兄弟难”——手足之情之恋
在鲁迅的记忆里，他和周作人情深意笃四十载，一朝失和，晨昏相隔，永无修复，是他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这种手足之情之恋，许是他人难以理解的。
鲁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兄弟仨，鲁迅老大，作人老二，建人老三。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情分自然比别人要深厚些，常常有点什么趣事，总是合伙着干。但两人的性格却截然相反：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鲁迅13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举作弊案被关进杭州监狱，兄弟俩被迫到乡下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了，甚至被称为“乞食者”。鲁迅不愿周作人的心灵受到伤害，于是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年幼的周作人对这些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学，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的无微不至。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父亲病重吐血，只好卖田地请名医，但药方却稀奇古怪，要一对原配的蟋蟀做药引子。为此鲁迅和周作人商定好，互相配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捉到一对原配的蟋蟀，但还是没有救得了父亲的命。但兄弟俩在困境中的这次通力合作，却深深铭记在两人的心中，一直到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年时代的手足之情。
鲁迅的兄长情结非常浓重，曾写下《别诸弟》的三首旧诗，充分表达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对兄弟的友爱：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书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在诗的后面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印证后来鲁迅初到北京期间和周作人频繁的通信（前后有300封左右），邮寄书刊的不间断，人间友爱，手足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
周作人是鲁迅带到日本去留学的，他走上文学的道路与鲁迅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早在1909年3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署名便是“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新版时，鲁迅为之作序，署名是周作人。周作人的“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小河》，曾经鲁迅修改，就连周作人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鲁迅也总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为他抄写，而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热风》中。五四时期，鲁迅和周作人被称为文学上的“双子星座”，这是因了他们各自对新文学的贡献，也因了他们的别名。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两者都是天上的星名。鲁迅出生后不到一岁，便被领到附近的长庆寺，拜庙里的一个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龙祖和尚为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三年多以后，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一个别名，叫“启明”，是一颗黎明才出现的星。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这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后来的悲剧真应验了鲁老太太的说法。鲁迅与周作人这两个本来情深意笃，共为“五四”斗士、发誓“永不分家”的兄弟，突然有一天决裂，从此恩断义绝，这是鲁迅始料不及的。因为在这之前，鲁迅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从日本回国谋事，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又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子，并最终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北京算不上有名，但却是一座漂亮的四合大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屋宇高敞，宽绰明亮。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起住进了八道湾11号。接着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一晃就是三年半。然而1923年7月14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而7月19日上午，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屋中，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正是这封信，后来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但两人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有间接的表露，没有明确的说法，也就成了一桩难断的“公案”，其实是家务事，只是当事者不说，事情就显得神秘，人们就越发要进行揣测。时过境迁，这件事恐怕永远成了一个谜。我想还是了解兄弟失和以后鲁迅的态度吧，这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不无裨益。兄弟失和后不久，即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便大病了一场，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据认为他后来1936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1936年鲁迅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13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分手后数年，鲁迅先后写出《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兄弟》、《铸剑》等文字，“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交织于心。兄弟失和对周作人的精神冲击和感情上的震撼也是巨大的，1925年的《京报》上，周作人以丙丁的名字发表了一篇小文，其中引用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坟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忽而给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呵，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明冥，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周作人借罗马诗人之口，将他痛失兄弟之情的苦楚，委婉地作了表达，其中的遗憾和戚然溢于言表。虽然用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鲁迅还是认出了周作人的文笔，读懂了他的一片苦心，于是在看到报纸十余天后，便匆匆写下了《伤逝》这篇小说，更以男女主人公的离愁别绪，倾吐自己胸中的郁情。但他对周作人的这番附和，并没有立刻发表，而是直接编入自己的文集。兄弟俩心有灵犀一点通，周作人在与鲁迅失和20年后判断“《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伤逝》发表不久，鲁迅又写了《弟兄》这篇小说，写兄为弟的病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故事。鲁迅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经过，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向周作人发出信息，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周作人晚年回忆也承认《弟兄》所写故事，“事情是确实有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决裂的遗憾和对手足之情的眷恋，或许鲁迅未必会写这篇小说。1926年5月周作人在《语丝》第80期上发表《挥手郎图》，再次申明他译的《伤逝》是“悼弟诗”，那幅插图画的是男子而不是女子，可看做是对《弟兄》的回应。
兄弟虽然失和，但毕竟血浓于水。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不好，只是对他有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昏”。鲁迅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友人说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语丝》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仍然发表不少文章。而在此之前，《语丝》事实上由周作人负全责，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们在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
30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但也不是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作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1934年）中主持公论，曾替周作人辩护。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这样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之后，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又说道：“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多次引用了鲁迅的这些话，虽然是替自己作辩解，但也表明鲁迅对他的了解之深，兄弟毕竟是兄弟呀！周作人也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二是《闲话日本文学》（1934年），都比较客观。
兄弟失和事件虽然是鲁迅心中永远的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手足之情之恋，之于鲁迅却是无法抹去的，这是其他情感无法替代的，因为他生活在人间，有着比别人更大的人生之爱。
回眸时看小於菟——亲子之情之痒
鲁迅晚年得子，因此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亲子之情是十分浓烈的，他对儿子海婴的父爱远远地超出了其他的亲情，似乎接近于病态的地步了。
据许广平回忆，海婴出生时是难产，当他呱呱的哭声向人间报到后，鲁迅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海婴生下来后，鲁迅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有时还领着一批批朋友来看望，每当静静坐下后，总是非常喜欢慈祥地看着小海婴，说孩子很像他，但又谦虚地表示，他没有孩子漂亮，后来在别人面前也一直经常地提起。他给孩子起名海婴，是因为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这名字读起来悦耳，字也通俗，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不过，海婴的名字是在朋友面前才叫的，平常他却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称“弟弟”。他还将许广平在《两地书》中对他的一个称呼“小白象”拿来赠送海婴，叫他“小红象”。
从医院回到家中以后，鲁迅自动每天夜里十二点到两点担任值班，看护海婴。为了让海婴安睡，他常常把海婴横困在他的手弯上，在屋里来回走着，唱着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还改成唱仄仄平平平仄仄的调子：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海婴在他双手做成的摇篮里安静地睡熟了。
鲁迅最担心的是海婴生病，在日记里他经常提起海婴的病，一旦海婴有病，他至少也是坐立不安，有时“眠食俱废”，一定要自己带海婴看医生。平时海婴生病了，生病期中的粪便，一定要留给他看过才可以倒掉，因为他深晓医学上从粪便诊察病情，即使是海婴得了痢疾，每天多次的便痢，他也要亲自察看，看完之后自己去倒在马桶里，而不让别人干。鲁迅工作很忙，但他每天至少有两个预定的时间必定和海婴在一起，这就是两餐以后。鲁迅喜欢饭后吃少许糖果或饼干之类的，海婴看到总要跑来抢光，对此鲁迅毫无怨言，相反很心甘情愿的。他靠在藤躺椅上时，海婴要么和他挤着一张椅子并排躺下，要么更喜欢骑坐在他的身上，提出许多的问题来，鲁迅总是很耐心地回答。鲁迅觉得对孩子的教育应耐心，反对体罚，但有时遇到海婴太执拗顽皮，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也会进行体罚，不过只有寥寥的几次，而且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临时抓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鲁迅写作时，海婴往往也会跑过来捣乱，看到鲁迅全神贯注还未放下笔，会用小手拍他的笔头，纸上便立刻出现一大块墨，鲁迅虽然感到心疼，但并不发怒，待到海婴逃走，重新再写。鲁迅十分珍惜他的一切用具，不肯随便抛弃一张纸，但对海婴索取纸张却毫不吝啬，这是他最喜欢的，让海婴随心所欲的乱涂。鲁迅觉得自己小时候受到的束缚太多，因此他不能让爱子重蹈覆辙，应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海婴对坐汽车特别有兴趣，鲁迅也就特从其好，有一次竟然全家坐汽车在上海的马路上尽情兜了一次风，在鲁迅一生中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闲情逸致了。不过，每次坐汽车，总是叫海婴在当中，由他招呼着，一定要把脚拦阻住，有时还用手扶持，防止他跌倒。平时只要海婴在他旁边任何时候，他都是全神贯注留心着其一举一动，只有在走开后，才松一口气。鲁迅的一些朋友暗地里批评鲁迅太爱子了，有点溺爱了，但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乐意承受这样的重累。
鲁迅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到上海后在亲友的劝说下才把看电影当做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为了爱子。其时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鲁迅总是带海婴一起去看，其实是专门由他陪着海婴去看。有时也让许广平领着海婴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但有一次看马戏，鲁迅却将海婴丢在家里，和许广平悄悄走了。原来他们看的是誉驰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的表演，海婴先前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满以为会带他去看，没想到愿望落了空，不由号啕大哭，一直哭到模模糊糊地睡去。鲁迅知道海婴非常伤心，于是十分和蔼地耐心地告诉他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孩子受到惊恐，所以决定把他留在家里。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白天陪他再去观看一次。后来鲁迅和许广平携海婴去参观了“海京伯兽苑”，虽然只看了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表演，但对小海婴而言已很开心，如愿以偿了。40多年以后，周海婴回忆这件事时，记忆犹新：“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竟是何等的煞费苦心。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慈爱之心，仍然时刻在温暖着我的全身，也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鲁迅就是这样心中时刻装着自己的爱子，甚至为了海婴，愿意改变自己生活的好恶。一生嗜书的鲁迅平时除了到书店，商店一般是不去光顾的。但有了海婴以后，每次出去却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柜上仔细地挑选玩具，将海婴最喜欢的买回来，以至时间长了，海婴逢到鲁迅外出回来必定要检查他的包裹，看为他买了什么好东西，如果是喜欢的，就欢跃而去，如果不喜欢的，鲁迅则答应下次一定给买到。有一次，海婴在一户日本侨民家中看到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正在播放唱片，非常羡慕，经过许广平向鲁迅表达了他的愿望。鲁迅一向和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听到这种声响，他就非常不适。但海婴喜欢，他就同意买一台，不过不准在他工作时播放。一台小型便携式留声机买来了，试放时，海婴觉得与看到的大型留声机相比，差得太远了，连连摇头，表示不要。于是鲁迅让换一台，海婴还是嫌小不要。于是又换了一种中等型号的，海婴才表示接受了。后来海婴曾想把这台留声机捣鼓成“准电唱机”，这成为他日后热衷无线电的源头。
每年每逢海婴的生日，鲁迅总要跟他到照相馆拍照留念。海婴周岁时，恰好鲁迅50岁，他抱着海婴拍了照之后，亲自题了两句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题好之后说道：“这两句译成外文，读起来也很好的。”海婴6周岁时，即鲁迅逝世的前一年，鲁迅特地为海婴郑重地做了一次生日，先是带着海婴到大光明看电影，然后又来到南京路的新雅吃晚餐，使海婴非常快乐，而他也为海婴的快乐而满心的高兴。但小海婴哪里知道这时的鲁迅已重病缠身，他是在尽最大的努力给予爱子最后一份父爱呢！
鲁迅生前的恋子之情曾经遭到很多人的议论，于是他针对有人说他溺爱儿子的说法写了一首诗《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觉得他的恋子之情无可厚非，是人之常情，疼爱自己的子女怎么就不是大丈夫呢？就连猛虎也会不时回头看看自己心爱的小宝宝啊！
其实，鲁迅生前恋子之情的浓烈，是因为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对一切戕害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有着最深切的体验，因此他绝不肯让下一代再一次遭受他的痛苦，成为唯唯诺诺的小绵羊，要下一代“敢说、敢笑、敢骂、敢打”。因此，他给海婴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打击他的天性，甚至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内。难怪海婴在童年时代，外人总觉得他太好动，太好研究一切，太不像守规矩的样子。对此，我们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酒逢知己千杯少——友人之情之诚
在鲁迅丰富情感的世界里，作为他的朋友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半点的虚伪和矫揉造作，他对朋友的诚恳和真挚，让人感受到这位东方之子的平凡可亲却又不同寻常的伟大。
在鲁迅的朋友中，范爱农和他的结缘是最奇特的也是最短暂的。他们是同乡留日学生，在日本好几年，却只在同乡会上见过一面，由于意见相左，话不投机，互相看不惯瞪眼而别。《朝花夕拾》末篇《范爱农》中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时为光绪丁未即1907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杀了安徽巡抚恩铭，旋即被害，六月初五秋瑾也在绍兴被杀。同乡会就是讨论的这件事，会上有人主张发电报给清廷，痛斥清政府的残暴，鲁迅也是极力赞同的，但一个蹲在会场角落头的人却自言自语地说道：“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他反对发电报，只是发表意见的方式很特别，鲁迅看他的神态特不顺眼，所以未跟他交谈，也没有打听他的姓名，便分散了。没想到四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绍兴光复，王金发设立军政分府，聘请鲁迅为当地师范学堂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上任那天一看，原来竟是那个蹲在会场角落头、说“屁电报”的人，才知道他叫范爱农。自此他们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远，所以每天办公完毕，范爱农常常头戴着农夫的卷边毡帽，穿着钉鞋，拿着雨伞，来找鲁迅聊天。他们喝老酒高谈阔论，谈到可笑之处，连鲁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都不免独自匿笑。主客二人非常愉快，老太太也引以为乐，不觉忘了时间，常常到二三更时候，范爱农才打着灯笼回学堂。这样的悠闲，雪夜把酒论世事的快乐日子，在鲁迅一生中恐怕也是少有的了。可惜“好景不长”，鲁迅因不满王金发对学堂的轻视，再加上蔡元培的聘请，决定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范爱农也离开了师范学堂，却找不到工作，在绍兴、杭州间漂泊，最终因生活失意落水而死。鲁迅闻讯，在日记里悲哀地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壬子日记）接连几天，鲁迅都沉浸在悲痛中，不能释然，于是写下了三首诗哀悼自己的好友：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遽尔丧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孤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此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的朋友中间不幸屈死的并不少见，然而对于范爱农却特别不能忘怀，事隔多年还专门写文章纪念他，可见鲁迅对他的真诚友谊。范爱农曾给他带来快乐，“把酒论当世”，两人都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是他难以忘记的，而他到教育部工作后也曾想为范爱农谋得一份差事，范爱农也盼着有一天得到鲁迅给他的喜讯，不料却不幸突然离世。在鲁迅看来，如果他为范爱农谋得了一份差事，范爱农或许就不会有这样不幸的遭遇了。“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在鲁迅心里，这是何等的一种悲痛呀！
在鲁迅的朋友中，与鲁迅交往时间最长的恐怕要数许寿裳了。据他回忆，他和鲁迅生平有35年的交谊，彼此关怀，无异昆弟，特别是鲁迅对他的关心和帮助，总是备极周到，于细微之处显现出对朋友的挚爱。鲁迅每每出版著译编印的书，都有赠送给许寿裳，并且大多有题字。许寿裳结婚时，鲁迅赠送的礼品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知道许寿裳爱诵读乡先生李慈铭的文章，即将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缦堂骈体文集》四册赠送给他。鲁迅向来对朋友的事总是有求必应，其时绍兴一带有一种习俗，儿子上学，必须给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5岁时，许寿裳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恳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愉快应允，但只教许世瑛认识两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并在教本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这两个字的含义非常宽泛，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在内。可见鲁迅用心良苦。
鲁迅为人谋，最忠实不厌其烦。1934年冬天，许寿裳的三女儿许世瑒在嘉兴患了扁桃腺炎，恰逢许寿裳远在东北，不及照顾，只好请人往访鲁迅烦他介绍医师。鲁迅得悉，即陪同许寿裳的夫人和三女儿许世瑒前往医院诊察，在治疗扁桃腺的过程中许世瑒觉得眼酸疑是沙眼，于是鲁迅又两次请医生诊视，发现是近视未戴眼镜所造成。在帮助许家母女看病的日子里，鲁迅其实也不时的在发病，发热、感冒、肠胃不适，非常疲惫，但却多次写信让许寿裳不要以为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和体力，不必挂念。其实鲁迅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时间是经常的事。1935年7月，许寿裳的长女结婚，因时局紧张未敢发请柬，但一向不肯出门应酬的鲁迅，却带着许广平和海婴欣然前往祝贺，并且到得很早。10多年之后，许寿裳才从鲁迅书简中得知，鲁迅为了几次同他会面和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费去不少宝贵的时间，以致翻译外国作品的工作被搁置，后来弄得没有工夫。晚年的许寿裳一想到此事，总免不了感到万分的内疚。但同时他又为有鲁迅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真诚友谊的师友而感到庆幸和欣慰。
对老朋友，鲁迅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而对于新朋友，鲁迅也是肝胆相照，和瞿秋白的友谊就不由让人万分的感佩。
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但彼此已神交多时。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无话不谈，把酒论世论文，彼此都放弃了午睡，直到夜幕催人，才依依不舍分手。自始，他们便彼此成为人生的知己。1932年12月7日，瞿秋白曾给鲁迅写过一首旧体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他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其实“雪意凄其”正是他此时此地遭受压迫的写照，而“犹折梅花”，则是梅开十月，已是小阳春节气，正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含义。鲁迅自然是深解其中之义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瞿秋白肩负着重要的工作，为敌所忌，搜捕甚急，因此不得不常常转移住址。几次危急之时，瞿秋白夫妇都是临时到鲁迅住处避难。鲁迅常常替瞿秋白夫妇焦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总想对他们加以帮助，使他们得到比较适合生活的环境。为此，鲁迅亲自到日本人租住处看屋，直到觉得瞿秋白夫妇可以安全居住，才租下来。这个住处离鲁迅住处相隔不远，因而鲁迅早晚过从甚密。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喜欢上了杂文，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写出了精美的《伸冤》、《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等杂文，这些杂文都是以鲁迅的名义发表的。原来这些杂文是这样创作出来的：瞿秋白和鲁迅见面时，把想到的腹稿讲出来，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鲁迅每每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样的精美，洞察得那样的仔细，又是那样的击中敌人的要害。鲁迅将这些杂文编进自己的杂文集里，并且不用任何一点暗示以使读者知道这是出于他人之笔。这除了不给敌人有隙可乘之外，也表现了他们友谊的亲密。也就在这个时候，瞿秋白编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下了在鲁迅研究史和中国文艺批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序言，得到了鲁迅的认同。鲁迅用洛文署名写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副对联，充分表现了他和瞿秋白精神上的相通和思想上的契合以及情感上的融洽。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寓所话别。这一次，鲁迅表示特别的惜别之情，他主动提出要让床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铺睡，他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瞿秋白走后，鲁迅常常挂念在心，很担心瞿秋白有无安全到达苏区。后来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寄来的信件，原来瞿秋白不幸被捕，被敌人关进了监狱，他写信请求接济。鲁迅收到信后，极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但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罗汉岭英勇就义，由于消息堵塞，鲁迅一时未得到信息，所以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他感到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未能完成挚友和战友的心愿。他曾在给曹靖华的信中沉痛地说：“它事（指瞿秋白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能何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之后，在和别人的通信中，他又说道：“《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而他生前不止一次的称赞“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的文章，明白晓畅，是真可佩服的！”对瞿秋白的论文尤其看重，认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这可见鲁迅对瞿秋白感情之深，相知之深了！最让人感动的是鲁迅在去世前，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扶病编校并出版了精美的两大卷瞿秋白的遗译遗著《海上述林》，并满腔热情地介绍给读者：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在他临去世的前几天，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又说道：
《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吧。
鲁迅为瞿秋白在人间留下了永恒的纪念，也留下了他和瞿秋白之间那个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的美丽故事。
作为人之子鲁迅的温柔其实绝不只是如上所述，在他大爱的世界里，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或者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所涉及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这个黑暗时代的兴风呼啸者，其实生活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师长，一个宽厚仁慈的父亲，一个温和大度的兄长，一个诚恳真挚的朋友，闪现着他人性中可爱的温柔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