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篇
当代性——这个时髦的命题曾引起许多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关注。
别林斯基说：“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
无疑，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部杰出的作品必须具有当代性。
五四时期，那短暂的流星般的文学繁盛，曾涌现了多少新的手法、新的流派的现代小说，令人目不暇接，然而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能够流传下来的又有几部？沧海横流，方显作家本色。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什么历久不衰，至今仍然对人们有着巨大的魅力？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归结到它的充分的当代性上。当代性正是鲁迅小说高于同时代众多作家作品的一个显著标志。
究竟什么是当代性呢？
当代性作为一种贯穿于作家创作活动全过程的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整体意向的特质，它不仅反映在作家创作的作品上，而且与作家创作活动的全过程紧密关联着。因此，当代性是文学表现对象、表现形式、审美理想以及整个时代文学观的总和。
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其强烈的时代精神、丰厚的历史感、鲜明的民族性、艺术上的独创、审美意象的延续构成了它的当代性的具体内涵和整体意向，从而作为文学当代性的光辉范例在文学的殿堂里以其不朽的生命给人以艺术享受和深沉的思考。
现代意识的观照与时代精神的大宫阙
“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这当然意味着优秀的文学都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精神的回响。时代精神，即当时当地人民群众所普遍具有的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意识、社会情绪和心理状态。作家一旦真正把握了这种意识和情绪，就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充溢着强大的活力，从而引起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人的共鸣。无疑，时代精神是文学当代性的灵魂。在《呐喊》、《彷徨》里，我们处处感受到这颗灵魂的振荡：
我们听到它，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和惨痛的教训的沉痛回顾；
我们听到它，裹着五四狂飙突进风云的悲壮呐喊；
我们听到它，对几千年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与罪恶的愤怒控诉和抨击；
我们听到它，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不觉悟的苦人儿的辛酸而无限同情的鞭策；
我们听到它，对黑暗势力进行决绝的战斗的坚韧信念。
有时，我们还听到其间的悲观、失望、孤独的咏叹，但它们又很快在愤慨、呐喊、韧性的主旋律里消失。
这便是鲁迅对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20世纪初中国的全部社会生活的整体感受，体现了那个时代特定的气质和情绪，它是鲁迅的现代意识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而清醒的观照的结果。
可以说，没有鲁迅的现代意识，就没有《呐喊》、《彷徨》的时代精神。
鲁迅的现代意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情形做过这样的描述：“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整个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
在这中华民族屈辱的时代，西洋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在大炮的硝烟下也悄悄地涌进了古老而迟钝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土壤，可诅咒的历史竟给中国向西方苦心孤诣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契机，资产阶级从改良派到革命派无一不与西方的思想文化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姻缘。从近代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思想学说介绍到中国，掀起“物竞”、“争存”的达尔文旋风开始，王国维介绍叔本华、尼采之哲学，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林纾翻译的1070多种外国作品随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流布而传播，胡适引进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则又在中国介绍柏格森哲学，引起一股柏格森热，陈独秀对唯物辩证法、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也引起人们的兴趣，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眩眼的繁复而迅速的思潮的变迁”。正是这“眩眼的繁复”和迅速变迁的思潮孕育了鲁迅的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乃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各个时代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最新水平，即最新的思想观念。那时，鲁迅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汲取思想营养。他早期写过的自然科学和科学史的论文，如《说钼》（1903年）、《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人之历史》（1907年）、《科学史教篇》（1907年）等，就已经奠定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的举世震动的进化论、尼采个人主义的意志崇拜和建立在批判传统道德与市侩主义基础上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惊世骇俗的精神分析、卢梭的激进的天赋人权论、“摩罗派”的“振其邦人”的主张、波特莱尔一反常态的象征主义等，都以其反社会、反传统的现代意识的活力潮水般涌进了鲁迅那思想的大海。鲁迅吸取其精华，形成了他的多元的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强烈的狂飙突进风格为特征的现代意识，它包括充满辩证法的进化论、洋溢着革命气魄的个性解放的思想、闪烁着启蒙光彩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具有战斗精神的人道主义，这种现代意识虽然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范畴，但它是鲁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光辉结晶，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这不仅成为他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和打开中国现代文学大门的金钥匙，还为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现代意识使他始终能够随着时代前进，而且能够站在时代高度，对社会进行近距离的观照，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
写于1918年4月的《狂人日记》，是鲁迅用现代意识观照时代的先声，它是《呐喊》、《彷徨》的序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宣言书。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时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也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吃人的社会；旧的全部思想文化在“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下掩藏着吃人的狰狞面目。这是鲁迅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考察现实和历史得出的一个了不起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鲁迅之前，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提出如此深邃的文化、哲学和历史的命题，甚至像《红楼梦》那样的杰作，尽管也预示了压迫者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它只是一首“补天”的哀歌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而《狂人日记》却是压迫者、吃人者必然灭亡的判决书。它的决绝、彻底，是亘古未有的，闪烁着鲁迅现代意识的异彩。
如果说《狂人日记》勾勒了旧中国“吃人”的轮廓，那么，以后各篇小说则以丰富多样的色调进一步描绘和凸现了这幅阴风惨惨、令人毛骨悚然的吃人的图画，在这幅血淋淋的图画上，我们看到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看到了吃人者的残暴和被吃者的悲痛。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善良而迂腐的孔乙己、愚昧而幼稚的华小栓、勇敢而坚贞的夏瑜、麻木而可笑的阿Q、勤劳而质朴的祥林嫂、无畏而天真的子君、温婉而可爱的阿顺、怪癖而堕落的魏连殳、空幻而可鄙的陈士成等，终于不能幸免被黑暗势力吞噬的悲剧；也不会忘记那狼子村的佃户、忠厚的华老栓、快嘴的柳妈、有着“法眼”的王九妈等无意中参与吃人的悲剧。这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鲁迅用自己的如椽之笔不仅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关系的“秘密”，还揭示了被压迫者有可能成为吃人者帮凶的社会“病根”。这一声呐喊，集历史之经验，聚时代之风云，超文学之范围，越思想之高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千钧之霹雳，划破茫茫长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如汹涌波涛，穿过险滩暗礁，震撼着历史的长河。
当然，《呐喊》、《彷徨》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还不仅在于此，鲁迅在以清醒的现代意识观照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面貌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社会关系的演变，他及时提出了在客观上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要求相适应的一些社会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同时，还流露了他对新的革命道路的向往和探索，暗示了人民群众反抗黑暗社会的潜流已在地下运行，总有一天会掀起冲天波涛，彻底荡涤整个旧世界。尽管这在当时还是模糊的，朦胧的，但是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却是一线微白的希望的曙光。
鲁迅对短篇小说体现时代精神是十分赞赏的，他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写道：“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如果把它用来评价《呐喊》、《彷徨》，不也是很恰切的吗？
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与丰厚的历史感
《呐喊》、《彷徨》的强烈的时代精神，是鲁迅的现代意识对社会生活的短距离观照的结果，表现了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但是，鲁迅对时代、对现实生活的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形态准确的体察和总体把握，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而且还因为他总是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把现实关系的运动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或者说将历史的传统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历史沿袭因素融合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中，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加以考察、开掘，并赋予其充满活力的思想内涵和超越时空的审美意象，因而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充满丰厚的历史感，不但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成为后世人通向过去的窗口。这是《呐喊》、《彷徨》具有充分的当代性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呐喊》、《彷徨》表现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期，人们苦苦寻觅着各种各样振兴民族的道路和方法，其间曾出现了许许多多慷慨悲壮的历史事件。然而，鲁迅几乎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直接描写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把这些历史事件作为情节的主干，但他的作品却让人感到历史的强大穿透力对现实的影响，这其间的奥秘不是别的，而是鲁迅将自己的笔触伸进了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之中，进行着严肃的挖掘和探索。
鲁迅早在弃医从文之前就思考和探索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这种严肃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探索成为他从事文艺的动因，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一开始写现代小说，就将自己的基点植根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之中，这是他超人的地方。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和落后的小农自然经济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超稳定的经济结构状态，因而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及心理方面因袭历代的精神成果，成为历史的惰力和作为现今社会关系的维系力而长期产生影响，并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的成分。因此，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往往偏重于落后的方面，他的意图在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呐喊》、《彷徨》的主要笔墨用于表现封建意识在中国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影响，表现古老中国混浊、愚昧、沉滞、荒寞的社会风气。小说描写的常常是一些遥远的事件与乡村，市井那些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小人物心理上激起的波澜，揭示出他们灵魂的奥秘，展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社会改革的历史要求之间悲剧性的冲突，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使社会变革获得相应的思想条件和心理基础。鲁迅认为没有这种条件和基础，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会像“沙上建塔，顷刻倒塌”。鲁迅正是从这儿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基点，担起了时代的重负。
《呐喊》、《彷徨》描绘了众多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他们一个个都被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弊挤压成愚昧、麻木、卑怯、奴性的躯壳。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到这样一些情景：
重病的华小栓虔诚地吞吃华老栓含辛茹苦换来的药——浸染着革命者夏瑜热血的馒头；
木刻似的闰土面对少年时代以哥相称的好友，惊恐不安地喊出“老爷”；
历经苦难的祥林嫂怀着到阴间也会被锯成两半的恐惧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离开人世间；
算是经过世面的七斤因失去国粹的辫子而惴惴不安，九斤老太整日价诅骂一代不如一代，七斤的女儿六斤照老规矩缠上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精神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阿Q在那些兴致勃勃的看客的凄厉可怕的喝彩声中终于魂飞魄散；
曾经充满理想的吕纬甫在潦倒中传授着《女儿经》；
七嘴八舌的路人对“狂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和讥笑，马路上寻找娱乐的看客对示众者幸灾乐祸的欣赏，茶馆里无聊的茶客将革命者的英勇牺牲当做消闲的谈资……
这是多么怵目惊心啊！我们怎能不为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弊而感到心灵的重负呢？而又怎能不进一步去探索改造这落后的积弊的道路和方法呢？这是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它使我们感到了鲁迅对时代、对生活的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如果说阿Q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沉默的国民魂灵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弊，显示了这种“积弊”可怕的历史惰性和改变这种惰性的艰巨性，那么，祥林嫂则是鲁迅着力描绘的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苦人儿——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悲惨遭遇集中反映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的结合对一个弱女子的残酷的四重压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显示了这种“积弊”作为现今（当时）社会关系顽固的维系力的影响和铲除这种影响的复杂性。至于其他众多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甚至包括灵魂肮脏的高老夫子、四铭，迂腐的孔乙己、陈士成，颓废的吕纬甫、魏连殳，牢骚满腹的方玄绰，虚伪的张沛君，失望的涓生和子君等无一不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补充和说明，构成了《呐喊》、《彷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系统的探索，这种意识的自觉的探索，是鲁迅的小说充满丰厚的历史感的关键之所在，是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标志。
将来，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心情，以怎样的审美标准去阅读《呐喊》、《彷徨》，他们都有可能捕捉到其间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意象：只要封建意识一天没有被清除，祥林嫂的女儿和阿Q的子孙就一定还活在他们身边，甚至或许阿Q的子孙还会活到共产主义。
这种超越时空的审美意象只有具备纵深的丰厚的历史感的作品才能获得，从这点上讲，《呐喊》、《彷徨》的魅力将是永久的。
走向世界的抉择与鲜明的民族性
文学的当代性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体现出来的，民族性也是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民族性是各时代文学所无不具有的。但我们这儿所说的民族性，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历史概念，而是始终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人类文学发展过程之中的一种形态，它绝不是文学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崇拜、盲目排外、文化专制、复古主义，而是一种新的文学意识的觉醒，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意识——一方面，在本民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首先对本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批判和继承，同时也对其他民族优秀遗产进行借鉴和吸收，化非民族因素为民族因素；另一方面，又以敏锐的面向世界的目光和巨大的走向世界的勇气，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让本民族的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总潮流。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放和创造精神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其重要的光辉的一页，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文学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置身于东西方文学交融的洪流中，他们以巨人的勇气、胆略和修养，与封建文学传统实行彻底决裂，创造了中国现代的崭新的白话文学。鲁迅是在这个伟大的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他辉煌的创作业绩《呐喊》、《彷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成为新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块丰碑。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最具有民族文学的个性意识，而且最具有民族文学的世界意识。后人在整理他的全部著作（包括译著等）时，惊人地发现其中涉及的外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竟多达377名，可见鲁迅具有何等强烈的世界意识！
晚年，鲁迅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毋庸置疑，《呐喊》、《彷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从《狂人日记》可以看到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忧愤和尼采超人的渺茫，从《药》可以看到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从《伤逝》可以看到易卜生《玩偶之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到浓重的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忏悔的色彩，从《阿Q正传》部分成功的原因，可以看到显克微支《碳画》以滑稽的笔触描写的波兰农村社会阴暗的惨剧，从《离婚》还可以看到果戈理《两个伊凡的打架》的“无事的悲剧”，即使是贯穿《呐喊》、《彷徨》的改造国民性的探索，也不能不认为受启发于拜伦对希腊国民性的抨击，而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揭示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将焦点集中于人物的内心意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间接叙述的方法等更不能不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
这样说来，是不是否认了鲁迅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呢？不是的。鲁迅的成功在于他思想上的开放和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成为他文学上独创的基础。
《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历史的发现，要远远比果戈理笔下的“狂人”的忧愤更深广，意义更重大，比尼采笔下的“超人”要高明、要理智。《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化身阿Q，是鲁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寻，对国民性的弱点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概括，具有世界意义的不朽生命，比显克微支的《碳画》更具典型性和普遍性。《伤逝》则回答了娜拉出走到社会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在易卜生止步的地方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一件小事》虽然是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但绝不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忏悔，而是严于解剖自己，自觉向劳动人民学习，在思想上不断自新的忏悔。由此可见，《呐喊》、《彷徨》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尽管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却仍然闪烁着鲁迅对生活的独特发现的光彩，闪烁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结晶。
鲁迅的独创不仅仅表现在对生活的独特的发现，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在艺术方式上，他将西方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加以改造和融合，形成了基本方向上的现实主义、总体上的象征主义和局部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式，由于结合之巧妙有时对一篇小说几乎难以肯定采取了什么艺术方式。在表现手法上，他则将传统的白描手法与外来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表现手法。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使《呐喊》、《彷徨》二十几篇作品一篇有一篇特别的格式，完全打破了单一的表现形式，这正适应了鲁迅那博大精深的思想、浑融而复杂的情绪、冷峻而幽默的审美评价表现的需要，达到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的消融。
比较而言，《呐喊》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要明显些，而《彷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祝福》写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将人物的目前处境与过去的遭遇巧妙地加以剪接；《肥皂》暴露了一个伪善者卑劣肮脏的灵魂，将人物肖像、心理、动作、环境描写融为一体；《示众》对群体沉默的灵魂、麻木的氛围的描写；《高老夫子》通过场景的转换对文化流氓的揭露；《伤逝》用人物自述的形式表述自己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蔽的东西；《离婚》在戏剧性的场面中展现封建势力肆虐的乡村社会劳动妇女被欺凌的悲剧，这些小说在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圆熟的地步，外来的影响几乎消失，民族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革新和发展。
鲁迅对短篇小说的艺术革新，使得长期被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的中国短篇小说获得了艺术的青春，终于成为新的一代文学的正宗，昂首阔步地前进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道上。这正如他自己所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生路也是一条路。”这是多么清醒的现代文学的意识！走向世界的抉择与鲜明的民族性互为一体的统一，使得鲁迅以面向世界的目光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成为写现代白话小说的第一人；同样，也使得鲁迅以走向世界的勇气，脱离外国文学的影响，成为立志推动民族风格的第一人。这是《呐喊》、《彷徨》具有充分的当代性的奥秘之一。
艺术上的独创与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从这点上讲任何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应该都是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但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这要取决于它的发展水平、成熟程度，取决于它对该时代所作反映的深刻程度，即是否有艺术上的独创，只有艺术上的独创，才具有充分的当代性，而只有充分的当代性的文学作品才可能获得不可重复的殊荣。
我们这儿所说的艺术上的独创不是艺术方法、艺术技巧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对世界的艺术上的把握，即在作品中通过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把握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对生活发展趋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唯其这样，才称得上是艺术上的独创，称得上具有充分当代性的作品，总之，这样的作品，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成为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因为随着社会关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复杂化，在作品中对生活的如此描写就变得渐渐不可能了，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为人类“人性展开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的杰作，“荷马史诗”以其永远不复返的在“自然真实中复活着”的“儿童天性”显示出永久的魅力，至今“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作为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以强大的艺术魅力体现了意大利民族的希望，他的《神曲》包罗了整个中世纪的宗教、伦理、科学、哲学、美学观念，包罗了中世纪的道德规范和社会风习，包罗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的萌芽，因而，它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能替代的。
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它造就了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和诗人莎士比亚，他的创作，讴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又不掩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的罪恶，深刻地反映了“巨人时代”的特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们都能够从莎士比亚身上发现不朽的美学活力和无垠的艺术生命，这种“巨人文学”是不可重复的。
在世界文学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
他们都因为艺术上的独创，而成为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
自然，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呐喊》、《彷徨》也因为艺术上的独创而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成为一定意义上的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
《呐喊》、《彷徨》在艺术上的独创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呐喊》、《彷徨》是鲁迅为一个特定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时代贡献的一颗艺术明珠。当历史处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桎梏之中，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给予现实生活以重要影响的时候，当广大农民无法忍受剥削和压迫一次次揭竿而起又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对备受凌辱、灾难深重的命运感到困惑而尚未实现新的思想觉悟的阶段，当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背着因袭重担”而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状况下，在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呐喊》、《彷徨》以其不可磨灭的革命光芒和美学异彩，为这个历史时代的文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它以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作家也无法代替的。
其次，它比批判现实主义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它写“上流社会的堕落”，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藕断丝连的暴露和否定，而是毫不留情的淋漓尽致的彻底的暴露和否定；它写“下层社会不幸”，不是仅仅再现被迫害被侮辱的苦人儿的悲剧，叙述一个辛酸或者凄惨的故事，而是挖掘深藏在这种悲剧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急切地渴望着“下层社会”的觉醒和奋起以及整个社会变革的到来。它对旧制度的致命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和革命精神是批判现实主义难以做到的。同是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巴尔扎克是怀着十分留恋、哀婉的心情描写巴黎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的，甚至以一种欣赏的笔调描写上流社会在走向灭亡过程中的垂死堕落，唱着一支旧制度的挽歌；而鲁迅则以愤怒的心情，毫不客气地撕去封建制度“仁义道德”的遮羞布，猛烈地抨击上流社会的丑恶的灵魂和无耻的罪行，活现他们吃人的本质，把他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宣判他们的死刑。他以嘲讽的笔调驱赶着这个垂死的阶级走向坟墓，敲响了腐朽、没落的旧制度的丧钟。
再者，它是普罗文学不可替代的。于《呐喊》、《彷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虽然也不乏《咆哮的土地》这类有着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貌似具有时代精神的罗曼蒂克的作品不要说艺术上的独创，就是模仿也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标语口号化、公式化、概念化对生活的简单的把握，而不是艺术的把握，因此无法真正传达出时代的精神，反映人民群众开始觉醒，走向革命的思想情绪，远远没有达到《呐喊》、《彷徨》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深度，因而只能被人们所遗忘，被时代所淘汰。
《呐喊》、《彷徨》在艺术上的成功，即使是普罗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的《母亲》这类作品也无法替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工人阶级尚未成熟显示革命力量时，在先进知识分子还在黑暗中徘徊苦苦寻求革命真理时，在广大农民还处于愚昧、麻木的状态时，夏瑜不可能像巴威尔那样的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只能像夜空中一颗流星稍纵即逝，他的鲜血不仅无法医治他们精神上的可怕“病根”，他所热爱并为了献身的人民群众注定要和他处于对立的状态。阿Q们盲目的、下意识的革命要求，只能导致他们自发的、个别的、零散的反抗而归于失败，巴威尔在他们面前的振臂高呼，只能带来空谷的回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狂人”和“疯子”只能在漆黑的夜晚寂寞地“呐喊”几声，单四嫂子只能生活在幻想的明天中，阿Q只能在土谷祠做着“革命”的梦，祥林嫂只能将来世的命运押在捐门槛上，闰土只能在他木刻似的脸上不断地添上一道道辛酸的皱纹，七斤只能终日为剪去的辫子惶惶不安，子君只能离开涓生重陷封建家庭的牢笼，爱姑的希望只能在七大人的一个喷嚏中毁灭……在这样一个浑浊、令人窒息的时代，巴威尔式的英雄还正在孕育之中，母亲的觉醒还很渺茫，中国的“狂人”和“疯子”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寻求革命的真理，阿Q、闰土、七斤需要进一步启蒙他们的觉悟，祥林嫂们的解放需要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无疑，《呐喊》、《彷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时代风貌所作的艺术概括及其所承担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是高尔基的《母亲》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描写所无法替代的。正是在以上的基础上，《呐喊》、《彷徨》才成为20世纪初叶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永远闪耀着光芒的艺术明珠，成为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
审美意象的延续与留给后人的思考和探索
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可以超越时代，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和共鸣，绝不是指它的艺术形式，而是它所创造的审美意象，只有审美意象才能超越时空，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延续。
审美意象是所谓作家暗示读者去着力领悟的作品的意蕴中心，它是一个具有无限强力的审美空间，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在这儿进行庄严的思考和探索，都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或多或少的收获。
考察《呐喊》、《彷徨》审美意象延续的轨迹，我们发现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一条交叠在政治风云、社会思潮、文学论争之中的曲线，这条曲线凝聚着多少严肃的思考。当我们循着这条曲线，仅仅从一个侧面对着那具有无限张力的世界投以仰慕、好奇、渴望得到富于智慧的启发目光时，我们会感到这世界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和生气，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不由自主地要循着这条曲线不停地向前延伸。现在就让我们从这样一个侧面——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即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注入我们思索的目光吧！
《呐喊》、《彷徨》对国民性的探索，侧重点是放在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上的，这不仅是因为在此以前（晚清时代）没有一本描写农民的书，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落后的小农自然经济，在这种超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封建专制的统治使得封建意识与其他历史的传统结合在一起，长期对农村生活产生影响，成为中国农民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及思想、精神的主要成分，因而相对来说在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追溯和表现这一历史现象，正是抓住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探索改造国民性的关键。《呐喊》、《彷徨》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这儿。
继《呐喊》、《彷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乡土小说的流派，这个流派是以鲁迅为其宗主和先驱的，他们注视着闭塞落后的农村，描写发生在那儿的悲剧，如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王鲁彦《阿长贼骨头》、《陈四爹的牛》，蹇先艾的《水葬》、《盐巴客》，黎锦明的《尘影》等，无一不是以诙谐的笔法再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悲剧丛生的农村生活的本来面目，在他们的作品里，已经比较注意到愚昧和卑怯的国民劣根性的讽刺和批评，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比起鲁迅来显然没有那样自觉和清醒，但他们的探索毕竟是鲁迅对国民性探索的继续，可看做历史的第一次延续。
乡土小说流派之后，继续沿着鲁迅方向前进，去描写农村生活方面业绩卓著的当推赵树理，这个充分发扬了民族传统的农民作家，以写农村生活的喜剧著称。他以喜剧的形式，描写农村阶层，特别是翻身农民的精神、状态与已经到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矛盾，侧重于对国民性积极方面的探索，这与鲁迅的《呐喊》、《彷徨》以悲剧的形式，描写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心理状态与尚未到来的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侧重于对国民性的消极方面的探索，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然而恰好是对鲁迅探索国民性的继承和发展，可看做是历史的第二次延续。
但自赵树理之后，对国民性的探索却沉寂下去了，并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1979年当历史赋予中国新文学第二次繁荣的机会时，崛起的一代作家在透过那荒唐、可怕的历史悲剧和辛酸的人生迷雾，对民族命运沉浮的思考中，将敏锐的目光才再次投向国民性。我们不可能不从以全村独一无二的翡翠烟嘴为精神寄托的蔡九爷（吴若增：《翡翠烟嘴》），连大名也没有的自以为“耳小命薄”的水泡子（蒋濮：《水泡子》，《上海文学》1980年第11期），那个力图与寡妇命运抗争却最终未能摆脱被人捉弄的“夏屋婆”（贾平凹：《“夏屋婆”悼文》，《十月》1981年第5期），以“红色”血统为荣却愚昧透顶的王木通（古华：《爬满青藤的小屋》），因为五元钱一夜住过高级房间而引以为自豪和骄傲，很不想把人放在眼下的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令人心酸而苦涩的当代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作家对国民性的严肃思考。在一大群探索国民性的作家中，高晓声是以表现农村生活著称的，他的作品，特别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风格被誉为“鲁迅风”，这同他以悲喜剧结合的形式，描写当代农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年农民的精神状态与当前社会改革的矛盾冲突，侧重于探索国民的劣根性得以遗传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的根源是分不开的。高晓声艺术上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归之于《呐喊》、《彷徨》审美意象延续的结果。
考察从鲁迅——赵树理——高晓声，对国民性探索的轨迹，我们看到表现形式是从悲剧——喜剧——悲喜剧，描写对象从苦人儿——翻身农民——新农民，表现侧重点从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根源。无疑，这个轨迹的延伸是随着时代的变更和发展的，它还将不断地跟随时代延伸，事实上它也正在进一步延伸。
这仅是我们从一个侧面随着《呐喊》、《彷徨》审美意象的轨迹所作的一次短暂的旅行，我们还可以从很多侧面作这种有益的旅行，因为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无垠而神奇的审美空间，我们要在这儿思考和探索的也实在是太多太多。这充分体现了《呐喊》、《彷徨》审美意象的强大活力，是《呐喊》、《彷徨》具有充分当代性的又一个奥秘。
《呐喊》、《彷徨》的当代性，对考察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是很有启发的。综观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正在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向着坚实性、开放性、哲理性、丰富性、当代性的方向迅猛发展，当前文化小说的出现，使作家把握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方式变得丰富起来，历史感也变得丰厚起来，并隐约可见由此而带来的众多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的文化小说流派的雏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某些作品由于没有限制的“强化”文化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文学的当代性。我们一点儿不反对在小说中深化文化意识，但倘若只是描绘超时代、超历史的世界，甚至至今仍然是隔离于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社会生活之外的愚昧的、原始的、野蛮的世界，一味追求民俗、沉湎于古老的图画之中，那么不仅失去了深化文化意识的意义，使作品仅仅成为古老历史的展览品，而且背弃了文学的当代性，使作品失去现实意义。无疑，背弃文学的当代性，最终将被时代淘汰，被人们抛弃。
事实早已证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迫切需要具有当代性的作品，当代性越强，作品的生命力也就越强。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包括具有充分当代性作品中那些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这对《呐喊》、《彷徨》同样如此，《呐喊》、《彷徨》作为20世纪初叶中西文化思想互相撞击和融合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小说中流露出来的超人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和那种带有悲观失望、阴冷的个人气质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加以避免的，而且极少数篇目在艺术上还带着初创时难免的粗糙，也是我们今天已不必效法的了。但是，《呐喊》、《彷徨》从总体上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作为文学当代性的光辉范例，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