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虽然宰制地球，但天赋条件不佳，恐怕远远落居所有动物之后，跑得没马快，跳得没蚤高，就连上树也没有猴快，谋生技能相当有限。据推断，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多为杂食，采除摘果子、植物为食，身材与猿猴相去不远。一些原始人想要补充蛋白质及热量，学会捡拾肉食性动物如狮子、老虎吃不下的大骨头，拿工具敲断以后，骨髓可以提供相当高的热量。刚死不久的动物，也可分而食之，成了与秃鹰同级的腐食性动物。两百五十万年前，原始人类开始使用石头当武器，合作狩猎以填饱肚子，逐渐脱离腐食岁月，身材也逐渐改善。人类吃肉不只可以强化身体结构，集体狩猎，集体分配肉食更促成了分工合作，也形成群居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组织开始扩大，从家族成了氏族，乃至国族。
古人再怎么努力，食物大概也不够，总得要省着吃，逮到小羊、小牛，不急着吃肉，能够繁衍后代才是重点。不过即使驯养、繁衍，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要不是遇着个重大节日，万民同乐，就是“特供”上层阶级享受。《诗经》的《豳风·七月》专门介绍古代农民生活，提到农民闲暇时，要去打猎，“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公子穿啥，不是饮食史讲究的重点，狐狸剥了皮做成皮裘，肉上哪去，才是咱关心的重点。不过我想多半是进了贵族、公子的五脏庙中。农民即便到了年底，要杀羊庆祝时，也还得先给公子弄一点。“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古代农民如此境遇，难怪曹刿要说“肉食者鄙”，充分反映阶级差距下的心理不平衡。
古人吃东西，有不少知味者，香港的烧乳猪便是一种古代流传已久的烹饪方式。西周时便已经开始吃烧猪，称作“炮豚”，是当时八珍之一。广州市出土的南越王墓中曾经掘出陪葬用的烤炉和烤叉，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专供烧乳猪用的工具。烧乳猪（亦称烤乳猪）是传统食品的一种。制法是将两至六个星期大，仍未断奶的乳猪宰杀后，以炉火烧烤而成。世界不同的饮食文化中都有烧乳猪这种菜色。德国有一种烧烤乳猪（spanferkel），也是将小猪架着烤，做法与中国烧猪类似，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时候，整治整头小猪耽误时间，便将食材切成薄片，立刻可食。
《世说新语》中说：王君夫有头好牛，日行八百里，珍爱极了，常将之装扮梳理，驾车出游。王武子有意作弄，愿意王君夫赌射，以千万下注，赌上王君夫的牛。王君夫自恃箭法高明，接受这个赌局。不想王武子先射，一举便破的（箭靶），赢了赌注。立刻要人“探牛心”，左右便杀牛、炙其心而上。王武子吃了一小片，扬长而去，显示其豪奢。后来辛弃疾将此事写下来，成了“八百里分麾下炙”的绝唱。日本料理中的烧肉，仍维持此种传统，将肉切成薄片，放在炭火上烧烤，香味扑鼻。据说是起源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除了烧烤以外，还有一种“貊炙”，将肉片腌制后，在铜盘上弄熟，不是直接加热，少了一份焦香，可能健康一些。
在战场上，埋锅造饭不易，野外生个火，将肉品直接烧炙比较简单，所以辛弃疾说的“分而炙之”是经验之谈。游牧民族也经常在野外篝火烧炙，澳洲、非洲的部分原始部落中，仍有驱赶小动物入草丛，放火尽燔之，待火熄后，剥皮食用这些小动物的做法。犹太旧约中提到的燔祭，也是在火上直接燔烧。野外献祭自然没有大鼎煮食，只能直接篝火，炙而献之。
燔炙是直接加热，油脂直接滴入火中，大量损耗，在民生供应不足的时候，一般人可浪费不起。在锅中煮食，一点也不浪费。所以蒙古人杀羊吃肉，都是在大锅中煮熟上桌，各人随身带着小刀，边切边吃，称为“手把肉”，一样豪迈。古犹太人的饮食习惯也是如此，弄点豆子，烧一锅豆粥，已经是种享受。《旧约》中记载：摩西带领族人要离开埃及时有一次例外。他交代族人：不可生吃肉，不可水煮，只许火烤。那是因为犹太人打算离开埃及，事先下令毁坏一切物件，自然无釜可爨，只得将杀掉的小羊羔子烧烤着吃，可不符合犹太人原本俭朴的饮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