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曰：“遵而行之者，义也。”
王氏曰：“遵者，依奉也。义者，宜也。此章之内，发明施仁、行义，赏善、罚恶，立事、成功道理。”
“解译”“义”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方法、技巧，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而评论“义”与“不义”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做人做事是否让人感觉舒服”。如果一个人说话、办事，时时让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那他一定能成就大事业。相反，让人不舒服的人和事，谁都不愿意去理他。
“遵义章”从反面来讲“义”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总结出了四十六种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的行为、习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三省吾身”。
“原典”以明示下者暗。
注曰：“圣贤之道，内明外晦。惟，不足于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也。”
王氏曰：“才学虽高，不能修于德行；逞己聪明，恣意行于奸狡，能责人之小过，不改自己之狂为，岂不暗者哉？”
“解译”暗，昏昧、愚蠢的意思，历史上常将昏君称为暗主，《荀子》说：“上暗则政险”。经常在下级面前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领导人，是愚蠢的。
中国人历来讲究中庸，做事要适度，不说过头话，也不做过头事，处处为别人留有余地。知道故宫有多少间房子吗？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就是不敢满万，这就是留有余地。因为中国人从观察大自然中得到了一条真理：老则衰、极则反、满则损。残缺就是美的，花好月圆是危险的。《菜根谭》中说：天道忌盈，业满招损。事事留个余地，便是老天也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者，不生内变，必召外忧。
领导本来就所处位势较高，再加上聪明绝顶，那就更吓人了。因为自认为聪明的领导，一般犯两个毛病，一是听不进不同意见，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刚愎自用；二是不相信别人，在工作上事必躬亲。
领导自认为聪明，下属就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工作起来就不会有归属感，而且时时会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上天有好生之德”，即使你的智慧稍高于别人，也一定要给智慧不如你的人留下空间，这样大家才好一起做事。
所以，聪明的领导在做人上一定要学学老子的“大智若愚”，内明外晦。智慧是个好东西，但也要慎用之，一定要把它当宝贝一样深藏于心，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机下使用，而千万不要将它当枪来使，否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晋国岁饥，盗贼蜂起。当国者荀林父四处求贤，终于找到一位叫郤雍的高手，据说此人曾经在街上闲逛时，忽然指着一个人说“这是小偷”，抓来一拷问，果然是小偷，反扒经验相当丰富。荀林父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小偷？”他说：“我观察这人眉宇之间的神色，他看周围的东西显得贪婪；看周围的人显得羞愧；看到我便感到恐惧，由此判定他是小偷。”荀林父钦佩不已，马上命郤雍揖盗。郤雍每天要抓数十人，监狱人满为患，导致满城恐慌，结果小偷越来越多。
大夫羊舌职对荀林父说：“元帅派郤雍四处揖盗，盗贼没抓完，恐怕他死期就要到了。”荀林父很吃惊，问：“怎么回事？”羊舌职说：“以他一人之力，不可能察出所有盗贼，而合群盗之力，却可以轻易对付郤雍，那不是死定了吗？”没过三天，郤雍行于郊外，被数十盗贼合力攻之，割其头而去。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涂！不是不聪明，而是聪明以后应该有的境界。心中有大理想的人，自然对枝节杂碎不屑一顾，只为全局负责，最终才能成为中流砥柱。
“原典”有过不知者蔽。
注曰：“圣人无过可知；贤人之过，造形而悟；有过不知，其愚蔽甚矣！”
王氏曰：“不行仁义，及为邪恶之非；身有大过，不能自知而不改。如隋炀帝不仁无道，杀坏忠良，苦害万民为是，执迷心意不省，天下荒乱，身丧国亡之患。”
“解译”有了过错而不自知的人，是最愚蔽的人。如果将过错、缺点当成优点，那就不仅仅是愚蠢，而且是可怜之人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大圣人孔子自己，也常常为自己的过失而苦恼。他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开始学习《易经》，就可以无大过了。所以在孔子的眼里，最让他赞赏的品德就是知错能改、闻过则喜。颜渊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位，但是令孔子最念念不忘的，却是他“不迁怒，不贰过”的品性。
在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当中，几乎天天都有过错发生，有些小过错是很难察觉的，尤其是那些习惯性的过错更容易被忽略。概括起来有三大类：
口过：说了不该说的话，即为口过。宋代司马光五岁时。想弄开一个胡桃皮，怎么弄也弄不开，恰好有一婢女，用热水将皮泡开。家里有人问他，他问答说：我自己弄开的。正好司马光的父亲在旁边，看到了整个经过，就责备他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能说假话呢？司马光非常惭愧，终身再也不敢说假话。
身过：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行止不端，即为身过。宋代有个人叫徐积，著有《节孝集》三十卷。此人初见老师安定先生时，头容稍偏。安定厉声说：头容要直。徐积即刻领悟到：头容要直，心才能直。
心过：心里动过不该动的念头，即为心过。佛教说：一念一乾坤，一念为善，天地增加正气；一念为恶，天地增加戾气。要想无过，就要去除任何邪念。
过错就如同谎言一样，如果不及时纠正，那就只有用更多的过错来掩盖前一次的过错。1986年底“伊朗门事件”在公众面前曝光，媒体揭露了美国总统里根的代表曾经秘密向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出售武器。里根的第一反应不是改过、而是尽量进行遮掩，他首先把责任推到国家安全助理头上，看着躲不过去，又把责任推卸给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T·里甘。里根的做法导致他在数个月中惨遭媒体围攻，并由此导致了国会调查。最终，4个月之后，在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降低2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他才承认了错误。
知过改过，看破放下。用坦荡的心，去迎接明天新的太阳。
“原典”迷而不返者惑。
注曰：“迷于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于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于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无迷，惑者自迷之矣！”
王氏曰：“日月虽明，云雾遮而不见；君子虽贤，物欲迷而所暗。君子之道，知而必改；小人之非，迷无所知。若不点检自己所行之善恶，鉴察平日所行之是非，必然昏乱、迷惑。”
“解译”纷乱的尘世常常让人迷惑，能够像屈原那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迷者自迷，成天被多欲、多念所左右，头重脚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智慧不足，迷于局。成功者都能准确把握时局，而不被形势所左右；失败者相反，常常错误判断形势，迷而不知，一错到底。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就是错误判断了当时的抗日时局，结果成了汉奸，落个千古骂名。
心性不定，迷于物。人的心性就如同一棵树苗，需要不断地修剪、约束，它才会长成参天大树，否则就会是棵歪脖树。所以，凡是把持不了自己，追随自己喜好的人，最终都会一事无成。
春秋时，卫国的卫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如痴如迷，常常不理朝政，为了养鹤，每年耗费大量资财，引起大臣不满，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659年，北狄部落侵入国境，卫懿公命军队前去抵抗。将士们气愤地说：“既然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待遇，现在就让它去打仗吧！”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带兵出征，与狄人战于荥泽，由于军心不齐，结果战败而死。
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逃亡齐国，齐王将女儿齐姜嫁给了他，又给了他很高的待遇。重耳因此迷恋上流亡生活，想老死齐国，而忘记了他重振晋国的责任。齐姜曾劝他“怀与安，实败名”，但他就是不听。随从都没有办法，还是齐姜想了个主意，将重耳灌醉，把他弄出了齐国。重耳回到晋国后，中兴晋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他就是晋文公。
所以古人总结说：玩物则丧志，玩人则丧德。
自我膨胀，迷于己。有些人在事业上做出了一点成绩，立刻就飘飘然，自我那颗心无限膨胀，结果把自己弄丢了，完全被自己迷惑了。此时的人，不像是正常人，都有些疯狂。前几年有位县法院的院长，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大言不惭：“我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人能膨胀到什么程度。
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在它顶盛的时候轰然倒地，结束了一个神话。虽然巨人倒塌的原因有很多，但史玉柱本人及团队的自我膨胀，导致盲目扩张，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现已总结教训，华丽转身。
“原典”以言取怨者祸。
注曰：“行而言之，则机在我，而祸在人；言而不行，则机在人，而祸在我。”
王氏曰：“守法奉公，理合自宜；职居官位，名正言顺。合谏不谏，合说不说，难以成功。若事不干己，别人善恶休议论；不合说，若强说，招惹怨怪，必伤其身。”
“解译”现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已经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等等古训丢到了太平洋中，人们推崇的是自我推销，满大街嚷嚷：快来瞧，快来看……而忘了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三国时的祢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祢衡颖悟过人，所见过目不忘。才思敏捷，下笔即成佳构。但他过于意气风发，恃才傲逸，狂放不羁，个性张扬，锋芒毕露，不知韬晦隐忍，逢迎附和，看见不如自己的人，理都不理。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尤其是那张嘴，对人往往“臧否过差”，“人皆以是憎之”。简直就是一个骂大街的愤青。
孔融把祢衡推荐给曹操，希望曹操能够任用祢衡。谁知祢衡却不领情。他不但托病不见曹操，而且出言不逊，把曹操臭骂了一顿。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个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些虚名，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说我无容人之量。”于是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强行把祢衡押送到荆州，送给荆州牧刘表。刘表也烦他，但没有杀他，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因为他知道黄祖性情暴躁，其用意显然也是借刀杀人。
到了江夏，祢衡还是老样子。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设宴会，祢衡的老毛病又犯了，竟当着众宾客的面，尽说些刻薄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这个“死老头，你少啰嗦！”当着这么多的人面，黄祖哪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黄祖手下的人对祢衡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得到命令，便立时把他杀了。
最冤的是汉末蔡邕，他被大老粗董卓重用，后来董卓被杀时，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被一边的王允听到了，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结果他也被杀了，仅仅因为叹了一口气而已。
“原典”令与心乖者废。
注曰：“心以出今，令以心行。”
王氏曰：“掌兵领众，治国安民，施设成权，出一时之号令。口出之言，心不随行，人不委信，难成大事，后必废亡。”
“解译”命令的制定必须要代表民心、民意，而命令的执行则要出于真心实意，如果二者相悖，则万事难成。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般出于两种原因：其一是领导者不能以身作则，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灯下黑。这种领导在单位里是没有权威的，而他的政策、制度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
中国历来有特权阶层的传统，他们既是政策法令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但他们本身却不受约束。有个贪官被判刑时说：“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它反映的是一个阶层的心理，不管他是当官，还是搞企业，到了一定的位置，自然都会有这种的心理。
一般来说，一个单位下面出了问题，根子一定在上面，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领导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而且还要更加严格，否则就犯了“自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老毛病。在美国，一般人的婚外恋那是“隐私”，而总统的婚外恋就叫“政治丑闻”，克林顿差点因为这点毁了总统的宝座。
其二是命令本身不代表大家的利益，没有执行的基础。孟子曾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绝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官民博弈后的经验之谈。不论单位大小，政策制度必须代表民心、民意，否则就是自取废亡。
东汉末年，王莽篡政后实施了经济改革政策，但这些政策因为失去了民心，最后还是失败了。比如说，他的货币政策就是瞎胡闹，上台的第二年，发行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新货币。所谓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六名指金货、银货、钱货、布货、龟货、贝货；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和布货十品。由于这种货币制度过于复杂，人民使用时很不方便，所以在实际交易时，还多半使用原来的五铢钱，因违反货币管制命令而被治罪的，数不胜数，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
“原典”后令缪前者毁。
注曰：“号令不一，心无信而事毁弃矣！”
王氏曰：“号令行于威权，赏罚明于功罪，号令既定，众皆信惧，赏罚从公，无不悦服。所行号令，前后不一，自相违毁，人不听信，功业难成。”
“解译”当领导的人，最忌讳的事就是朝令夕改，变来变去，弄的底下人无所适从，进而就会怀疑领导的权威与能力。
任何制度在推行之前，一定要谨慎；公布后，除非必要做某种程度的更改，否则一定保持原则。朝令夕改的领导，在心理上都是不成熟的表现，要么是太过刚愎自用，要么就是一种极度的自卑心理。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政令不统一或者朝令而夕改，都会使此前的努力、目标遭遇重大损失。
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仅10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40多万英法联军开始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而德国军队则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敦刻尔克步步紧逼，德军最近的坦克离这个港口仅10英里。可就在此时，德军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却接到了希特勒停止进攻的命令，几十万德国大军，围着一个小小的港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英国人利用这道令后世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在短短10天时间，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原典”怒而无威者犯。
注曰：“文王不大声以色，四国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于呋钺。”
王氏曰：“心若公正，其怒无私，事不轻为，其为难犯。为官之人，掌管法度、纲纪，不合喜休喜，不合怒休怒，喜怒不常，心无主宰；威权不立，人无惧怕之心，虽怒无威，终须违犯。”
“解译”凡当领导者，都希望自己的权威足足的，在单位里说一不二，备受敬仰。但如何才能具备权威？却是个大学问。有的领导经常发怒，却没有人怕他，反而弄得一点威信都没有，这样一来，以下犯上的事就会越来越多。
《淮南子》里说，领导权威最高的境界有三：“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还没有说话，大家却都相信了；还没给好处，大家却都感觉到了恩泽；不用发怒，大家都承认权威的存在。为什么能做到这三点呢？那是因为领导有一颗仁爱之心，绝对的公正、无私，始终抱着让大家各有所得的信念，也就是说有一颗“天心”。这种领导是真正的“内圣外王”，可惜的是，这种人可能几百年才能出一个。
领导权威次高的境界也有三：“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给了好处，大家才感受到恩德；信誓旦旦，大家才相信他说的话；发了怒，大家才感觉到领导权威的存在。这种领导是绝大多数，当然能做到这三点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有一颗进取之心，想把事情做成、做好，而且能够真诚地对待人。
领导权威最下的境界也有三：“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即使给了好处，大家都不领情，吃着肉骂着娘；即使说破了嘴皮子，也不能取信于民；即使整天怒气冲冲，却一点权威都没有。这种领导为数也不少，尤其是中国体制内的领导。这种领导空有一个架子，却没有什么内涵。
因此领导的权威，根本在于内心的素质。所谓的素质，指的是心有多大，心里能装下全人类的人，不怒而威；心里只有一个单位利益的人，怒而威；心里只有自己，或者只有家人的人，怒而不威。
“原典”好众辱人者殃。
注曰：“己欲沽直名而置人于有过之地，取殃之道也！”
王氏曰：“言虽忠直伤人主，怨事不干己，多管有怪；不干自己勾当，他人闲事休管。逞著聪明，口能舌辩，伦人善恶，说人过失，揭人短处，对众羞辱；心生怪怨，人若怪怨，恐伤人之祸殃。”
“解译”做人、做领导，首要的一条是尊重别人，对犯错误的属下，批评要就事论事，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否则会被记恨一辈子，自取殃祸。
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中有这样两句话：“利刀割肉疮犹合，恶语伤人恨不销。”这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棒打皮痛，话打骨痛。有一则事故，很能说明这个道理：
一头熊在与同伴的搏斗中受了重伤，它来到一位守林人的小木屋外乞求得到援助。守林人看它可怜，便决定收留它。晚上，守林人耐心地、小心翼翼地为熊擦去血迹、包扎好伤口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供熊享用，这一切令熊无比感动。
临睡时，由于只有一张床，守林人便邀请熊与他共眠。就在熊进入被窝时，它身上那难闻的气味钻进了守林人的鼻孔。
“天哪！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难闻的味道，你简直是天底下第一大臭虫！”熊没有任何语言，当然也无法入眠，勉强地挨到天亮后向守林人致谢上路。
多年后一次偶然相遇时，守林人问熊：“你那次伤得好重，现在伤口愈合了吗？”熊回答道：“皮肉上的伤痛我已经忘记，心灵上的伤口却永远难以痊愈！”
佛教说，由人口舌造的业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恶口者，就是说话凶暴，恶语伤人，如刀如剑，令人难受。也许是出于对恶口的特别痛恨，人们造了一个拔舌地狱，凡是犯恶口者，死后都要下拔舌地狱，小鬼掰开来人的嘴，用铁钳夹住舌头，生生拔下，非一下拔下，而是拉长、慢拽，然后用钉钉住，以示惩戒。
前面说到三国时的弥衡，恶语伤人成性，他的被杀，从人性上来说是必然之事，曹操不杀，刘表不杀，但早晚会有人杀了他，辱人者，自取其辱。
“原典”戮辱所任者危。
注曰：“人之云亡，危亦随之。”
王氏曰：“人有大过，加以重刑；后若任用，必生危亡。有罪之人，责罚之后，若再委用，心生疑惧。如韩信有十件大功，汉王封为齐王，信怀忧惧，身不自安；心有异志，高祖生疑，不免未央之患；高祖先谋，危于信矣。”
“解译”作为一个领导，最难的事还是用人，用好一个人，大事可成，如刘备用诸葛亮，终成鼎足之势；用错一个人，万事皆休，如唐玄宗用安禄山，终有安史之乱，大唐帝国由盛而衰。所以侮辱、迫害自己所用之人，历史上都没有好下场。
明代大将袁崇焕，镇守宁远，炮伤努尔哈赤，杀悍将毛文龙，率师解北京之危，有大功于国。后金行反间计，明思宗疑其通敌，将他下狱，次年被冤杀。历史上，类似的事件绵绵不绝，几乎都出于一个“疑”字。
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不要一味强调“用人不疑”，恰恰相反，凡用人者均“疑”，越是关系身家性命，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越是身处疑地。一个投资人，将上亿的资金交给他人管理，怎能够没有“疑”？
有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疑心”来防“疑”，那是越防越乱。要用制度来防“疑”，让疑人者、被疑者同受某种制度的约束，用制度相互保证安全，这才是上策。比如说，皇帝的安全一直就是封建王朝最关心的问题，历来都是由羽林军负责，这样一来，历代羽林军的统领都身处“疑地”。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分权，将禁卫的责任分散，如唐初禁卫就有十二卫之多；而每一卫又分左右二部分，如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相互监督。
“原典”慢其所敬者凶。
注曰：“以长幼而言，则齿也；以朝廷而言，则爵也；以贤愚而言，则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则齿也、爵也，内敬则德也。”
王氏曰：“心生喜庆，常行敬重之礼；意若憎嫌，必有疏慢之情。常恭敬事上，怠慢之后，必有疑怪之心。聪明之人，见怠慢模样，疑怪动静，便可回避，免遭凶险之祸。”
“解译”从天道循环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对待你。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无论你有多大的本事，都不可能扭转这一规律。比如说，当你随意侮辱了一个人，无论你官有多大，都不可能阻止对方在心理痛恨你。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小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天道，是人力不可扭转的规律，故需敬之；小人就是芸芸小民，他们可载舟覆舟，也须礼敬；圣人就是古代先贤圣哲，他们的思想永放光芒，更需敬之。其实除了这些，人应该敬畏的东西还有许多，敬畏那些对我们有恩的一切事物，自然、父母、亲朋、老师、规则、法律……敬畏让我们谦恭，让我们的心胸博大。
1945年，当纳粹德国撤退巴黎之时，希特勒曾下令炸毁塞纳河上所有桥梁。但是德军总司令面对着与巴黎城市浑然一体的这些桥梁，他违抗了军令。同样，当盟军进攻德国时，许多城市被炮火所毁，唯独海德堡幸免于难，原因是那里有“出此校门，便无学问”的海德堡大学，那是诞生过无数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学府。出于对文明的共同敬畏，使人们放下手中的屠刀。
人如果失去了敬畏之心，在他们的脸上那就只有放肆、邪恶、虚伪和鲁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因为纳粹已经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所以才变得那般邪恶，最终只能灭亡。同样，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妄自尊大，大肆掠夺、破坏，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但“敬畏”的本身并不是一条限制人的规则，不是要人们去墨守成规，它是做人做事应有的态度。即使想突破圣人之言，制度创新，也要对以前的成果抱有敬畏之心。彻底的否定、纯粹的破坏，都是鲁莽的。
“原典”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
王氏曰：“赏罚不分功罪，用人不择贤愚；相会其间，虽有恭敬模样，终无内敬之心。私意于人，必起离怨；身孤力寡，不相扶助，事难成就。
亲近奸邪，其国昏乱；远离忠良，不能戍事。如楚平王，听信费无忌谗言，纳子妻无祥公主为后，不听上大夫伍奢苦谏，纵意狂为。亲近奸邪，疏远忠良，必有丧国、亡家之患。”
“解译”领导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他的团队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大家各有各的小算盘。这样的领导其势必孤，其力必散，什么事也做不成。
这几年，企业集体跳槽已经不再是新闻了，方正集团的助理总裁周险峰携30位方正科技PC部门的技术骨干加盟海信，TCL手机事业部高层受集体跳槽到长虹，牛根生在伊利“下岗”之后打造出了一个更大的蒙牛……我们不去评论这些人出走以后的结果，但对于原企业而言，这些“貌合神离”的跳槽，足以引起巨大的动荡。
然而，对于那些将“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危险的敌人”的老东家们，更应该思考的是集体跳槽背后的原因：是公平、公正出了问题，还是自我人格魅力有了缺陷。
团结就是力量，此言近似真理，古人云“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不论你有天大的本事，离开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团队，也就只好“空悲切”了。所谓事业的大小，说穿了就看你能团结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