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亲谗远忠者亡。
注曰：“谗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而忠者，推逆人主之过而谏之，谗音含意多悦，而忠者逆意者多怨；此子胥杀而吴亡；屈原放，而楚灭是也。”
“解译”谗言是小人的专利，忠言是正直者的墓碑。其实，哪一个领导都知道“亲谗远忠”的后果，可就是做不到，历史上因此而败亡的人数不胜数。而小人历来被人们痛骂、鄙夷，可他们却常常能够活得很滋润，一个个都得志起来。
如此说来，领导与小人之间好像天然有某种亲缘关系，往往一拍即合。这其实就是人性中的供需关系。
小人好浮夸，善于溢美之词。汉代刘向曾说：“小人之言，多而虚。”意思是：这类人巧言善辩，夸夸其谈，尽说好听的。而一般人尤其是领导，都有点好大喜功的毛病，喜欢听顺耳的，谁愿意成天“良药苦口”呢？于是谗言者专攻这些弱点，往往说到对方的心坎里。一个喜欢听，一个喜欢说，供需平衡，自然市场广大。
其次，谗言者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贪功委过。什么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什么坏事都往外面推，并不厌其烦地夸大自己的成就。而许多领导人都有些官僚，容易被迷惑，结果小人就得志了。一个官僚成性，一个善于钻营，也是某种供需关系。
“原典”近色远贤者昏。
王氏曰：“重色轻贤，必有伤危之患；好奢纵欲，难免败亡之乱。如纣王宠妲己，不重忠良，苦虐（雪楷义）万民。贤臣比干、箕子、徽子，数次苦谏不肯；听信怪恨谏说，比干剖腹、剜心，箕子入官为奴，徽子佯狂于市。损害忠良，疏远贤相，为事昏迷不改，致使国亡。”
“解译”夫子说“食色性也”，好色也是人的天性之一，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尺度，君子好色而不乱，好色而不迷。
中国的史臣历来有为君王讳的传统，将君主治理失败的责任推给女人，这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许多因色而误国的所谓教训，可笑的是，有些无聊的文人还津津乐道。
商纣王宠爱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不用说了，南朝陈后主宠信美女张丽华与孔贵人，直至亡国，在南京留下胭脂井的风流遗迹。司马炎后宫两万多美女，每日乘羊车游园，住在车停处的美女那里，害得美女们在门口放些青草引诱那拉车的羊。还有明末李自成抢了陈圆圆，激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其实，国破家亡干女子何事？即使有因色误国者，那也是因为自己把持不住，同样不干女子事。
中唐以后，武则天将李氏宗亲都流放了，其中就有后来的中宗李显。中宗这个人非常软弱。在患难中，每当中宗陷入绝望之中时，都是他的皇后韦氏给他以力量和信心；每次武则天派人来访，都由韦后出面周旋打点，韦后的伶牙俐齿，使他们渡过了不少难关，因而中宗对韦后十分感激。他曾握住韦后的手立誓说：“异时若复得见天日，唯汝所欲，不相禁止。”
韦后是极有野心、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中宗复位后每次上朝，韦后都坐在他身后的帷幔中，如同当年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一样。大臣桓彦范上书劝谏，李显不予采纳，韦后便开始大肆干预朝政。
所以“近色”不应该受指责，但“远贤”那就大大不对了。明朝崇祯皇帝不近色，但远贤了，同样是国破家亡。
“原典”女谒公行者乱。
注曰：“如太平公主，韦庶人之祸是也。”
王氏曰：“后妃之亲，不可加于权势；内外相连，不行公正。如汉平帝，权势归于王莽，国事不委大臣。王莽乃平帝之皇丈，倚势挟权，谋害忠良，杀君篡位。侵夺天下。此为女谒公行者，招祸乱之患。”
“解译”“谒”的本意是禀告、陈述，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唐代有一种诗，叫“干谒诗”，就是为推销自己而写的诗作，相当于现在的自荐信，只是更加有文才。比如，唐代诗人朱庆余，在临考前给张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诗借新婚之后的情事，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媳妇，把张水部比喻成公婆，探听虚实，真是太有才了。
女子议论朝政大事，就称为“女谒”，如果意见被采用了，就叫“女谒公行”，意思是：大事不好了，女人干预朝政了！
黄石公毕竟是秦末汉初之人，出于当时的社会礼法，对女人的歧视是难免的。客观地说，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人干预朝政或者外戚干预朝政的时候并不多，最突出的大约只有汉代、唐代、清代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唐代就有多名妇女冲击过朝政：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韦后等，但她们的时问都不长，多数的暴政还是由男人们造成的。
“原典”私人以官者浮。
注曰：“浅浮者，不足以胜名器，如牛仙客为宰相之类是也。”
王氏曰：“心里爱喜的人，多赏则物不可任；于官位委用之时，误国废事，虚浮不重，事业难成。”
“解译”设官任职，必须出于公心，这样才能网罗天下人才，共同完成大业。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单位，如果出现任人唯亲，那就是走向下坡的开始，整个事业的根基就出了问题，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就会随之而来。
从历史上讲，“私人以官”的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因为皇家的土特产品就是官职，除了正常的任命之外，还有很大的通融余地，想给谁就给谁。再加上中国人重情，当官的一动感情，就会把官职当礼品送给别人，而不考虑这个人是否是块当官的料。
还有一条，中国人在骨子里就有占山为王的“封建割据”的情结，每一位当官的，都有山大王心理，每到一处，总是会精心培植自己的势力圈子。这样一来，顺我者当官，逆我者靠边，“唯才是举”一般很难做到。
在官场上，最下作的就是买官鬻爵，将官职当商品，就跟萝卜、白菜一个样，公开叫买，这样的吏制就跟洪水猛兽差不多了。
晋武帝司马炎在南郊祭时，感觉很不错，就问随行的左右：“我可以和汉代的哪个皇帝相比较啊？”校尉刘毅是个直性人，回答说：“可比汉代的灵帝和恒帝。”司马炎听了后不以为然说：“我虽然德行不是很高，但总比他们要强点吧。”刘毅说：“这两位皇帝都卖官鬻爵，但是他们将卖官得的钱都入了国库，可陛下您呢，将卖官的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点上看，您还不如他们呢。”
“原典”凌下取胜者侵。
王氏曰：“恃己之勇，妄取强胜之名；轻欺于人，必受凶危之害。心量不宽，事业难成；功利自取，人心不伏。霸王不用贤能，倚自强能之势，嬴了汉王七十二阵，后中韩信埋伏之计，败于九里山前，丧于乌江岸上。此是强势相争，凌下取胜，返受侵夺之患。”
“解译”在自然界中，由于地势的不同，会形成一个水压差，造成水向下流。在社会中，由于地位的不同，会形成职位上的差别，造成上级不好的情绪向下渲泻，这就是以势压人，以权欺人。如果遇到这样的领导，下属肯定会怀恨在心。
如果一个单位上下关系紧张，大家离心离德，原因肯定在领导。《孟子》里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为下级是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与领导闹不团结，那不是老鼠戏猫，自讨死路吗？
“原典”名不胜实者耗。
注曰：“陆贽曰‘名近于虚，于教为重；利近于实，于义为轻。’然则，实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实。名实相资，则不耗匮矣。”
王氏曰：“心实奸狡，假仁义而取虚名；内务贫饕，外恭勤而惑于众。朦胧上下，钓誉沽名；虽有名、禄，不能久远；名不胜实，后必败亡。”
“解译”滚滚红尘中，大家匆匆忙忙干的事只有两件，一为名，一为利。要么因名博利，像前几年的超女，先成名后取利；要么因利成名，如这几年的企业家写书，先得利后成名。人们总是想将好事占尽，名利双收。
在这股大潮中，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大凡迅速成名的人，几乎都是短命的，各领风骚只几年。为什么呢？名与实不符，许多人事后证明都是徒有虚名，弱小的身躯根本撑不起那顶大帽子，最后被压趴下了。
历史上，名与实相符，可以成就大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冲着就是他的名。但名与实不相符，则可杀人。《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司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结果有了诸葛亮“浑泪斩马谡”。
战国时，秦国和赵国因为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战争。赵国先派廉颇与秦军对峙，后来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派著名将领赵奢的儿子赵括领兵出战。这个赵括喜欢纸上谈兵，而且在当时颇有些虚名，但就是没有实际带兵经验，典型的名实不符。
当得知赵括为将，蔺相如就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甚至连赵括的母亲也找到赵王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赵王不听，依然用赵括为大将。结果四十万大军，被秦将白起坑杀。
“原典”略己而责人者不治。
王氏曰：“功归自己，罪责他人；上无公正之明，下无信、惧之意。赞己不能为能，毁人之善为不善。功归自己，众不能治；罪责于人，事业难成。”
“解译”有一种领导最让下级看不起，那就是贪功委过。单位里一旦出了问题，领导会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对别人的问题，会拿放大镜去看。遇上这样的领导，还是走为上策，因为这个单位是搞不好的。
无论任何单位，都有一条潜规则：出了问题总是要有追究者的，一旦你成为问题的追究者，也就获得了责任豁免权。只追究别人的责任却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那么一般由谁来追究责任呢？肯定是领导。所以，领导有天然的免责权，如果自己再主动委过，那面目就可憎了，而属下早晚都会成为“替罪羊”。
用羊替罪的习俗来自古犹太教。古犹太人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定为“赎罪日”，并在这一天举行赎罪祭祀。仪式通常是这样的：通过拈阄决定两只活公羊的命运，一只杀了作祭典，另一只由大祭司将双手按在羊头上宣称，犹太民族在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已经转嫁到这头羊身上了。接着，便把这头替罪羊放逐到旷野上去，即将人的罪过带入无人之境。最后，再把那赎罪的羊烧死。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无论何时，都应该成为领导者的座右铭。
“原典”自厚而薄人者弃废。
注曰：“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自厚音，自满也。非仲尼所谓：“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则人才将弃废矣。”
王氏曰：“功名自取，财利己用；疏慢贤能，不任忠良，事岂能行？如吕布受困于下郡，谋将陈宫谏曰‘外有大兵，内无粮草；黄河泛涨，倘若城陷，如之奈何？’吕布言曰‘吾马力负千斤过水如过平地，与妻貂蝉同骑渡河有何忧哉？’侧有手将侯成听言之后，盗吕布马投于关公，军士皆散。吕布被曹操所擒，斩于白门。此是只顾自己，不顾众人，不能成功，后有丧国，败身之患。”
“解译”把什么好事都揽在自己怀中，享受在前，吃苦在后，而对下属的利益不管也不顾，甚至百般限制。这样的领导，终竟会被下级唾弃。
吕布被困下邳的时候，有人对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外面有大军围困，城内又无粮草，如今黄河水又在猛涨。城破之日该怎么办呢？”吕布说：“我的赤兔马，驮上千斤过河如履平地，我和妻子貂蝉骑马渡河而去，有什么发愁的？”听听，这叫什么话。一个大将，弃自己的部下于不顾，只考虑自己如何逃生。结果，吕布的一个手下，偷走了赤兔马投了关公，其他的人一听这话，一哄而散。吕布顿时成了光杆司令，被曹操擒杀。
“原典”以过弃功者损。
注曰：“措置失宜，群情隔息；阿谀并进，私徇并行。”
王氏曰：“曾立功业，委之重权；勿以责于小过，恐有惟失；抚之以政，切莫弃于大功，以小弃大。否则，验功恕过，则可求其小过而弃大功，人心不服，必损其身。”
“解译”赏功罚过，是领导手中的两件宝。用得好，可以激励工作热情；用不好，就是祸乱的根源。怕就怕领导有功不赏，专盯人的小毛病，一有小过则重罚。跟着这样的领导，不会有好果子吃。
三国时的张飞被属下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夜晚暗杀了，原因就是赏罚不公，小过而重罚，积怨太深。相反，赏罚适当，则事倍功半。
有一天，某工厂男浴室屋顶灯泡坏了，浴室里一片漆黑，工人们都吵吵起来。厂里通知电工去换，但谁也不去，领导发话了：“谁去换灯泡，给100元。”一会儿浴室顶上七个灯泡全换好了。厂长说道：“这笔钱从集体奖金中扣。”并做了一个规定，以后公共场所灯泡坏了，假如电工们不去换而别人去换，那么换一个灯泡就拿100元奖金，这笔钱一律从电工组奖金里扣。从此，再没发生过黑灯瞎火的事情。
凡有大功，后来被小过重罚者，那就不属于管理的范畴了，几乎都是政治阴谋，如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火烧庆功楼”等。
“原典”群下外异者沦。
注曰：“人人异心，求不沦亡，不可得也。”
王氏曰：“君以名禄进其人，臣以忠正报其主。有才不加其官，能守诚者，不赐其禄；恩德爱于外权，怨结于内；群下心离，必然败乱。”
“解译”一个单位里，如果职工有意见，不能向上直接反映，而是向外渲泻，甚至到处告状，这说明上下离德，这个单位就危险了。如果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沦亡的。《淮南子》说：众人相助，虽弱必强；众人相去，虽大必亡。
白菜总是从心里往外坏，一个组织也一样，怕就怕内部不团结。能够打倒一个组织的，只能是组织自己，而不是外部的势力。中国历史上曾经被无数边北族外侵，政权被改变了许多次，但中国这个社会组织却一直超级稳定，始终打而不倒，败而不亡。中华文明，就像一块磁石一样，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能都将风雨漂摇的社会紧紧吸附在一起。
“群下外异”的极端就是众叛亲离，如果当领导当到这份上，那就没有救了。春秋时，卫国的公子州吁，有些气力，也喜欢打仗。他见哥哥桓公是个老实人，就把卫桓公杀了，自己做了卫国国君。他也知道，这个王位来的不正当，害怕别人反对他，所以就到处发到战争，卫国人把他恨透了。鲁国的国君隐公听到这些情况后，问大夫众仲说：“州吁这样干，能长久得了吗。”众仲回答说：“众叛亲离，难以济矣。”结果没到一年，卫国的老臣石醋，借陈国之力，把州吁杀了。
“原典”既用不任者疏。
注曰：“用贤不任，则失士心。此管仲所谓：‘害霸也。’”
王氏曰：“用人辅国行政，必与赏罚、威权；有职无权，不能立功、行政。用而不任，难以掌法、施行；事不能行，言不能进，自然上下相疏。”
“解译”对有真才实学的人，顾虑重重，不用有些可惜，用又有些心理障碍。有些领导就采取了折中的方案——“既用不任”，就是任而不放权，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二程，甚至有些人更过分，不得已用了人，再设置许多的限制。这样的领导最终的结果就是孤家寡人，被所用的人疏离。
春秋时的孔子，是一个比较倒霉的人，他不论去哪里，都受人尊敬，待以上宾之礼，好吃好喝，但就是没有人用他。历史上不少有才能的人，都有过被“雪藏”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当领导的对有才干的人，有两种不好的心理：一是妒忌，二是恐惧。
三国时的周瑜就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诸葛亮跑到江东商议孙吴联盟，共抗曹操八十万大军。周瑜十分妒忌诸葛亮的才能，却又不得不用诸葛亮之计，所以一边用一边为难，为后人留下一幕幕精彩的好戏。
而三国时的刘表对刘备则是完全的恐惧。刘备投奔刘表，被待以上宾之礼，那个热情就甭说了。但刘表在心理却十分恐惧刘备，给了他一些兵马，让他驻扎在新野，离得远远的。当刘备打败曹操的进攻，名声大振，四方豪杰归附时，刘表的恐惧心就更加严重了，再也不听刘备的建议。
“原典”行赏吝色者沮。
注曰：“色有靳吝，有功者沮，项羽之刓印是也。”
王氏曰：“嘉言美色，抚感其劳；高名重爵，劝赏其功。赏人其间，口无知感之言，面有怪恨之怒。然加以厚爵，终无喜乐之心，必起怨离之志。”
“解译”为人应该大气，尤其是当领导的，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千万不要小肚鸡肠，一毛不拔，否则会伤了大家的积极性。
气量的大小，有时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天生就吝啬。《朝野佥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韦庄这个人读书很多，有些才气，就是吝啬得要命，每天数米做饭，称柴烧火。烤熟的肉如果少了一片，他立即就能觉查出来。当他八岁的儿子死时，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穿的衣服下葬，韦庄却舍不得，临了还是将衣服剥了下来。又舍不得买棺材，只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裹了出去。到了掩埋的时候，他又舍不得席子，将席子从儿子身下撤出来。完事了，他挟着席子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哭。
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吝啬的人，他的将领跟着他东征西讨，屡建战功，可是他把刻好的印拿在手里转来转去，磨得陵角都没了，就是舍不得给人。后来他手下不少人跑去投了刘邦，自己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更有的领导，论功行赏时都不舍得给部下一个好脸色，阴沉个脸，因为他们太心痛了。春秋时越国勾践用范蠡、文种之计，灭亡了吴国。但在大宴群臣时，勾践始终阴沉个脸。宴会结束后，范蠡说：“越王这是不想将灭吴的功劳归于臣下，看来越王是有疑心了。”第二天，范蠡辞别了勾践，驾一叶小舟，飘然而去。
“原典”多许少与者怨。
注曰：“失其本望。”
王氏曰：“心不诚实，人无敬信之意；言语虚诈，必招怪恨之怨。欢喜其间，多许人之财物，后悔悭吝；却行少与，返招怪恨；再后言语，人不听信。”
“解译”空头支票满天飞，可就是不兑现，或者许诺的多，给予的少。这种领导是拿自己的威信开玩笑。
在一家食品商店里，顾客们常常喜欢排成长队在一位售货员那里购买食品，而别的售货员却无事可做。一天，领导问受欢迎的售货员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很简单，别的售货员在称东西的时候，总是先装得满满的，而后往外拿；而我恰恰相反，先装的少一点，过秤时添上一些，并随便说上一句：‘多送你一点儿，欢迎下次再来’，这就是我的诀窍。”
其实，每位售货员卖给顾客的东西在斤两上都是不多不少的。但是，如果装多了再往外拿，顾客会认为在他的袋子里往外拿，在心理上容易产生缺斤短两的怀疑；相反，如果先装少点，过秤的时候再往里加，顾客会对售货员产生信任感，并且还会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这就是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是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
“多许少与”正好与此相反，一旦承诺即使还没有兑现，但在人们的心理，它已经是自己得到的东西，没有兑现，或者兑现不对等，人们就会感觉受到了损失。
“原典”既迎而拒者乖注曰：“刘璋迎刘备而反拒之是也。”
“解译”请人吃饭，客人都到了门口，又找个借口将客人赶走，这样的人最遭人恨。千方百计把人才挖了过来，又因疑心重重，不能重用，这样的领导也遭人恨。
三国时益州的刘璋，因为有张鲁的压力，自料无力对抗，所以请刘备共抗张鲁。这下可高兴坏了刘备，他刚借到荆州小居，可孙权总想收回来，搞得他挺心烦。这下好了，居然有人请他入蜀。到达涪城，刘璋亲自出迎，并送给刘备四千兵及巨款。但好日子没过多久，刘璋就起了疑心，多次拒绝刘备的请求。刘备一怒之下，围困成都，刘璋投降。
战国魏人庞涓，曾与孙膑一同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可以说他们是师兄弟。好像庞涓先毕业，回到魏国当了大将军，很得魏惠王的信任。于是他就向魏惠王推荐了师弟孙膑，但等到孙膑来了以后，他又犯了妒忌的毛病，结果将孙膑的施以膑刑，使其残疾。孙膑设计逃到了齐国，成了大将军，率齐军伏击了庞涓。
“原典”薄施厚望者不报。
注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覆之、载之，含之、育之，岂责其报也。”
王氏曰：“恩未结于人心，财利不散于众。虽有所赐，微少、轻薄，不能厚恩、深惠，人无报效之心。”
“解译”帮人一点小忙，给人一点好处，就盼望着别人能重重回报自己，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不明白，知恩不报是常情，薄施厚望则有失天理。
战国时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设宴慰劳三军，宴席上信陵君很是得意洋洋。这时候他的门客朱亥说：“德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人有德于我，是不可忘；我有德于人，是不可不忘。”意思是：有些德是可以马上忘掉的，而有些德却需要记一辈子。别人对我有恩，我不可以忘记；我对别人有恩，最好马上忘掉。
现在许多人怨恨社会人情淡漠，好心不得好报，甚至做了好事反而成了怨家，比如说借钱给人，经常是钱要回来了，友情也没有了。其实错不在于“知恩不报”，因为这是常情。人们错在“施恩图报”的心理，老想着让人报答，反而整得自己挺痛苦，满肚子怨气。如果把事情想开了，把帮助别人当成快乐自己的方法，就会少许多烦恼，少恩怨。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你真心对别人，即使不希望回报，别人也会对你真心相报。战国时晋国有个人叫豫让，最初是给范氏，然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无闻。直到他做了智伯的家臣以后，才受到重用，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共灭智氏。
豫让立志为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不惜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成嘶哑，他乔装打扮使自己的相貌不可辨认，沿街讨饭，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但刺杀没有成功。
赵襄子责问豫让：“您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说：“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原典”贵而忘贱者不久。
注曰：“道足于己者，贵贱不足以为荣辱；贵亦固有，贱亦固有。惟小人骤而处贵则忘其贱，此所以不久也。”
王氏曰：“身居富贵之地，恣逞骄傲狂心；忘其贫贱之时，专享目前之贵。心生骄奢，忘于艰难，岂能长久？”
“解译”“苟富贵，勿相忘”，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也是一条社会的潜规则。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规则，富贵了，有权了，就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人是不会长久的，早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
做人应该以厚道为上，不论地位如何变化，这个根本是不能变的。因为每个人过去岁月里经过的人与事以及积累的经验，都是财富，都值得去尊重。
晋朝时有位大臣名叫陶侃，他是平民出身，后来官为都督，长江以南的地方都操纵在他手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平民出身，每天在家里把一些陶土的砖块，搬进搬出，他说：人的地位变高了，筋骨就易于疲惫，如果安于逸乐，一旦有事，体力吃不消就会误大事了。同时他很节省，把木匠做工剩下来的竹头木屑，都留下了来，堆了几房间，人们以为他太小气了。后来发生了战争，急需战船，但当时很混乱，连造船的竹钉都没地方可买，他就把这些竹头拿出来做钉子用，及时造好了战船。
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淡漠了曾经关心你的人，甚至背叛了帮助过你的人，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走得太远。尊重过去，才能更好地前行。
“原典”念旧恶而弃新功者凶。
注曰：“切齿于睚眦之怨，眷眷于一饭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于天下者，虽仇必用，以其才也；虽怨必录，以其功也。汉高祖侯雍齿，录功也；唐太宗相魏郑公，用才也。”
王氏曰：“赏功行政，虽仇必用；罚罪施刑，虽亲不赦。如齐桓公用管仲，弃旧仇，而重其才；唐太宗相魏征，舍前恨，而用其能；旧有小过，新立大功。因恨不录者凶。”
“解译”当领导不能气量狭小，别人对自己的不好之处，要尽快忘掉，而自己对别人的不好之处，却要时时引以为戒。尤其不能记人之过，睚眦必报。记仇不是大丈夫，记仇成不了大事业。
汉高祖打天下时，有一发小名叫雍齿，一直怀有二心，曾经几次反叛。公元前208年，他随刘邦起兵反抗秦王朝，秦军围攻刘邦于丰乡（沛县西），但被刘邦打败。于是命雍齿镇守此地。可是雍齿心有异动，听从魏国人周市的建议，背叛了刘邦。几经反复后，再次归向刘邦，刘邦以其立过许多战功，故未杀他。汉建立以后，刘邦听从张良的劝告，还是封了雍齿为什方侯。
唐太宗没当皇帝之前，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老师，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魏征帮着太子差点要了唐太宗的命。玄武门兵变之后，太宗杀李建成即皇帝位，并没有因此而痛恨魏征，仍然任命他为宰相。凡历史上成就大业者，都有这样的气量和风度。
“原典”用人不正者殆。
王氏曰：“官选贤能之士，竭力治国安民；重委奸邪，不能奉公行政。中正者，无官其邦；昏乱、谗佞者当权，其国危亡。”
“解译”用人不能光看能力，品德、作风、人性其实更重要。如果人品不好，能力越高，危害也就越大。
历史上最不会用人的皇帝，可能要数光绪皇帝。清朝光绪皇帝载继位以后，想通过变法来增强国力，同时也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但当时的光绪在朝廷内外根本没有势力，大权都被西太后控制着。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重用有些兵权的袁世凯，希望通过他夺回政权。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到西太后那里将光绪的一切打算和盘托出，结果是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砍了头。
袁世凯本事倒真有些，但人品不怎么样，就是一棵墙头草，随风而倒。后来当国民革命暴发以后，清朝又用他来对抗革命，他又拥兵自重，坐地讨价，再一次把清廷出卖了。像这种人，谁用谁倒霉。
“原典”疆用人者不畜。
注曰：“曹操疆用关羽，而终归刘备，此不畜也。”
王氏曰：“贤能不遇其时，岂就虚名？虽领其职位，不谋其政。如曹操爱关公之能，官封寿亭侯，赏以重禄；终心不服，后归先主。”
“解译”用人有学问，留住想用的人更有学问。人各有志，千万不可强求，如果在价值观、奋斗目标上达不成一致，根本就留不住人才。
当年曹操很想留住关公，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又送官职又送钱财，费尽了心机。但关公得知刘邦的所在，还是封金挂印，义无反顾地破五关、斩六将而去。还有，曹操大破袁绍之后，对袁绍的监军沮授的聪明才智十分看重，真想留下此人。无奈人各有志，沮授不愿降曹，盗马逃跑被发现，还是被杀了。
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待遇和地位并非留人的充分条件，聚集一个团队的，必须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奋斗目标，否则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而异梦。
“原典”为人择官者乱。
王氏曰：“能清廉立纪纲者，不在官之大小，处事必行公道。如光武之任董宣为洛县今，湖阳公主家奴，杀人不顾性命，苦谏君主，好名至今传说。若是不问贤愚，专择官大小，何以治乱、民安！”
“解译”单位任命干部，最坏的情况就是因人设职，本来并不需要这个岗位，可是有个亲戚要当官，只好新设立一个部门，或者所用非人，导致人浮于事，到处都是吃闲饭的人。如此一来，必将导致祸乱。
历史上朝政之乱，基本上乱于四种情况：宦官、朋党、外戚、地方势力。但根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人不当。要么是重用“私人”，如宦官、外戚之流；要么是所用非人，如朋党、地方势力之流。明熹宗用魏忠贤，属于重用“私人”，终致朝政大乱；唐玄宗用安禄山，所用非人，终有安史之乱。
汉武帝时十分宠幸李夫人，而李广利就是李夫人的弟弟。此人原无将才，只因是“私人”，汉武帝破格用为大将，率军征讨小国大宛。结果用了四年的时间，动用了十几万军队，才迫使大宛归降。等李广利班师回朝时，手下只有不到二万兵马，损失高达80%以上，而战果仅仅是十几匹大宛良马。汉武帝居然还很高兴，封李广利为海百侯。
“原典”失其所强者弱。
注曰：“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势强者，有以兵强者。尧舜有德而强，桀纣无德而弱；汤武得人而强，幽厉失人而弱。周得诸侯之势而强，失诸侯之势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于人也，善为强，恶为弱；其于身也，性为强，情为弱。”
王氏曰：“轻欺贤人，必无重用之心；傲慢忠良，人岂尽其才智？汉王得张良陈平者强，霸王失良平者弱。”
“解译”凡强势领导，必有原因。有的领导因人格而强势，有的领导因得人而强势，有的领导因环境而强势。一旦失去了强势的原因，由强也会变弱。所以强与弱无定式，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
汉代张良，原本是跟随楚霸王项羽，后来翻了脸，才投奔刘邦。可以说，西汉的建立，张良有一半的功劳，在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上，刘邦都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而取得胜利。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
项羽失张良，一事无成，最后只能自杀而死。刘邦得张良，终创一代伟业。因此，刘邦因得人而强，项羽因失人而弱。
唐代早期武功赫赫，不论是对内的统一战争，还是对外的开疆拓土，大唐的铁骑都是全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唐代实行了府兵制，士兵平时在家务农，战时就是军队，有很强的地域性。然而，正是这种兵士强烈的地域性，后来发展成骄兵悍将的割据势力，才有了唐代长达近百年的“藩镇之乱”。
府兵这种制度，原本没有好坏之分，就看怎么来用。凡事都要因势利导，不可一成不变。用其强，守其弱。
“原典”决策于不仁者险。
注曰：“不仁之人，幸灾乐祸。”
王氏曰：“不仁之人，智无远见；高明若与共谋，必有危亡之险。如唐明皇不用张九龄为相，命杨国忠、李林甫当国。有贤良好人，不肯举荐，恐搀了他权位；用奸谗歹人为心腹耳目，内外成党，闭塞上下，以致禄山作乱，明皇失国，奔于西蜀，国忠死于马嵬坡下。此是决策不仁者，必有凶险之祸。”
“解译”领导的重要职责在于决策，但决策必以爱人为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以人为本，这样的决策才能有远见、合民意。如果决策者没有仁德之心，决策的动机不良，就是小人擅权，那样的决策就是危险的。
明代有个大宦官，名叫王振。明英宗时，受皇帝重用，居然独揽兵权。但王振没有一点军事才能，下令出兵麓川。王振的这一决策，完全是出于私心，他不懂军事，又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想打个胜仗立威。结果用兵几十万，费时近十年，全国半数的收入都被用作军饷，真正得不偿失。后来出于同样的目的，又请求明英宗亲征北方的也先，想借皇帝之威为自己造势。结果也先率大军兵围土木堡，王振大败，明英宗为也先所掳，他自己为乱军所杀。
“原典”阴计外泄者败。
王氏曰：“机若不密，其祸先发；谋事不成，后生凶患。机密之事，不可教一切人知；恐走透消息，反受灾殃，必有败亡之患。”
“解译”“阴计”不是平常意义下的阴谋，而是指机密的计划，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营销方案，一个周密的计划，一旦外泄，损失会相当严重。商业计划如此，军事部署也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了打击同盟国，德国潜艇部队计划用四条潜艇偷袭澳大利亚沿海商船，以此造成混乱。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由于此时德国海军的密码已经被破获，这四艘潜艇一出港，就被盟国沿途截击，还没有接近目标，就损失了三艘，只有一艘潜艇到达了目的地。再比如，日本的密电码早就被美国破译，所以日本的许多计划对美国人来说根本就没有秘密，在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美军击落山本座机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阴计”一旦泄露，对方即可知己知彼，此时明暗已易形，强弱已易势，所以没有不失败的。
春秋时秦穆公准备派孟明偷袭郑国，可是当军队行进到延津时，却被郑国的商人弦高发现。弦高灵机一动，假装成郑国的使臣，大摆宴席欢迎秦军，他对孟明说：“我家国君已经知道将军率大军来到敝国，所以派我大老远赶来犒劳秦军。大家不要客气，放开肚皮吃啊。”孟明顿时起了疑心，驻军不前。他认为：“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是想打个郑国出其不意。现在可好，郑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也许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此时再按原计划进行，进攻则坚城难克，围困又兵少难继。”于是，在袭击了滑国之后，就退了回去。
“原典”厚敛薄施者凋。
注曰：“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王氏曰：“秋租、夏税，自有定例；废用浩大，常是不足。多敛民财，重征赋税；必损于民。民为国之根本，本若坚固，其国安宁；百姓失其种养，必有雕残之祸。”
“解译”厚敛则民穷，民穷则国凋，古人说：“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自古都是一个下场，那就是被别人抛弃。
中国文化中讲得最多的是平衡，从阴阳哲学到中庸思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平衡与中庸，真是缺什么盼什么。但从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到西太后挪用军饷建颐和园，都是“厚敛薄施”。于是，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总是一呼而百应。
“原典”战士贫，游士富者衰。
注曰：“游士鼓其颊舌，惟幸烟尘之会；战士奋其死力，专捍强场之虞。富彼贫此，兵势衰矣！
王氏曰：“游说之士，以喉舌而进其身，官高禄重，必富于家；征战之人，舍性命而立其功，名微俸薄，禄难赡其亲。若不存恤战士，重赏三军，军势必衰，后无死战勇敢之士。”
“解译”游士就是说客，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政客，只为博取自己的富贵，唯恐天下不乱。这种人往往朝为布衣，暮即宰相。苏秦就是一个战国时的说客，后来竟然一人身挂了六国相印。
大凡游士盛行的时代，就是机会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时代，干活的人既贫苦，又缺少机会，用现在的话说，一线职工拿不到钱，二线人员却发了财。无论是社会还是单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走向衰败的开始。
“原典”货赂公行者昧。
注曰：“私昧公，曲昧直也。”
王氏曰：“恩惠无施，仗威权侵吞民利；善政不行，倚势力私事公为。欺诈百姓，变是为非；强取民财，返恶为善。若用贪饕掌国事，必然昏昧法度，废乱纪纲。”
“解译”“昧”有昏暗不明，颠倒黑白之意。当一个社会行贿受贿不再隐秘，变成了一种公开的行为，在光天化日下堂而皇之地进行，那就是政治最黑暗的表现。
清代行贿受贿就几乎达到了开公的地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一个被认同的事实。于是，花钱买官——当官赚钱——花钱卖更大的官，成了许多人仕途必由之路，搞得清顺治皇帝都要亲自开会批评：“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明朝皇帝为了禁止行贿受贿，竟将活人剥皮，内充以草，悬挂示警。
战国齐威王的时候，有两个官员引起大家的议论，一个是阿（地名）大夫，一个即墨大夫。朝里的大臣几乎都在表扬阿大夫，而批评即墨大夫。但齐威王这个人还是有主见的，他先派人暗中调查了两位官员的政绩，结果发现：即墨大夫政绩卓著，田野开辟，人民富饶，只是不善于贿赂朝里大臣，所以“毁言日至”。而阿大夫统领的地方，田荒民冻，只因他很会行贿，所以人们都说他的好话。齐威王一怒之下，将阿大夫以及说阿大夫好话的人统统放在大锅里给煮了。从此以后，行贿受贿之风被刹住了。
“原典”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
注曰：“暴则生怨。”
王氏曰：“闻有。贤善好人，略时间欢喜；若见忠正才能，暂时敬爱；其有受贤之虚名，而无用人之诚实。施谋善策，不肯依随；忠直良言，不肯听从。然有才能，如无一般；不用善人，必不能为善。
齐之以德，广施恩惠；能安其人，行之以政。心量宽大，必容于众；少有过失，常记于心；逞一时之怒性，重责于人，必生怨恨之心。”
“解译”作为一个领导，要懂得去欣赏人，每个人都有被欣赏处，看到属下的优点，听到很好的建议，要闻善则喜，真心去赞美。职工最烦那种闻善不喜，记过不忘的领导，因为这种人性格里往往有很凶暴的一面。
汉代李广号称飞将军，虽勇武过人，此人性格就有记过不忘的残暴一面。有一次他跟别人在乡间饮酒。回来时路过霸陵亭，霸陵亭尉喝醉了酒上前呵斥李广不让通行。李广的随骑说：“这是前任的李将军。”亭尉说：“就是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间通过，何况是前任将军！”于是就扣留了李广等人，留宿霸陵亭下。从此以后李广怀恨在心。过了不久，匈奴人侵犯北部边界，汉武帝封李广为右北平守。李广特意请求调霸陵尉与他同行，等他一到军门，二话不说就给斩了。李广一生战功无数，但却未得封侯，王勃有诗云“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与他为人不睦也有一定的关系。
“原典”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
注曰：“浊，溷也。”
王氏曰：“疑而见用怀其惧，而失其善；用而不信竭其力，而尽其诚。既疑休用，既用休疑；疑而重用，必怀忧惧，事不能行。用而不疑，秉公从政，立事成功。”
“解译”人与人的差异是很大，不可能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不论是任人做事，还是交朋友，都要区分对待。有些人用其才能，但未必要去信赖他的人品；而有些人尽可以信任他，却未必能够委以重任。一句话，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孔子曾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共同学习的人，不一定可以共同去追求真理；可以共同追求真理的人，也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人，不一定可以随便给予权力。海南的黄花梨虽然名贵异常，但将它移种到北京来，注定活不了。
南朝后主叫陈叔宝，此人酷爱文学，写着一手好诗歌，他的《玉树后庭花》流传了上千年：“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姣乍布进，出帷含态笑巷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可惜的是，他不是当皇帝的料，他不明白“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的道理，任用了一帮子喜爱文学的人来治理朝政，结果可想而知。589年，隋将韩擒虎率军进攻，乘江面大雾弥漫，悄悄渡过长江，包围了建康。陈朝军队不堪一击，很快就全军溃败。陈叔宝与张丽华等嫔妃危急之中躲入井中，被隋军抓获，后客死洛阳。“原典”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注曰：“刑者，原于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辅德，而非专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则集，绳之以刑则散也。”
王氏曰：“教以德义，能安于众；齐以刑罚，必散其民。若将礼、义、廉、耻，化以孝、悌、忠、信，使民自然归集。官无公正之心，吏行贫饕；侥幸户役，频繁聚敛百姓；不行仁道，专以严刑，必然逃散。”
“解译”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刑法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永远应该放在辅助的位置，它是辅助道德的养成。如果一味刑民以法，必然离心离德，一遇混乱，整个社会就会轰然倒塌。秦王朝虽然一统天下，但刑法过分酷暴，结果陈胜、吴广登高一呼，整个王朝顿时分崩离析。
严刑酷法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理当如此。如果有一个领导经常处罚部下，即使每一次处罚都合乎规定，也必会产生民怨。虽然管理离不开规章制度，但如果刻板地执行这些制度，则会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
汉代有个“五百壮士”的故事，说的是秦朝末年，齐国贵族田氏家族起兵造反，这支义军刚开始由田荣统领，但此人无德于民，用严刑统领部众，结果引起叛乱，部众群起而杀之。田荣死后其弟田横继续统领这支军队。这田横与他哥哥不同，凡事身先士卒，宽待部众，深得民心。等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时，田横不想投降汉朝，于是率领五百人逃到了今天青岛即墨市的田横岛上。但刘邦却很敬重田横，非要他出来做官，田横无奈之下只好自杀。留在岛上的五百人听说田横死了，一起自杀，以身相殉，感天动地。
同样的一伙人，两种不同的领导思维，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一个被群起而杀之，一个五百人自愿相殉，德与刑的区别竟然如此之大。
“原典”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
注曰：“人心不服则叛也。”
王氏曰：“功量大小，赏分轻重；事明理顺，人无不伏。盖功德乃人臣之善恶；赏罚，是国家之纪纲。若小功不赐赏，无人肯立大功。
志高量广，以礼宽恕于人；德尊仁厚，仗义施恩于众人。有小怨不能忍，舍专欲报恨，返招其祸。如张飞心急性躁，人有小过，必以重罚，后被帐下所刺，便是小怨不舍，则大怨必生之患。”
“解译”管理中无小事，单位里许多的积怨，往往产生于生活中的小事。一旦生怨，绝大多数人会本能地将怨恨放大，不自觉地会寻找更多积怨的理由。所以诸葛亮告诫人们说“勿以善小而不为”，“赏小功”、“赦小过”，都是小善之举。
历史上许多成就了事业的人，都起家于一些小成就。比如说，唐代有员名将——薛仁贵，出身贫寒，只因在随唐太宗征战高丽时，身着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孤身冲入敌阵，得到太宗的赏识，由此走上成功之路，成为唐代最勇猛的战将之一。反过来说，在不成功的众人之中，又有多少是因为领导“小功不赏”而湮没的呢？
好的领导创造人才，不好的领导则扼杀人才。如果一个单位长期无可用之材，那不是因为单位里的人不行，而是单位的领导不行。
“赏小功”、“赦小过”事虽然小，但唯有心胸博大的人方能做到。曹操被指为奸臣，但此人的心胸确实有过人之处。他曾经攻打张绣于南阳，张绣被迫投降了曹操。可是曹操确实不是正人君子，在张绣降曹之后竟然私通张绣的婶娘，气得张绣挥刀就砍，结果曹操跑了，可是长子昂、侄安民都被杀了，张绣叛逃到袁绍处，这个怨可就结大了。后来曹操攻打袁绍，张绣无处立足，只好又投降了曹操。但曹操的大度令后人吃惊，并没有难为张绣，反而委以重任。
“原典”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
注曰：“非所宜加者，酷也。”
王氏曰：“赏轻生恨，罚重不共。有功之人，升官不高，赏则轻微，人必生怨。罪轻之人，加以重刑，人必不服。赏罚不明，国之大病；人离必叛，后必灭亡。施恩以劝善人，设刑以禁恶党。私赏无功，多人不忿；刑罚无罪，众士离心。此乃不其之怨也。”
“解译”赏与罚是领导手中的两件宝，但也是两件最致命自杀武器。历史上有人用得好，事半功倍，甚至创造霸业也非难事；但也有不少人用得不好，结果是亡国破家。
春秋末期，吴国出了个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名叫伍子胥，他原本是楚国的世家大族。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谗言，将伍子胥一家无罪杀害，唯伍子胥潜身逃往吴国。他发誓要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入吴以后，他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任贤能，奖农商、实仓廪，又举荐深通兵法的孙武为大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国成为春秋末期最后的一个强国。公元517年，伍子胥率吴军攻入楚国，将楚平王的尸体拖出来，打了300鞭以泄愤。
虽然伍子胥的做法也让后人垢病，但促使伍子胥背叛祖国的，恰恰是：罚不甘心者叛！不平则鸣，不公则反，这是历史的规律。
“原典”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
王氏曰：“君子忠而不佞，小人佞而不忠。听谗言如美味，怒忠正如仇仇，不亡国者，鲜矣！”
“解译”对领导而言，君子难处，小人易交。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合而不同”，他们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却不会失去自我的判断，经常会对领导的决策提出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批评。所以领导有时会感到很下不了台。唐太宗就曾怒气冲冲地对他的皇后说：我非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不可，他总是给我提意见，弄得我在朝堂上很下不了台。皇后却说：我应该恭喜您呀！我听说主明则臣下才会直谏，看来您是明主。经这么一说，唐太宗才消了气。可见君子真正难以相处。但君子就像是苦口药，他会帮助你的事业走向辉煌。
而小人则“同而不和”，这种人会与领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整天围着领导转，但却不会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所以领导会觉得这种人好交往，每天被马屁拍得舒舒服服。清朝大贪官和珅，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除了和砷确实有些本事之外，恐怕与他马屁拍得好有很大关系。和砷的座右铭是“以帝心为心”，极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皇帝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和珅都会预先想到，这种人哪个领导不喜欢？然而，恰恰是这种人，就像是鸦片，时间久了，早晚会被他害死的。
“原典”能有其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注曰：“有吾之有，则心逸而身安。”
王氏曰：“若能谨守，必无疏失之患；巧计狂徒，后有败坏之殃。如智伯不仁，内起贪饕、夺地之志生，奸绞侮韩魏之君，却被韩魏与赵襄子暗合，返攻杀智伯，各分其地。此是贪人之有，返招败亡之祸。”
“解译”能珍惜自己用劳动换来的成果，则活得心安理得，朝夕泰然。如果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即使得到了，也会寝食不安。
中国有句老话“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天天被人指着脊梁骨痛骂，这个人肯定命不长。西方心理学曾经有过一个调查，凡是贪官污吏，在统计学上寿命都不太长。因为这些人做了亏心事，心理上长期处于压制状态，最后都短命而终。看来人不论活得富贵还是贫贱，最重要的是活得心安理得。如果是不义之财，即使家财万贯，终日不得安宁，困守心狱之中，活着还有什么滋味？
明代时江南有位富商，家财丰厚，但他每日不得安静，怕偷、怕抢、怕谋财害命……总之快到了食无味、夜无眠的程度，搞得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富商的妻子说：“唉！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你看我们隔壁的那对卖豆腐的小夫妻，每天生活无忧，快快乐乐，欢歌笑语，我们如果能过一天那种生活多好啊！”富有商恨恨地说：“想让他们不快乐很容易。”于是夜里偷偷将一笔巨款放到了这对小夫妻的门口。
自从得到这笔来历不明的钱，再也听不到这对小夫妻的欢歌笑语了，每天做豆腐也无精打采，一到夜里安静得可怕。富商得意地对妻子说：“你听，他们再不唱歌了吧。”过了不久，夜里就听到隔壁在低声吵架，发展到后来就是打架，最后这对小夫妻终于不欢而散了。
“贪人之有者”不但生前惴惴不安，死后也不得安宁。历史上有多少达官显贵死后坟墓被盗，骸骨遗撒四野，一切珍玩荡然散尽。就因为他们生前太贪，墓中珍贵太多，前世之恶死后得报。历史上只有一位帝王坟墓安然，那就是汉代的文帝刘恒之墓，他一生俭约，死后治陵寝都用瓦具。虽经历代兵乱，多数汉代帝陵皆被盗掘，唯独文帝陵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