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析居，原因可能很多，比如兄弟间性情不和，妯娌冲突，家中人口膨胀，居宅不敷使用等等。但无论如何，析居也总会给人们带来一些猜疑和窃窃私议，也使当事者感到一些困窘和不安。
尤其像文征静那样刚强的性格，虽说是奉继母吴氏之命析居，又似乎早在亲友、街坊的意料之中：
征静原名叫做文“奎”，和乃弟文“壁”，同样是以星宿为名；文徵明书画稍稍出名之际，有些冒名作伪的画商，竟在所作假画上面误署“文璧”，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使兄弟二人啼笑皆非。征静生于成化五年七月廿八日，仅比征明大一年三个月零七天，幼年丧母，在舅父和姨母的照顾下，兄弟二人过着仅能免于饥寒的生活。二十岁前，更随父亲的任所转移不定，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不过二人的性格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同在县学读书的文征静，聪明、理解力强、善于笔劄，只是不能像乃弟那样外柔内刚，遇事忍隐。无论平时多好的朋友，或权势贵游，稍不当意，便面加诋骂，使人难堪得无法忍受。然而转眼之间，却又怒气全消，毫不记恨，知道这种脾气的人，认为他心肠率真，容易相处，不了解他的人，不但心存怨怼，而且认为他早晚会惹祸上身。
如果不是发生事故或疾病，他每天总是很早就起床，整肃衣冠，拜谒先祠，这是他一种特殊的表现孝道方式。岁时祭祖，更是精选祭品，慎重其事。平时遇有时鲜或精美食物，也必定先供奉祖先，然后再行品尝；如果仓卒举行燕会，未及祭祖，他宁可绝口不食这道佳肴。
至于他对待乃弟的方式，虽然文徵明说是依恋和爱始终如一；但，一个甲子之后，文徵明的次子文嘉，却在“先君行略”（注一）中，对这位脾气火爆的伯父，有着生动的描述：
“……公兄双湖公征静，性刚难事，公恪守弟道，而以正顺承之。双湖濒涉危难，公极力周护，得不罹祸；双湖亦遂友爱，怡怡之情，白首无间……”
所以，兄弟间的真正友爱，是在中年征静闯祸，征明为之周旋得脱以后的事。
析家，使文徵明的长兄拥有了苏州东北阳城湖和沙湖间的一片田产，文嘉文中所称的“双湖”，就是他这位伯父的新号。
文嘉诞生于析居的第二年，紧接着的弘治十五年，征静的妻子姚氏，也生了一个男孩—是他们的长男，取名“伯仁”。这两个新生的男孩，以及年已五六岁满园奔跑吵闹的文彭，他们未来的艺业成就，很像文徵明。但文伯仁的脾气，却火爆得一如乃父；显然，遗传的成份，多于得自叔父的薰陶。
其实，经常需要沉默端方、循规蹈矩的文徵明力加维护的，除了脾气暴躁的征静，风流自赏的唐伯虎之外，还有令他时时为之提心吊胆的至友蔡羽（九逵）。蔡羽的狂傲、肆无忌惮地诋毁古贤，开罪士林宿儒，远甚于前面的两位。
世居太湖洞庭西山的蔡羽，幼年丧父，日与群儿在山巅放纸鸢为戏，母亲流泪苦劝，才稍加悔改，由母亲教授诗书。
十二岁所作的文章，便充满了个性和独特的见解；在文徵明心目中，蔡羽和徐祯卿是一前一后的两位早熟天才。随后，他就整个沉潜到父亲蔡滂藏书的天地，经史子集，不靠记诵训诂，而自然融会贯通。
成人后的蔡羽，读书治学有一种很特殊的褒贬獎惩方式：
在距林屋洞不远的读书草堂中，蔡羽用茅草缚成两个古代的“大儒”，可以弯腰屈膝，系在左右两厢的书斋里面，准备接受他的考验。正房的北面墙上，则准备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以便接受表扬。
在广袤的学术之海中，蔡羽擅长易经，因此，本号“林屋先生”外，又自号“易洞先生”。他每天的早课，便是研究易经，晚课则是四书，并习以为常。在这种研究着述的时刻，他一面依自己的创见解释经意，一面与放在身边的先儒注解加以对照。每当发现前人注释不合己意时，便开口大骂：
“某甲谬甚！”
同时叱令童子从厢房中牵出草人，权充注疏古经的某甲，跪在他面前受杖，于“恭聆”他的训斥后，牵回原位。
如果着书时，遇有发明得意的地方，他就立刻整肃衣冠，对镜自拜，称誉自己的影像：
“易洞先生，尔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注二）
除了这样自我崇拜、表彰之外，给予别人的评价，则相当苛刻：
他对同样在易经上下过功夫的文徵明、祝枝山等人的学术造诣颇为推许，但内心里却觉得比他“易洞先生”实在还差了一截；好在文祝二人对他这种无意中所流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不以为意，友爱无间。
以善学杜诗自命的李献吉，窜窃剽贼，雄视海内，一时风靡了诗坛。蔡羽觉得犯不上直接抨击李献吉，干脆来个“少陵不足法”的全盘否定；意思是连诗圣杜甫本人尚不值得取法，窜窃剽贼之徒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此言一出，不仅触怒了李氏的读者和徒众，甚至所有杜诗的爱好者和上林耆宿，有的对他怀疑、讥笑，有的直接指斥他是“蚍蜉撼大树”，根本不自知轻重。使这些被触怒者大快心意的，是他从弘治五年起首赴南京乡试，结果屡战屡北，功名不偶。
不过也有些京官和学者，久闻蔡羽之名，沉醉于他的洞庭诸记和深具先秦两汉风格的古文；却以未得他应试春闱，未能瞻仰易洞先生的丰采，感到遗憾与惋惜。
对这位被认为举止怪诞，态度狂傲的好友，文徵明除了在人们面前为他解释、周护之外，倒真是朝思暮想，情逾手足。也许由于烟水之隔，或生性疏懒，无论上巳修禊、东禅寺赏花、或九日登高，蔡羽常常爽约不至，使文徵明心中，感到怅惘与落寞，因此留下许多怀念他的诗篇：
“春来相见一何稽，病里相思意欲迷。雨洗碧桃三月尽，风吹落日五湖西。眼中人物如公少，乡里声名媿我齐，老人未忘乘驷马，仙桥待与长卿题。”—怀九逵（注三）
其他如：
“落日怀人流水远，秋风抚掌菊花开。”“人日故人偏入望，洞庭烟水隔苍苍。”“日落晚风吹宿酒，天寒江草唤新愁；佳期寂寞春如许，辜负山花插满头。”—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九逵（注四）
类此思致绵绵的诗句，真是不胜枚举。一旦如愿相晤，望着松间月下所映照出两袭长长的青衫瘦影，文徵明诗中，透露出心灵中的满足和喜悦：
“何处晚凉多，溪堂夜来雨，乔然两青衫，繁阴遽如许。山僧候岩扉，喜听松闲履，为破明月圆，自汲寒泉煮。”—东禅寺与蔡九逵同赋（注五）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位志业相近，情意相投，又复同命相怜的好友一生间，竟存在那么多的巧合：
同样未人帝都，便已名满京华。
在漫长的数十年间，同样的应举不售；文徵明十次名落孙山，蔡羽失意场屋更达十四次之多。
及至年逾半百，功名之心早已淡泊，却又均为封彊大吏同时岁贡入京；文氏授翰林待诏，修国史，蔡羽则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之职。
更同样地，居官不过三、四载，便倦勤致仕，归老家山。
三年丁忧期间，文徵明可以放下那些僵硬而空洞的八股文，全心全意整理父亲遗作，以韵致楚楚的精楷钞写，充份表现出他壮岁楷书的风貌。先后完成的有暡琅琊漫钞暢及暡温州府君诗集暢等，希望有一天能刊印流传，不负亡父的心血。他也作些书画方面的考据，写些论议诗和叙事诗；这些重理性思维的作品，显示他的生命已经步入一个新的里程，非仅像青年时代那样，偏重热情和想像的创作。
但是，这其间也有外来的困扰，和一些不得已的应酬文字；虽然因此文名大噪，得到对生活不无小补的笔润，内心之中，却甚感厌烦和无奈。
唐宪宗时，河朔刘叉，任气尚侠，因杀人亡命，流居在齐鲁之间。遇赦后折节读书。听说韩愈好客，袖诗往谒，一度成为韩文公的座上之宾。在他和宾客发生争执，含愤欲去的时候，取走了韩愈置于案上，笔润所得的黄金，并留下一句千古名言：
“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使文徵明意想不到的，在亲友的逼迫，长老先生的要求下，他也开始写这些“谀墓中人”的文章。
行状、传记、墓志、祭文、悼辞、挽联……明明是庸庸碌碌，乏善可陈的人，但是在死者子孙的殷殷嘱托，或依所送稿本钞录的情形下，不是天纵之才，就是以其先祖的“显赫”，有时更须把一些琐碎的事迹加意吹噓。文徵明这才感到，要想从而表现“春秋大义”、“秉笔直书”的精神，是何等艰难。
父亲的暡琅琊漫钞暢中，就曾留下一则对历史、传记的批判：
“世以史记赵氏孤儿作杂剧，是以杂剧为史记也。史迁好摭拾不经之言为传，不怪其然也……经曰：赵盾弒其君’；则盾固未尝杀灵公也，盾之善终，又何尝死于屠岸贾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注六）
“摭拾不经之言为传”、“史之言不足信者多”；正史、经传尚且如此，则死者的子孙忆述，亲朋好友的吹噓，自然多为“谀墓中人”之言，难怪心直口快如刘叉者，对主人案上的笔润，取之无媿。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眼见刘叉取金，却无能为阻；大概也是心中有数吧。
至于比墓志、行状更等而下之，使文徵明想起来就皱眉蹙额的，是饯行文和释别号，所说的多半是些“强颜不情之语”，所以他感慨无限地说：
“呜乎，是尚得为文乎！”（注七）
他跟祝枝山、张灵、唐伯虎、蔡羽等，多年来追随乡里先辈，鄙薄时文，效法秦汉古风，是颇经过一番挣扎的。例如学使者方志对古文的厌恶，以至于在岁考科考中，对生员们痛加针砭。又如一时同窗的非笑；认为他这样不顾现实，不专注于科举程文，不是狂傲、矫情，便是迂阔。有些同情他的人则说：
“以子之才，为程文无难者，盍精于是，俟他日得雋，为古文非晚。”（同注七）
先钻研八股，待金榜题名后再发展古文的兴趣，表面上看合情合理；但中与不中，并非全靠八股文的精能与否；两次应举落第，使他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命运操纵着，因此，文徵明独排众议：
“苟为无命，终身不第，则亦将终身不得为古文，岂不负哉！”（同注七）
然而，以古文见重于人的结果，却是这些需索无度的阿谀亡灵和说来使人脸红的应酬笔墨，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其间真正知赏、给他鼓励的，除了几位师友之外，就是弘治十二年冬天归省的侍读学士王鏊（守谿）。家住洞庭东山的王鏊，和吴宽、沈周一样是倡道古文的先辈，对八股取士的方式，根本就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此次南归，对文徵明这样一位以书画、古文和在温州尽却赙金，廉洁闻名乡里的故人之子，特别赏识。邀他一同游燕、研讨议论，并要文徵明把平日的诗文钞写成册，供他家居赏鉴。文徵明在“上守谿先生书”中，叙述自己学文的原委，并楷书十四首论议和十五首叙事诗文，正式拜在王鏊的门下。至于伯虎之拜入王门，可能更在征明之前。加上洞庭东西两山相望，早已和王氏往还游燕的蔡羽，都成了王鏊最得意的家乡子弟和山水游伴。
这位先后担任弘治皇帝日讲官和太子朱厚照宫僚的王鏊，看来体质纤弱，跟他最莫逆的乡友须髯满面的吴宽，成为一个很好的对照。在朝廷中，同样以清廉正直成为一代名臣；但，如果把吴宽比作“圣之和者”，王鏊则不妨比成“圣之清者”，他很少与人交往，只是以道自胜，不怒不惧，勇往直前地处理政务，辅佐朝廷。
早年，他不仅身体纤弱，更是性情恇怯。有一天读程子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之言，恍然大悟：
“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注八）
写下“治怒”、“治惧”两篇箴言，自拟为冷冽的清泉，以自省和自我克制的定力，一点一点浇息心中的怒火和恐惧，化解外力的纷扰于无形。他的最高境界是：
“刀锯在前，不震不竦，是谓不动，孟轲之勇。”（注九）
文徵明无忧无惧以及自我克制的功夫，虽然得之天性和父亲的教导、叔父的薰陶，但未始不是受王鏊的影响。
文徵明不仅文学上师法远古，绘画方面，也想一窥古人的堂奧：
“画须六朝为师，然古画不可见，古法亦不存，漫浪为之，设色行墨，必以简澹为贵。”（注十）他对唐伯虎说。
那年他们同为二十七岁，他画了一片平坡，三株长松，一位庄襟老带的高士，抚松踞石而坐，神情闲适地俯视着绿荫笼罩下的溪水。简澹的笔墨，一种萧然宁静的气氛，也许是他们心灵中的天地，或未来生活的写照。但仅仅五、六年间，物换星移，世事竟生出了那么大的变化。
二十八岁那年，一幅赵孟頫的“湘君图”，摆在他的面前，运笔设色和高髻长裾的人物造形，都非常的高古。沈周极力鼓励他临摹，但他终于觉得自己功力还浅，见识不够，恐怕无法体会这位元代大师的真髓而逊谢。
可是对于古画的流传、书画家生平事迹和艺林掌故，文徵明却如数家珍，落笔题跋，洋洋洒洒，颇有太老师杜琼的遗风。弘治十三年，也就是沈周以“铜官秋色图”易得周砥“宜兴小景”的第二年，文徵明才得一睹这幅画的庐山面貌。文徵明一面为沈周的珍藏欣喜赞叹，一面引经据典地在画后题写周砥生平，和周砥与宜兴马孝常间的友谊、唱和的韵事。
不过沈周师徒所料想不到的是，大约此后不久，就传出黄元珍的父亲为易图之事，深表不悦，致父子之间有所争执。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沈周毅然连同自己精心绘制的“铜官秋色图”，一并归之于黄氏的瞻云楼。比起米芾当年，见到蔡太保的名帖，索讨不得竟据舷大呼，以死相挟的行径，人们莫不赞叹沈周的豁达。
年逾而立的文徵明，虽然在艺业学术上，逐渐有成，但他却勤于治学，拙于治家。园中荒草，停云馆前塞阻四溢的沟水，乃至碎裂坠落的屋瓦，均懒于督促僮仆，加以整修。有时，尚未完成的书画，被书童窃取变卖，也懵然未觉。因此与性情暴躁的征静析居之后，心理竟有一种失去依靠的感觉。尤其当他看到西斋前面的假山，杂草丛生，完全失去了那种清新秀丽的面貌。
记得一年秋天，也是这样荒芜，在秋风细雨中，心里浮现出无限的凄凉，仿佛雄心壮志，都在向晚的阴霾中，消磨殆尽。忽然有一天，征静召一群工人加以整治，树木花草，剪書一新；多时不见天日的太湖石，显得特别的雄奇古秀。
独坐幽斋中的文徵明，面对着斜阳下焕然一新的山景，脑中油然浮起王临川的诗句：“扫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一时诗兴勃发，随口依韵朗吟：
“急澍涤嚣埃，方墀净于扫，寒烟忽依树，窗中见苍岛，日暮无人来，长歌萝芳草。”（注十一）
思潮起伏中，他想着将来要在松下，修筑一个小小的水池，微风徐来，波影晃动，当会呈现出一片零乱的寒碧。
知心好友来时，可以相对忘言，饱餐山水秀色。檐边的小鸟，将睁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趁着人们离开的时候，飞落觅食。
朵朵红霞飘浮而过，把太湖石染得愈加古書斑烂，别有一种庄严与浑穆，使他自然联想到宋代穿着朝衣，手持牙笏，对石下拜的米颠。甚至连他也有一种欲拜的冲动……
那天文徵明把这些由修整假山所引发出的情境和感触，一一谱成新诗，竟达十首之多。
这些诗，这些琐碎往事的回忆，都成了他与征静共同生活最好的纪念。
注一、暡甫田集暢页九曫二。
二、蔡羽生平，见暡甫田集暢页七一九“翰林蔡先生墓志”、暡古今游记丛钞暢卷十五页三九“洞庭山记其八”，陶望龄撰。
三、暡甫田集暢页二三六。
四、暡甫田集暢页一五三。
五、暡甫田集暢页二一四。
六、暡明朝小说大观暢，明人百家本页二三二。
七、暡甫田集暢页六五五“上守谿先生书”。
八、暡甫田集暢页六八一“太传王文恪公传”。
九、暡震泽集暢卷三二页十四“二箴”。
十、暡过云楼书画记暢页二九八“松阴高士图”。
十一、暡甫田集暢页一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