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的角落，孤独起舞
我是在查找潘玉良资料的时候，才发现与她同时期还有另一个旅法并死在巴黎的中国画家常玉（1901-1966）的，这个名字依稀听过，但丝毫不了解，看完他的资料和作品才知道，竟是一个才子啊，比之潘玉良要好很多的。但因为没有潘玉良那么传奇的身世经历，也没有潘玉良那么好运，总有贵人相助。可怜的常玉不但没有名气，而且下场很凄凉，晚年贫困潦倒，最后因煤气中毒死在巴黎，被草草葬在巴黎的一处贫民公墓里。至于到底在哪个墓地，我在网上根本无法找到，更别说去拜祭了。
常玉也是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来到巴黎的，关于他到达的年份，说法不一，大概是1920年左右。在巴黎，他和潘玉良、徐悲鸿、林风眠这些著名画家都很熟稔。常玉还因为倾慕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跟她有些交往，而曾经引起徐悲鸿的小小不满，当时的华侨都戏说他是徐悲鸿的“情敌”。
但在徐悲鸿天天勤学苦练的时候，家境富足的他却“不务正业”，生活像公子哥，拉琴、打球、登山，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官方艺术学院学习，而是选择了街边咖啡馆和私立美术学校“大茅屋”（Atelier de la Grande Chaumière）进行自由创作，自己在蒙巴纳斯还有一间宽敞漂亮的画室兼居室——后来，1933年时，徐悲鸿再度来巴黎筹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时，就常借常玉的画室举办各种沙龙活动。
而蒙巴纳斯的“圆顶”咖啡馆（La Dome）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据说在咖啡馆里作画的同时，他还经常一边看《红楼梦》或者一边拉小提琴。
你可以想象，20世纪20年代，有这么一天，在“圆顶”，人来人往，里面多是居住生活在蒙巴纳斯的艺术家或文学家，也许有杜尚夹着雪茄、喝着咖啡，同桌的是他的好友曼·雷和情人吉吉，他们正爽朗地开着玩笑；而苏丁，他已经靠着美国画商发了大财，穿着名贵的衣服走进来；还有当时蒙巴纳斯唯一一个著名的日本人，画家藤田嗣治（Fujita）正和他的娇妻瑶基（Youki）亲密地相拥。突然，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响起，演奏者是另一个来自东方的年轻男子，人美丰仪、衣着考究，身上带着浓浓的艺术家气质。他，就是常玉。这个样子，不要说当年，即便是现在的巴黎，也会引起无数人的注意。生性浪漫的他，就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女子，成为他画中的模特。
而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则是在“大茅屋”结下的。1925年，他在此认识了一起学画的法国女子马塞尔·德·拉哈尔德茹耶尔（Marcclle de la Hardrouyere），她是一位法国男爵的女儿，两人相爱并在三年后结婚，但两年后又离了婚，之后常玉便孑然一生。
他这种“开放式”的学画方式，也让他结交了很多艺术家，他甚至还常去“蜂箱”，跟西方艺术家们交流学习，和毕加索、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都有过交往。这一点，是比潘玉良好一些的，走出去了。走出去的结果当然是好的，给他自己的艺术创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看他的作品，你能感觉到他独特的风格，虽然里面有野兽派和表现派的影子——有时你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像马蒂斯一样的线条，但他确实能够融会贯通成自己的东西。有些人评价他为“中国的莫迪利安尼”，一则因为他也是死后成名，二则因为他也喜欢画裸女。但实际上，我觉得，常玉的裸女与莫迪的完全不同，莫迪喜欢把人拉长变瘦，常玉则是相反，他的裸女大都被他变大变胖，脂润肌满，风情万种，但变肥硕的主要是下半身，上半身，特别是头部却很小，这种反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画中人物头部远着你，身体却是靠近你的。诗人徐志摩曾看过，并以“宇宙大腿”来形容他的裸女——常玉最初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便是靠着这些水墨裸女。
而且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画的动物作品，总让我感觉有深深的禅意。一片荒芜的大漠，空旷辽远、渺无人烟，一头小小的如沧海一粟般的动物在其中。有人说这是他孤独凄楚的象征，但我觉得这更是一种虚空的、无常的、禅的立意，是一种百分百的东方神韵的体现，还洋溢着一种淡雅脱俗的诗意在其中。这一点，真的要比作品有些“俗”的潘玉良好太多。吴冠中也这样说过：“潘玉良的作品比常玉差很多。”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以“Sanyu”之名为西方所认识，后来因结识了当时巴黎最大的收藏家亨利—皮埃尔·浩什（Henri-Pierre Hoché），他的作品开始被法国画坛注意及收藏，并于多间画廊展出，还和巴黎画派重要名家以及毕加索、布拉克等同时在著名的杜勒里沙龙（Salon des Tuileries）、独立沙龙、秋季沙龙上展出过。而且在1933年，才30岁出头的他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法国出版的《当代艺术家生平字典1910～1930》中，可见他当时还是很受肯定的，在当时众多旅欧华人艺术家中，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
巴黎的华侨回忆，那时的他，理应出名，但实际上却没有。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1931年，常玉四川南充家中的兄长去世，他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那种闲坐咖啡馆画画的悠闲生存状态没有了经济的保障，他必须开始去为生计奔波。据说他做过陶器，还曾经从事宣传体育这样与绘画完全不搭界的活动，但都没有多大的收益。他又没有像潘玉良那样，有王守义一直资助她。经济的困顿，势必影响他的创作。
另一方面，他的画始终卖不出去。他生性自由浪漫，做事随性而行，总是以顽童的心理、游戏的心态在作画，又淡泊名利、高傲执拗，始终坚持自己的简约风格，不肯随流，这让和他合作的画商慢慢与他疏远了。没有了画商的扶持，加上确实也没有毕加索、马蒂斯那些大师的风范，最终只能被主流绘画艺术市场所抛弃。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他选择回国发展，也许还有出路，但是他曾经和杜尚一样，表示自己不是一个爱国的人，甚至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讨饭都不回国。所以，他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末，得到一个美国摄影师的资助，去了纽约一年半，之后又回到巴黎，不再离开，继续他独孤的生活和默默无闻的创作，像一名黑暗里的舞者，不为人知。
晚年时，他曾经靠在一间家具店当艺术油漆工人维生，而他的最后一个寒冬，是靠友人离开巴黎时转送给他的旧大衣过冬的。
1966年8月，常玉死于一片弥漫的、幽蓝色的煤气中，是自杀还是意外，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后事则是由王守义帮他料理的。
而死后的出名，相信是常玉始料不及的。当年，常玉本想去台湾举办个展，40余幅作品先他到达台湾，他自己却因签证时护照有问题未能成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代表性作品因此得以保存在台湾历史博物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常玉的作品因受到佳士得拍卖公司台湾代表衣淑凡的注意，一路搜寻整理他的资料与画作，使常玉逐渐成为拍卖场上最受瞩目的焦点。2006年，《花中君子》在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会上，以2812万港元成交，一度成为华人画家油画拍卖最高纪录。这些使他在中国的名声急剧上升。
在法国的拍卖市场，他的作品从刚去世时成捆售价数百法郎，到20世纪80年代单张售价数万法郎。近几年，巴黎多个画廊还多次举办常玉的作品个展，这些则使他在欧洲乃至世界也有了更响的名声。
但这些，常玉都无福消受了。
而当年，他死后被葬于巴黎无名公墓，1998年，衣淑凡在巴黎通过多种渠道，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墓。据说，当时墓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只有警察局的编号，而且墓地的租期即将到期。衣淑凡和同事赶紧将租期续上，还把他的墓重修，并在墓碑上刻上“常玉1907～1966”字样，常玉墓这才终于有了他的名字，而且还是中文的。他也将在他热爱的巴黎，继续他孤独的舞步，直到永远……
在这里，我们顺便看看，中国名人里面，都有谁曾经在巴黎留下他们的足迹。
前面提到了徐悲鸿和林风眠，这两位中国绘画大师都是当初勤工俭学而去巴黎的。徐悲鸿在巴黎学画的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时中国人在法国，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其实时至今日歧视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的，有个西方的学生向徐悲鸿挑衅：“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是把你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被激怒了的徐悲鸿回答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后来，他的油画作品《远闻》、《怅望》、《箫声》、《琴课》等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曾向他挑衅的人不得不佩服徐悲鸿。
在文学界，则有艾青、戴望舒、巴金、钱钟书等名家，据说，当年钱钟书和杨绛是抱着刚满半日的女儿圆圆（钱瑗）从英国跑到巴黎来的，在索邦大学读完一年书，因战事影响，才离开他们喜爱的巴黎回到中国。
早期留学巴黎的还有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于1920年到1924年，在法国待了四年，主要是在巴黎，并于1921年春天，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年居住过两年的小旅馆今天还在，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Rue Godefroy），经过改造后，今天是假日快捷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hotel）在巴黎的连锁店之一。旅店后面的墙上镶嵌着一块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由法国著名雕塑家贝尔蒙多（Paul Belmondo）创作，头像下面则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
另外，还有吴冠中、冼星海、陈寅恪、李健吾等，都曾留学巴黎。
虽然，中国名人在巴黎留下的印记都不深，但反过来，艺术巴黎却都带给他们不一般的回忆和经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奔向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