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远去的巴黎真的离我们很远了，远到20世纪以前，远到19世纪，甚至17、18世纪。这个巴黎我们已经无法触摸，也难以真切地去感觉了，以至于我都不知该如何来描述它。
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这样形容过巴黎：“一颗星辰、一件杰作、一座凡人的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就顺着他的描述，推着历史的车辙往回倒，尝试来展现这个遥远的巴黎吧。
“一颗星辰”，不知雨果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我愿意理解为“星光耀眼”，因为有那么多的大师生活在这个巴黎，死在这个巴黎，其实不止“一颗星辰”，而是“一条星河”，随手摘一颗星星都那么的耀眼夺目——雨果、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左拉（？mile Zola）、王尔德（Oscar Wilde）、肖邦（Frederic Chopin）、凡·高（Vincent van Gogh）、伏尔泰（voltaire）……噢，实在都是一些闪烁着极度光辉的星星们，他们闪呀闪呀，这些光芒荟萃起来，足以使巴黎犹如我们世界的太阳！引领着全世界日升日落。
“一件杰作”，我想，我该加上一个定语，“一件上帝的杰作”。看着现在的巴黎，我们为雨果的这个比喻拍手叫绝，如今的巴黎实在是完善了再完善的巴黎，是完美之完美，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它在远去的年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就让我们从实际意义上，而不是精神意义上，来追忆这件杰作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17、18世纪的法国，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虽然战事连连，但还是逐渐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成为欧洲文化中心，法语成为各国上流社会的通行语言，而作为首都的巴黎，自然地位举足轻重。
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从1789年到1848年，巴黎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七月革命、二月革命等动荡的社会变革，在革命中一次一次被破坏，又被洗礼。如果你看过电影《香水》（Perfume：The Story of a Murderer），那么在片头，你会看到19世纪初的巴黎，拥挤、混乱、肮脏、昏暗、破旧，甚至还到处飘荡着一股腐臭的气息——它这副模样早在17、18世纪便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无数的大师们在这座城诞生、成长，也不妨碍一朵名叫艺术的奇葩在这座城中悄然孕育，等待着破土绽放的一天。巴黎真正作为世界艺术圣殿、世界现代性首都的好日子即将到来。
而作为这朵奇葩的一片巨大的花瓣，浪漫主义的文艺风潮此时正在风起云涌：雨果引领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成为整个西方国家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强音，他的“麾下”有大仲马（Alexandre Dumas，père）、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乔治·桑（George Sand）等人；画家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将浪漫主义绘画表现得惊心动魄，把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融入其中；柏辽兹（Hector Berlioz）、肖邦、李斯特（Franz Liszt）等音乐家激情抒写最动听的浪漫主义音乐，比才（Georges Bizet）的歌剧则将浪漫主义抹上热情奔放的色彩……而这些人，通通生活在巴黎，他们都在一笔一画地雕刻这件上帝的杰作，这个世界艺术中心之城已经日渐成形，日渐呈现它的迷人魅力。
1848年的革命之后，巴黎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容手术，面貌焕然一新，性格似乎也骤然转变。当时的塞纳省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是这场巨型手术的主刀手，他大刀阔斧地重建、拆迁、切割，巴黎于是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但对于他的这场手术，历来的评价都是两极的，有人说他拯救了巴黎，也有人说他毁了巴黎，当时流亡在外的雨果就曾这样评价，“巴黎只是个概念”，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不过是一堆“希佛利大道，而我向来憎恶希佛利大道”。希佛利大道（Rue de Rivoli）是巴黎城中一条笔直宽敞的大道，批评者指控奥斯曼想把巴黎的街道通通变成希佛利大道。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他的对错，不评价他是否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任意改造了上帝的杰作。我只知道，经过这场整容之后，比起之前，巴黎诞生了更多的街边咖啡馆、商场，人们纷纷上街了，巴黎似乎顿时开阔起来，活跃起来。
在这个“新”巴黎里，新的艺术风潮也随着涌现：“现实主义”是其中的主流，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接替了浪漫主义文学，占据了文学世界的大半，巴尔扎克、司汤达（Stendhal）、都德（Alphonse Daudet）等文学大师，一副批判者的面容站在巴黎的街头。但是，其实，他们是爱巴黎的，巴尔扎克就说过，巴黎是“可写一万部小说的城市，世界的脑袋”；左拉、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扛着自然主义的旗帜面对大众；波德莱尔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开篇便说：“我爱你，罪恶并且闻名的都城”；而王尔德则从英国把唯美主义文学带到巴黎；在绘画方面，印象派诞生，不久便达到高潮，大师一个接一个出现，毕沙罗（Pissarro）、莫奈（Claude Monet）、修拉（Georges Seurat）、德加（Edgar Degas）……
到了19世纪末，有着这么多巨星的簇拥，巴黎这朵美妙的艺术奇葩已经开始绽放，这件经过多少人精心塑造的杰作，也已经可以冠上“世界艺术圣殿”之名号，只要再向前迈一步，就将进入我们前文所说的“美好时光”。
它因而真正成为“一座凡人的耶路撒冷”，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前来朝拜。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聚集区域，只是出现在巴黎零星的咖啡馆里。于是，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文艺足迹，正是在咖啡中，一路飘香走过来。
咖啡是17世纪中期传入法国的，到了1686年，巴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普罗克普（Le Procope）在左岸圣日尔曼开张。这里渐渐成了当时巴黎文人墨客的根据地。到了18世纪，大文豪伏尔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许多著作，据说他一天要喝几十杯咖啡！这里至今也还保留着他当年常坐的那张大理石桌子。而卢梭和狄德罗也是这里的常客。到了19世纪，又成了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等人的聚会场所——一部法国文学史就是以咖啡馆的故事为源头的。记得，我有一次在圣日尔曼一带闲逛，无意中来到普罗克普跟前，身旁有人就跟我说：“喏，这就是巴黎最早的一家咖啡馆。”虽然现在已改成餐厅，但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华。应该说，普罗克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就是从它开始，咖啡融入了巴黎的血液中，咖啡馆就是巴黎的文化沙龙，牵动着巴黎的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甚至影响了社会的进步。也是从普罗克普开始，几乎每一个艺术家在巴黎的足迹都离不开咖啡馆，每一个艺术潮流的诞生也都有着咖啡的浓香渗透其中。
19世纪，随着巴黎汇集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因为奥斯曼的城市改造，有更多的咖啡馆火起来了，像波德莱尔最常待的殉道者咖啡馆（La Brasserie des Martyrs），这里每天都坐满了文人、画家们，其中有位客人阿尔弗雷德·德尔沃（Alfred Delvau）在1857年写道：“如果除了殉道者咖啡馆，整个巴黎都被焚毁，那么，只消使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不过它的面貌就不会跟奥斯曼设计筹划的一样了。”这里也是巴黎第一家能够见识到真正的波西米亚艺术家的咖啡馆。
法国诗人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和他的朋友们总爱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这一词语，巴尔扎克在1830年描写他的杰作《幻灭》的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场景时就已经使用了。虽然这个词本来是指捷克波西米亚省的当地人，但是从19世纪的法国一直到今天的全世界，它有了新的含义，被用来称呼那些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的艺术家、作家。
另一家咖啡馆，坐落在蒙马特高地脚下的盖尔波瓦咖啡馆（Café Guerbois）则见证了印象派绘画的诞生和发展。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马奈、毕沙罗、莫奈、德加、塞尚（Paul Cézanne）、西斯莱（Alfred Sisley）、凡高等人进进出出，他们在这里交流、创作，印象派几乎就是在咖啡的香味中应运而生的。
而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家咖啡馆，就是著名的“狡兔之家”，1860年在蒙马特高地开业，迅速成为画家、文人的聚集点。贫困的画家在此以画换食，诗人们则在这里以诗歌搭配美酒咖啡交流思想。它是真正见证了蒙马特这个艺术区从诞生到现在的整个历史的，它铭记了多少辉煌艺术家的过往啊。
虽然蒙马特作为一个艺术区域是到20世纪初才名声远播的，但早在19世纪中期，它就已经汇集了大量贫穷的艺术家，是当时前来巴黎朝圣的艺术家们最早也最为著名的居住点、集聚点。
早期的蒙马特，是一个风车围绕、葡萄庄园遍布的田园乡村，1860年才被奥斯曼男爵划归巴黎，成为巴黎最年轻的一个区。大概在这前后，由于这里廉价的生活费和房租，当然还有纯净的风光吸引，许多艺术家，特别是画家们纷纷移居到此。毕沙罗、莫奈、修拉、德加、雷阿诺、凡高等画家都曾在此居住，毕沙罗还留下著名的画作《蒙马特大街》。左拉、雨果和大小仲马等也曾先后在这儿留下过足迹，从国外流放回来的雨果在1849年至1871年间，曾两度在蒙马特逗留，如今在蒙马特，还能看到雨果的雕像。
蒙马特因此成为联结当下的巴黎和远去的巴黎之间的纽带，两个巴黎在这里融合，完美过渡。
好了，到此，“这颗星辰、这件杰作、这座凡人的耶路撒冷”，我已经描述完毕，是否能带给你一个关于“远去的巴黎”的想象呢？如果，印象还是太模糊，那么，请看下文，这些著名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巴黎的故事，相信，“远去的巴黎”便会立体起来。
我的瘦哥哥，火中取栗之人
记得亲眼看到凡高的《向日葵》时，站在画前，竟然不由自主就流泪了，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它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一股强烈的、毁灭性的生命之光，是旺盛的生，也是绝望的死，就如凡·高本人，一直都在凛冽的死亡中追求最炽热的光明。
凡·高死在巴黎近郊的奥维尔小镇（Auvers-sur-Oise），“麦田、子弹、自杀、死亡”，这是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几个关键词，最后的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苦难永不会终结”，便走了。但我觉得，他在天堂里——如果自杀者能上天堂的话，苦难不会再相随，苦难已终结。而奥维尔金黄的麦田是他迈进天堂的入口，站在这片麦田前，我看到凡·高正在浅浅地微笑。麦田旁边，他和弟弟迪奥的墓冢已经静静地屹立了100多年：
“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长眠于此1853～1890
迪奥·凡·高（Theodore van Gogh）长眠于此1857～1891”
凡·高啊凡·高，面对你，我想说的实在太多，但却词不达意，毕竟我不是如你那般的天才，如你那般的疯狂，我无法百分百去感觉你、懂你。我找到了一首诗，是献给你的，作者是一个和你极像了的疯子般的天才，他的人生道路曲折有如你，结局也如你，他称呼你为“我的瘦哥哥”，并说：
“一切我所向着的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不信仰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说得真好！他就是中国诗人海子（1964～1989），你们有着同样美好的灵魂，本不该来到这肮脏的世间，所以你们都匆匆地离去了。我愿意也随他，叫你一声“瘦哥哥”，然后，踏着你在世间的足迹，找寻一个并不存在的你。
我记得我是在法国上学时，在电影欣赏课上看《凡·高传》的，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童年的你离家上寄宿学校，一个预言家预示了你艰难的一生。
片中那个小时候的你问：“要（在寄宿学校）待多少时间？”
预言家说：“大概三年吧。”
“然后呢？”
“你会去巴黎、英格兰，在那里卖画，你还会恋爱，遭到拒绝，丢掉工作后，在一个煤矿当传教士，被解雇，再恋爱，再遭到拒绝，成为艺术家，和一个妓女结合，画了800幅画，在普罗旺斯变疯，在医院住上一年，37岁时自杀。”
“我的画能卖出去吗？”
“一幅！”
寥寥几句话，已道尽你的一生。
1853年3月30日，你出生在荷兰南部布拉班特省（Brabant），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我去了阿姆斯特丹，冒着大雨去了凡·高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你200多幅作品。阿姆斯特丹人以你为傲，虽然，你在这里仅仅生活过一年，并且是在你未成名之前，甚至还未开始艺术生涯之前。但如今，你已经成了阿姆斯特丹的象征，满街都是以你的作品制成的明信片。
在博物馆中踯躅前行，你从你的作品中一个一个地走出来。但我根本看不清你的面目，你生前留下的照片极少，成年后的几乎没有，要看你只能看你的自画像，但那明显不是真实的你，那是内心的你——噢，或许这才是最真实的你！
人们都说你长得丑陋，一个传记作者曾这样描述过你：“大脑袋上满头红色短发，大鼻子，高颧骨，紧蹙的浓眉下一双深陷的绿色小眼睛，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一副凶狠的模样；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走路时佝偻着背，活像一个小老头”。那又怎样？丑陋的你却是极其善良，满怀慈悲，犹如一个活菩萨，一个禅疯子。早年，当你还没有开始绘画生涯的时候，你曾经本着要“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之心，自费到比利时的一个矿区去做传教士，你同情那些贫苦的人们，决心以最大的热情帮助他们，和他们同吃同住，矿坑爆炸时，你甚至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但最可笑并且荒唐的是，教会被你这种极度认真的牺牲精神吓到了，你只做了6个月，就被辞掉了——这就是这个虚伪的世界对你的善良给予的回报，并且回报随后以磨难的方式出现，越来越多地砸在你的身上。
不过做不成一个优秀的传教士也好，不然这世上就少了一个绘画界的旷世奇才了。这次倒霉透顶的经历让你失望至极，转而把全部精力寄托在绘画上，这时的你已经快27岁了，才开始真正去学画，但几乎全靠自学。1886年，30岁出头的你，来到法国，来到巴黎，你知道这里汇集了当时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艺术人才。你来了，落脚在蒙马特，这里的勒比克街（RUE LEPIC）54号，如今还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你和迪奥曾经在此住过。
刚到巴黎时，你心情无比舒畅，经由做画商的迪奥介绍，你加入了一个艺术团体，结识了好多印象派的画家，毕沙罗、德加、修拉、塞尚、高更等，也有文学家左拉和莫泊桑，还和高更成了好友。受印象派和日本浮世绘的启发，你的画风变了，之前你的画是灰色的，现在调色板变亮了，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风格正在酝酿中，人们后来称之为“后印象派”。在巴黎，你画了好多自画像，张张都是巨大的忧愁、落魄。你并不是很适应巴黎这座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甚至感觉巴黎要把你变成“无可救药的野兽”。所以，两年后，你就“逃离”了巴黎，于1888年2月去到法国南部阿尔勒（arles）小城。
阿尔勒，我曾多次前往，为的是寻找你画中的向日葵，还有那片星空，更主要的，还有你追逐的太阳。我曾在法国南部一带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熟悉这里的太阳，它离大地是那么近，它璀璨、光耀了这片大地上的一切，但却没有想象中的酷热难当、无法忍受，它在最热烈、最有力的时候，也还是温和的、可接受的。
你于是犹如一个西方的夸父，极度信仰这里的太阳，仿佛信仰一个神，在给迪奥的信中，你曾经无数次描述太阳所带给你的刺激和灵感：“铭黄的天空，明亮得几乎像太阳。太阳本身是一号铭黄加白。天空的其他部分是一号和二号铭黄的混合色。它们黄极了！”就是从这时开始，你的画中开始频频出现属于太阳也属于你的黄色，炫目的黄色，激情的黄色，这黄色令人澎湃，甚至还令人心痛！
你到了阿尔勒之后，疯狂地作画，甚至一天能画十几幅，杰作频出，你总是激情四溢，常常抛下画笔，直接把颜料涂抹在画布上，你说：“我愿以我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激动。”你画了好多向日葵，因为这是大地上的太阳，火一般的向日葵，一直也是我的至爱。在阿尔勒，我见识了你的太阳，你的星空，你的黄色小屋，甚至坐在你画中出现的咖啡馆，发呆了半天。但是阴差阳错的，几次到来，都不曾碰上向日葵盛开的季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我只能总是看你画中的向日葵，一遍遍去体会其中生的力量和死的绝望。
你因为热爱阿尔勒，所以邀请好友高更前来同住，但你们两个人犹如两只刺猬，好则好，不好的时候便用各自的刺狠狠地刺痛对方，最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发生了著名的割耳朵事件。至于耳朵到底是你还是高更割的，至今还有争论，而你选择了沉默。但割耳朵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是潜伏在你身上的精神病爆发了。
长久以来，你就忍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你的画到这个时候仍然得不到肯定，你总是自我怀疑；同时，你的生活非常窘迫，一直以来都是依赖迪奥生存；另外，你的所有爱情都无果而终，没人接受你这颗炽热的心。所以，你疯了，而且你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疯了，竟然还主动要求去疯人院！
于是，1889年5月，迪奥把你送进阿尔勒附近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后来又转到疗养院。就在这住院的一年当中，处于半疯状态的你，创造了疯人史上最大的奇迹——你的绘画技巧突飞猛进，风格彻底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疯人的凡·高，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凡·高。后人都说你疯得恰到好处，如果你不疯或者疯过头了，都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凡·高出现。
1890年5月，你离开了阿尔勒，又来到了巴黎，来到了巴黎郊区奥维尔，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个月，你喜欢这里，你说：“人在这里远离巴黎，确实到了真正的乡间。此地有许许多多的独家小院，也有式样多异的中产阶级住宅。它们色彩明快，阳光充足，周围是稠密的花丛，空气清新极了。附近没有工厂，却到处可以看到可爱的精心管理的暖房。”
在这里，你依然忘我地作画，但病情越来越严重。我非常热爱你的最后一幅作品《麦田群鸦》，我已经忘了我是在哪里见到这幅原作，但我记得当时我死死地看了好久，我在研究你的笔触，研究其中饱含的恐惧、战栗还有压抑。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杰作，你的精神已经陷入了混乱的边缘。“我以生命为赌注在作画。为了它，我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你在给弟弟迪奥的最后一封信中如是说。
终于，1890年7月27日，你借口要打鸟，借了一把手枪，然后笔直站在麦田中间，“砰”的一声，群鸦被惊得乱飞——它们前不久才出现在你的画中，而你身上血流如注。我不知你是故意还是无意，竟然没击中心脏，而是击中了胃。
然后，整整两天，奥维尔的小旅馆里，你在极度疼痛中度过。
然后，29日，你，瘦哥哥，火中取栗，最终焚烧了自己。并且，永远不知道死后的你将大放异彩。
人们都说同情你，觉得你是个可怜的疯子，我不这样认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太过正常、太过成熟，就与死人无异，而艺术家，尤其不能是一个正常人。我觉得你的可悲之处在于，死前得不到承认，没能像舞蹈家尼金斯基一样，昙花绽放之后才隐匿，同为疯子，他比你幸运。
文章到此，我突然不知道如何结尾，或许以海子的几句诗为结吧，他说你：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