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新加坡的海途上，郁达夫于惊涛骇浪中曾撰写了《岁朝新语》（后改题为《必胜的信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表示：“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回顾一下从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从福州到武汉，从武汉又冒着烽火炮弹到山东、江苏、河南、浙东、皖南一带的前线去视察和劳军，再从国内转到海外宣传抗战等种种做法与表现，说明了正是因为有这信念的支撑，使得郁达夫忘记了劳累，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的活动之中。《岁朝新语》一文，可以说是作者抗战以来对自己的爱国抗日思想的一个小结。正如这篇文章中他所说的：
唯其有了这一个信心，唯其有了这信念的确证，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
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扰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尤其是郁达夫到了南洋以后，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使他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揭露日寇侵略、号召海外侨胞团结抗日的杂文。这些文章，有对世界战局的探讨，如《今后的世界战局》；有对欧洲和远东战局的评论，如《欧战扩大与中国》；更多的是对日、中之间敌我情势的具体分析。他“不但用有力的论据、雄辩的论证来说明敌人必败我们必胜这一真理，以消除侨胞中存在的盲目恐敌病”（459），而且以自己对抗战前途的必胜信念来影响广大海外侨胞，让他们牢记自己是炎黄的子孙，自己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鼓励他们去积极投入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抗战两年来的军事》一文中，郁达夫对沿海各省敌我军事对峙的局面作了详细介绍，具体谈到了福建、广东、河南、湖北、湖南、山西、河北、东三省、察绥、内蒙的军事情况。他说：
到了今日，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
在《估敌》一文中，郁达夫还对抗战的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
全面游击战发动之后，大江南北可以不必说了，就是冀东与伪满境内，我们的游击队，最近也大大发挥威力。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却是从敌人的情报里传出来的正确消息。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对敌我尚剩的战斗实力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了敌我在“人和”上的不同。同时，他又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无恶不作，无丑不演”，以疯狂屠杀、收买汉奸、扶植傀儡等，“竭尽其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的毒辣手段”，推行东洋“王道”，实现其蚕食中国的野心，但因战线长、人力不足、资源贫乏等致命弱点，终将如“缢鬼怖人”而毁灭。作者自信地指出，日寇的这些计谋无一得逞，政治上民众团结一心，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经济上国际援助不仅没有断绝，而且法币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作者还分析了军事上敌人已陷入了全面的兵员紧张的困顿之中。因而在《估敌》一文的最后，作者用充满信心的语气呼吁：“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应当看到，郁氏的这种激情无疑给那些彷徨失措的悲观失败论的拥护者们一剂强心剂，清除了他们心头黯淡的烟雾。
与此同时，郁达夫还发表了《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两篇文章，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他指出：“在这抗战满两周年的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就更不得不奋起我们的将来。过去的努力，过去的成就，过去的牺牲，务必使在将来都发生意义，更必使将来更加向前猛进，才是人类，尤其是我们民族的真正出路。”（《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并提出了我们的策略是“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我们的反攻，不必要一定占领几个城池，只求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而扰乱它的后方，断绝它的交通”（《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郁达夫是否读到过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不过，从郁达夫对抗战的策略和主张来看，应该说是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以及和我们党对抗战的要求是保持一致的。
综上，从留学回国到抗战爆发，郁达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从反封建、反军阀官僚，到大革命运动时反对篡夺革命的野心家卖国贼蒋介石，及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处于空前未有的危难时刻，谁也未曾想到，素来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竟调动起他全部的文学智慧和所学过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撰写了大量的杂文，作者清醒地用自己的笔去解剖社会、去分析时局的变化……（255）他的不畏强权、他的直刺“党帝”、他的憎恨敌人、他的鞭斥汉奸、他的不断地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他的宣传抗日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作家和学者的责任意识。尽管作者有些地方对局势的估计显得片面或者简单——犯了“速胜论”的错误，然而，以“速胜”来鼓舞斗志，却也是一件很能鼓舞人心的事情。纵览郁达夫杂文，从作者文艺上的造诣以及他在沦陷时期的言论行动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