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一直到郁达夫出国去南洋后的几年，在郁达夫的心中，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团结抗战”的思想贯彻始终。他之所以有这种认识，除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积弱不振、军阀连年内战以致外寇有机可乘外，还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各民主国家的自私自利与各怀鬼胎。在《今天是“九一八”》一文中，郁达夫曾说，对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那些不关己事的安定国家，对了隔岸的火灾，决不会出死力来挽救的”。他还说：
我们要特别于每年的这一个日子，不得不站起来说几句话的，是世界上的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都应该存一个自力更生的心，联合起来，自己来解放自己。
从“九一八”之后的意对亚比西尼亚的侵略，与夫德意合作，推翻西班牙民主政府的阴谋，以及这次欧洲诸中立国弱小国的被侵被并，原因虽则久已伏于“九一八”的敌阀的一举，然重要之点，总仍在于诸被压迫民族的不肯真诚合作，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由于郁达夫认识到了民主国家的援助无可凭恃，所以他认为弱小国家的生存之道，只能靠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这一途径，并且这一思想是相当彻底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刚爆发时，他认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一致对外，是决定我国抗战大业成败的关键。因此，他曾一再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发出呼吁。
1940年上半年，当郁达夫听到有关国共摩擦的宣传，甚至有人提倡有必要制造摩擦时，他感到对抗战极为不利，便发表了《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一文。他说：
我们是为了抗战，所以才开始团结这一事实，是谁也明白的；而且只有团结了之后，才有力量抗战这一常识，也是谁都知道的……
要知道国共摩擦这一口号，原是敌人制造出来的；你们且试去看一看敌人发行的倭字新闻纸，及在敌人势力下的中文伪机关报就可以知道；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大吹大擂，宣传国共的行将分裂，重庆中央统一的势将不保。我们自己，若也来受了他们的宣传，而附和其说，岂也不就成了与敌人为伍的奸人？
并且，即使国共之间，有了些许摩擦，但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我们总只希望这摩擦会减少，会消失，以收精诚团结的实效。决不应该来过事宣传，或夸大其辞，或鼓励怂恿，使这摩擦日见扩大起来的。制造摩擦，有时候亦属必要等论调，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忍说的话。
在这几段话中，郁达夫不仅阐明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重要性，而且对国民党“鼓励怂恿”和“制造摩擦”也作了委婉而尖锐的抨击。可是国民党仍然背信弃义，终于在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千余人在安徽泾县突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对这一罪恶事件的发生，郁达夫于1941年3月14日发表了《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日》（由郁达夫领衔，共34人署名），文中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国共合作、危害抗战救国大业提出了强烈抗议，指出这一惨痛血案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有余！”这种旗帜鲜明、义正词严的谴责，充分显示了郁达夫深明大义、疾恶如仇的胆识。同时，他也对国民政府晓以大义，以期能够坚持国共合作，取得抗战胜利。
郁达夫杂文，作者常常是寻求不同的角度，从各个方面，来动员民众团结起来积极投入抗战行列的。如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他说道：“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在《文化界的散兵线》一文里，作者要求文化界人士做好宣传工作，以“唤起正义，揭发兽行，联合世界的文化人来扑杀那疯犬，就是专以侵略为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在《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中，他则希望广大民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抗战，他说“在这一个时候，除自己拿出钱去买救国公债，及自己跑上征兵处去应募两事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厌重复的，就是用了个人自己的力量——金钱、时间与精力——去慰劳前方的将校士卒，与已经退入病院的受伤的勇义这一个义举”；等等。这些文章都比较正确地宣传了抗战的战略和策略，它对于动员民众积极投入抗战的行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