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杂文，在艺术上首先表现为“视野宽阔、客观严谨”。作者善于将中国的抗战与复杂的国际冲突联系起来，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背景中，来客观地分析正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抗日战争的现状及未来。这样，既能让民众获得一种国际的视野，又能使民众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并说明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下，中国军民的抗战并不孤单。比较典型的文章如《欧战扩大与中国》，作者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与日寇的暴行放在一起加以谴责，并富有远见地预测，它们“终于不会逃出世界正义的审判”。《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一文，则预测到“从此以后，世界上的侵略与被侵略国，蔑视正义人道国际公法之黩武国与专爱和平信义的文明国，界限愈显得明白，团结自愈来得坚固”。在郁达夫的杂文中，如对滇缅公路重开、美日商约废止、美苏关系接近以及太平洋的局势等，都能作出及时的判断，尤其是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实力影响以及美英与日本围绕远东利益的争夺，势必有利于中国抗战未来前景的分析，都比较富有远见性。也正因为作者对欧洲、日本、远东和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乃至地理等多方面的熟稔，才使得郁达夫写出了一系列以世界性的眼光来分析、品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时评文章。如《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民主国家将在远东首先胜利》、《美国的决心与轴心国》等，这些文章在行文方面都十分严谨，充分体现了郁达夫作为一位优秀的政论家、时评家的视野的宽阔和目光的高远。
“见微知著，切中要害”是郁达夫杂文的另一艺术特色。文人论政，难免主观臆断，而郁达夫的杂文，却善于通过客观的事实、具体的材料和非常精确的统计数字来支撑自己的论断，这样，就使得其论点的确立较为可信。如在《财聚民散的现状》这篇文章中，郁达夫注意到了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使得金融资本集中于少数财阀手中，财富只在大都市流通，而农村依然存在普遍贫困的现状。为此他沉痛地写到：“农村与小一点的市镇，都像涸辙之鲋，在未抗战之前，早已经在死亡线下喘气了，而抗战之后，秩序乱了一下的现在，其窘状当然可想而知。”这样的口吻，在一片全民抗战的叫嚣声中，是多么的理智而清醒。再比如对国内抗战情势的分析中，郁达夫表示，阻碍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有三：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国事国策的不确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作出这样的判断，既需要一定的勇气，又需要有一种全局性的战略家的眼光。郁达夫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对敌国敌情的分析，同样富有洞见性，对此郁风曾评论说：“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698）而学者刘尊棋也认为：“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点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5）尽管有时郁达夫也无可避免地从主观良好的愿望出发，道出了后人看来比较偏颇的判断，如他曾经断定日军不会进攻越南，以及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等，但郁氏大部分的评论文章，都彰显了一个时评家的睿智和其敏锐的判断力。
“为国立言，爱憎分明”是郁达夫杂文的第三特色。从以上我们对郁达夫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于国家、民族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早在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就在日记上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也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381）郁达夫留学日本时，他创作的小说《沉沦》，也曾借助主人公的口，喊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但是以往的一些论者，却过于强调其作品中“感伤”、“颓废”的情绪，而忽略了他爱国的一面。同时还可以看出，郁达夫作品无论是文艺性的文章或者是杂文，都带有强烈的个性化情感因素，也就是有论者曾经评价过的他的“诗人气质”（140）。郁达夫的杂文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作者在评论中，爱憎分明，用语唯恐不尖不透。对于日寇的野蛮侵略罪行，他放言指斥，甚至连称呼上也称其为“倭寇”、“倭种”、“倭人”；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斥为“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对反动附逆文人，则痛斥其为“民族的败类”；等等。这些言辞既彰显了他率真的性格、理论家的气质，又增添和激励了当时读者的爱国主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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