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茅盾自觉得意：“这篇文章，义正词严，不作人身攻击，比之称他们为文丐，文娼，或马路文人者实在客气得多。”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第34卷，页208。然而王桂荣这封信咒骂《礼拜六》等为“恶魔”，当然不比“文丐”、“文娼”逊色。它出现在“通信”栏中，与茅盾的文章一起好似演出一出绝妙的双簧戏，操纵其间的还是茅盾本人。可注意的是这封来信的话语及认知方式，典型的出自五四“绝望”的一代，尤其是像“陷阱遍地，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何等危险而可怕”那样近乎煽情的表述，与前面“四周黑暗势力”相呼应，如果稍加注意，在“恶魔的势力”之后略作停顿，其批判的对象已转向整个社会。愤慨而激进的语调，蕴藏着民族解放的要求，也伴随着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和翻天覆地的斗争哲学，与茅盾的“大转变时代何时来呢”的呼唤有神理相通之处。
这种情绪激烈的、含有整体批判的来信对于文学公共空间具有内在的颠覆性，而在《小说月报》所竭力建构的“文学”语境中，其理想的激进主义更披上一层普世的色彩，带有正义的道德律令。在“通信”栏中出现这种“五四”进步青年的呼声，其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如藤井省三所说的“新文学”读者群，正在不断地成长；早先在被学者称为“思想变迁史”的《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已有过出色的演习，参李宪瑜：《“公共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页267—268。而在《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中，则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展示。的确，日见活跃的、极具进取的新文学读者群，以及像《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作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民主”形式，对于杂志界形成了挑战与压力。
“通信”栏中有不少有关《小说月报》改名问题的讨论。读者已觉察到杂志远远超出“小说”的涵义，有的来信说：“我们既知《小说月报》里的材料，实包含着文学，小说，诗歌，戏曲……归纳起来，只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总起来看《小说月报》的名称，与其改为《文学月刊》，不如改为《文化月刊》。”《小说月报》，13卷8号（1922年8月）。对于这类质疑，茅盾表示他确实要朝“文学”的方向加以革新，也完全赞同把杂志改为《文学杂志》，但暗示一时改不了，是因为商务方面不同意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话题不断重复，这类读者来信不断刊登，达六七次之多，其实通过这样的重复，正展示了新文学读者群，以及茅盾与他们分享对于“文学”或“文化”的兴趣，是与新文学的远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据茅盾自己的说法，在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后，商务方面因他在文中攻击了“礼拜六派”而受到旧派的压力，以至他被迫辞职。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当时茅盾依照共产党组织上的指令，以《小说月报》为掩护，然而他对该杂志的“全面革新”，却隐含政治倾向。至少在商务眼中，不合其经营方针，遂形成冲突。自1923年起《小说月报》改由郑振铎主编，“通信”栏目继续了一年，变成一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纯属技术性的问答，完全失去了茅盾时期的那种“问题意识”。这不仅是郑的个人兴趣不同，恐怕也是受到约束所致。到1924年开始这一栏目也就中止了。辞职之后，茅盾仍在商务工作，不无反讽的是他主动提出标点林纾（1852—1924）的翻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到底是向旧派妥协，还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作更好的潜伏，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没有交代了。
四、运用理性：“星期谈话会”栏目
从来大陆的现代文学史皆津津乐道2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学的迎头痛击之下，鸳蝴派一蹶不振，好像一旦新文学兴起，这类“逆流”就自然溃败了，当然对于新旧文学之争只字不提。即使如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转述王平陵（1898—1964）的话，当新文学对礼拜六派“展开有计划的攻势”时，“礼拜六派的作家们，自信有坚强的阵容，在读者群中已建立了潜在的力量，最初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听其自然的发展”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82），页31。。所谓“不理不睬”并不符实际情况，却说明历史已久遭沉埋。1980年代起，鸳蝴派重见天日，有关这场争论的资料不断发现，被压抑的声音由是浮出地表。魏绍昌先生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初版于1962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可说是开山之作。书中仅收入五四作家批评鸳蝴派的文章，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理解。1984年芮师和、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始收入不少鸳蝴派方面的文章。1997年袁进主编《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八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其中《艺海探幽》一册专收该派论述文学的文章，包括20年代初与新派论争之文。尽管如此，疏漏仍然难免，如上文提到的周瘦鹃的《自由谈小说特刊》反映了旧派对新派的最初反应，弥足珍贵。此外如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谈话会”，作为争论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更不容忽视。
包天笑（1876—1973）属资深作家，早在1908年为《时报》撰写时评，鼓吹地方自治，积极促进清廷推行宪政。1912年创办《妇女时报》，在打造都市时尚方面已启先机；1917年又办《小说画报》，提倡白话写作，也走在新文学之前。这些都可说明包氏的创意与魄力。1922年3月他创办《星期》周刊，至次年1月停刊，共出了50期。顾名思义，《星期》几乎是《礼拜六》的姊妹篇，也以消闲为宗旨，在语言上新旧兼顾，如“投稿简章”曰：“本刊欢迎投稿文体以白话为主，但笔记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既迎合新文学运动，却不排斥“文言”，面向开放。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即出现“星期谈话会”栏目，其《缘起》曰：
阅者如有所闻见，有所感想，咸可于是栏发表。文不必长，每条百余字，或数十许字足矣。范围可勿拘，政事文学，隽词妙语，以及社会短闻，名人轶事等等，皆可借此尺幅，作无量数阅者之谈话室。《星期》，第1期（1922年3月22日）。
在形式上“星期谈话会”直接渊源于民国初年由王钝根（1888—1950）主持的《申报·自由谈话会》，笔者曾撰文指出“自由谈话会”是一个读者来信的公共空间，涉及政治和社会广泛日常的问题，具有自由讨论的性质，就其普通读者的涵盖面而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尤其在袁世凯蹂躏共和政体而走向专制、另一方面孙中山号召“二次革命”之时，“谈话会”声称“舆论中立”，对两者都加以批评，实即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维护立宪政治、发展生产力的愿望，而那种嬉笑怒骂的文风，与“游戏文章”的风格相一致，与其说出于自我保护，毋宁是蕴涵着一种公民意识，即明确反对过激而诉诸某种理性的言行方式。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二十一世纪》，第81期（2004年2月），页87—100。
“星期谈话会”也崇尚“讽刺”文风，如栏目主持者毕倚虹（1892—1926）说：“近时出版物，可抨击者不少，亦只得如佛家之不可说不可说耳，‘星期谈话会’一栏，偶以短词隽语，略示讽刺，似尚不为人刺目。”《星期》，第3期（1922年4月）。其关乎“政事”方面的批评，如莼波说：“今政府财匮，搜罗至关余、盐余、邮余等等以为抵押品，国民何不搜罗‘官余’以裕国库？数恐不在关余、邮余下。”《星期》，第2期（1922年3月）。所谓“官余”指政府官僚的钱库，不免指涉贪官污吏，但国民能“搜罗”“官余”，岂不乱套？但在修辞上“搜罗”含有上行下效的戏拟意味。当时共和政体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百姓苦不堪言。如清波说：“今之国中，非操戈矛者，不能做强盗资格，大盗更须有多量之戈矛。我辈安分小百姓，只好做戈底牺牲，矛头蝼蚁耳。”另如去恶写道：
尝见里巷中有捉贼者，群呼“捉贼”，贼亦呼“捉贼”。捉贼者以为贼亦捉贼者，纵去不问，而贼因此得逍遥事外。今者国民均诟詈军阀，以为军阀之足以蠹国殃民，而我尝见军阀之通电，亦诟詈军阀之“蠹国殃民”，人读其电文，竟忘此即蠹国殃民之军阀也，此与贼之大呼“捉贼”，又何以异？《星期》，第5期（1922年4月）。
骂军阀为“大盗”，或揭露他们“贼喊捉贼”的伎俩，固是小百姓发牢骚，却也在行使批评的权利。对于社会的急速变化及新旧文化的冲突，如言及女子教育等，不免反映出某种旧派的困惑。有趣的是吟秋谈到女子的“胸部”，觉得中国“西妇以胸部扩张为美观，……我国女子，适成相反，以胸部狭扁为美观，故衡用紧身马甲裹束缚之，实则于生理大为有害。”作者由是大惑不解：“革履新装，事事从西，而惟此点独反者，何欤？”《星期》，第17期（1922年6月）。这一条显得思想开放，也是着眼于国民体质的改造。后来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专搞了一期“解放束胸运动号”，即进一步体现了这个想法，刊出照片以展示西妇的“胸部扩张之美观”，提倡女子的胸部解放。
“星期谈话会”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并不多，大部分讨论关乎文学，又另增“小说杂谈”栏目，更紧密介入新旧文学之争。大多读者对于势头猛烈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表现出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含有文化上的焦虑。毕倚虹说：“此两三年中，杜甫、李白的诗价远不及易卜生的《娜拉》剧本值钱。”《星期》，第1期（1922年3月）。既说明新文学的社会影响，也颇为典型地代表了旧派的观感。许多读者来信对于《小说月报》的“语体文欧化”及“自然主义”的主张不以为然。有的从一般读者立场上说看不懂新文学或外国翻译小说，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加以提倡。有的认为：“我们中国人的言语，并没有什么的不好，又是简洁，又是灵活，何必一定要学外国人说话呢？”《星期》，第期（1922年3月）。有的批评那些“新人物”口口声声高唱“爱国”，“而对于本国语言文字，则时加鄙薄，通信谈话，惟外国是尚”，因此质问他们“爱国之道又如何？”《星期》，第11期（1922年5月）。这些言论明确捍卫本土文化，含有旧传统失落的恐惧，甚至带有狭隘的国粹主义倾向。
争论的焦点是语言问题。从今日的立场看，有些观点不失先见之明。较为普遍的是指出白话“拖沓”的弊病；有的批评创作的观念化倾向：“今之新小说家所撰的创作，即写一个伧夫，一个村农，也满嘴里都是哲学名词，和妓女满嘴里的词章，一样的不合情理。”《星期》，第6期（1922年4月）。较突出的是无虚这个读者，认为对于“欧化语”之类新文学主张，不应当“不明究竟，辄复盲从”《星期》，第11期（1922年5月）。。他提出“新小说要新他的意思，不可取新他的形式”《星期》，第19期（1922年5月）。。这就呼应了周瘦鹃的“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的提法。无虚要求白话小说借鉴古诗的长处，也应当“言简意赅，能以最少字数，叙述最复杂的情事”《星期》，第7期（1922年4月）。。由此他称赞了《自由谈小说特刊》中有关“诗的小说”的提议，即同样要求运用古典文学的资源来丰富白话表达之意。
与批评白话“拖沓”的弊病相关，有一点触及文学的主体问题，很值得重视。如马二说：
白话文字贵能简练，最怕拖沓，而最易犯的毛病正是拖沓。……胡适之说：“白话文学有什么说什么。”这句话流弊极多。假使有一位崇奉胡先生这句话的人，要想描写街巷中吵嘴的一件事情，却把那些污秽不堪的字面都填满了纸上，不知胡先生还能承认他是一个白话文学的作者不能。《星期》，第10期（1922年5月）。
同一期中圣劳也提到：“做小说往往有描摹下流社会之口吻者，偶一为之，以存今世下流社会之真相，亦无不可。若一开口，便是下流社会口吻，则做小说人，势非变为下流社会人不可。”众所周知，胡适断然把白话称作“活文学”，而把文言称作“死文学”，这当然引起旧派不满。在这里所谓“下流社会”的提法包含阶级偏见，而马二和圣劳所关注的是文学趣味。有趣的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界对于白话问题的世纪性反思往往集中到“拖沓”的弊病，也往往把胡适视为始作俑者。参见JianhuaChen，“The‘LinguisticTurn’in1990sChinaandGlobalization，”inQ.S.Tong，WangShouren，andDouglasKerr，eds，CriticalZone1：AForumofChineseandWesternKnowledge（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04），pp.119138。但我觉得在马二和圣劳的批评中，更具灼见的是他们看到在白话的绝对主体中所含有的“反知主义”倾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自“五四”之后，白话与群众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关系。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挥得最为透彻，即把“革命群众”的语言作为文学的主体，直至“文化大革命”都贯穿了这条红线。
“星期谈话会”是旧派立场，对新文学有褒有贬。他们不时点到《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及其“通信”栏，对于高调而专断的文学研究会颇有微词，但避免谩骂或人身攻击，如提到沈雁冰说“不敢恭维”，提到郑振铎也至多说他“未免自信心太盛”而已。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赞美冰心的文字清新优美，有的同意胡适的《西游记》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主张新旧调和、甚至批评旧派自身的言论，如伊凉认为：
现在中国新旧文坛，如同南北对垒，各不相下，其实都各有是，有不是。我劝两方面不要盛气，各研究人家的是，与自己的不是出来。更望中立的学者，来舍短取长，产出一个调查派来。《星期》，第11期（1922年5月）。
最值得注意的灵蛇的言论，自由跨越于新旧之间。他说：“做小说先以主义为眼，是做不好的。”他认为作家“并没有什么主义横亘在胸，只凭他的经验和学识写去，便成为绝世妙文”。又说：“完全采用自然主义，是教导民众的服从环境，流弊甚大。”很显然这些批评都是针对茅盾的。另一方面像伊凉一样抱调和态度：“新派小说作者抱着勇往直前的态度，只知道创造新的小说，旧派小说不屑一顾，与旧派小说作者肆口诋诮新派小说，犯的弊病是一样的。”《星期》，第19期（19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