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不赞同“新附号”（即新式标点符号），也不喜欢刘半农发明的“她”字，因而一直使用“伊”字，到40年代才改过来。不认同新文学的“形式”，说到底是不愿完全放弃文言和传统文化。所谓“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则意味着他自认为“旧”，却能代表“新”的“精神”。对他来说，字面上“新”或“旧”似乎并不重要，然而事实上在“五四”那里，所谓“新”已经含有历史进化的意识形态，已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强势话语。对周氏而言，既疏离于进化史观，对于那种“新”自然不加认同，只是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恶果：一旦自认为“旧”，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镜性的《小说应当改造了》一文说：“新派的文字，就崛然的起来，他的毅力，他的勇敢，他的责任，都是使吾们狠惊奇赞叹的。”但是作者认为新派不能一味讲“破坏”，而要讲“建设”。“急性的改革的功效，大概没有慢性的改革为宏大。所以吾个人的主张，是承认现在时代，新文学是不完全适用的，应当折衷，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也应当下一种猛烈的攻击。”《申报》，21年3月27日，第14版。这篇文章虽然措辞暧昧，在大方向上可说是同情、肯定了新文学，而要求“折衷”，其实是要求新派能包容旧派，不要全盘否定。有意思的是，在同一版面，周瘦鹃在左下角的补白《自由谈之自由谈》中写道：
小说之作，现有新旧两体，或崇新，或尚旧，果以何者为正宗，迄犹未能论定。鄙意不如新崇其新，旧尚其旧，各阿所好，一听读者之取舍。若因嫉妒而生疑忌，假批评以肆攻击，则徒见其量窄而已。
这里周氏的“旧派”立场更为明确，即诉诸市场机制，主张自由竞争，而在具体策略上走新旧相容的路线。如在2月份登刊了一则《小说界消息》，宣告复刊的《礼拜六》“内容大加改革，新旧兼备”《申报》，1921年2月13日，第14版。。所谓“新旧兼备”，主要是指白话和文言并驾齐驱。然而这在茅盾看来是：“礼拜六派中有人在‘赶潮流’，足以迷惑一般的小市民，故而其毒害性越大。”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第34卷，页208。
《小说特刊》站在旧的立场上对于新文学的批评，尽管温和，甚至不乏同情，但事实上卷入了新旧之争，如周氏说：“若因嫉妒而生疑忌，假批评以肆攻击，则徒见其量窄而已。”话中有刺，已有所指。此时新旧双方，确切地说是在文学研究会与礼拜六派之间，已经唇枪舌剑，越骂越凶。先是《晶报》刊出袁寒云《辟创作》一文，明确指斥《小说月报》“非驴非马”，在“文法”、“圈点”上“学外国的样”，因而牺牲了“我国优美高尚的文字”。《晶报》，1921年7月30日。袁寒云（1890—1931）是袁世凯次子，在上海作寓公，是旧派的精神领袖。《晶报》是沪上的流行小报，由余大雄主编，以作风泼辣著称。在文学研究会方面，反击最激烈的要数郑振铎（1898—1958），他在《文学旬刊》上骂旧派为“文丐”。到次年袁寒云又在《晶报》上刊出《小说迷的一封书》，语言更为不堪，说《小说月报》品质低下，“臭”不可闻，连酱鸭店老板都不要拿它来包食物。《晶报》，1922年8月12日。郑振铎也不示弱，又在《文学旬刊》上干脆骂旧派为“文娼”。《文学旬刊》，1922年9月11日。这期间两边各有人马投入笔仗，只是从郑、袁之间的恶言相向可见争论的逐步升级及其火暴程度。
《小说特刊》到1921年8月便中止。周瘦鹃在告白中说，出了三十期，“虽曰无功，亦云无过，舍我执笔最劳，论文多精意。其他诸子，亦能就事论事，不越规范”《申报》，1921年8月7日，第18版。。所谓“就事论事，不越规范”，特意说明他的低调，《小说特刊》未意气用事，同人们如谦谦君子，在争论中有所自律，似乎也来自报纸的约束，即受制于行业的“规范”。其时骂战已经开始，且涉及周氏本人，而《申报》作为一张大报，理应有所顾忌。
周氏早早收篷，大约是想及早抽身为好，事实上他本人已成为新派的攻击目标。就在6月间，《文学旬刊》发表郑振铎《思想的反流》一文，攻击《礼拜六》“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却也时时冒充新式”，其矛头直指周瘦鹃，说他的小说《父子》宣扬封建道德，缺乏医学常识，“想不到翻译《红笑》、《社会柱石》的周瘦鹃先生，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文学旬刊》，第4号（1921年6月10日）。。紧接着《文学旬报》又出现郭沫若（1892—1978）的《致郑振铎先生信》：“先生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是我所愿尽力声援的，那些流氓派的文人不攻倒，不说可以夺新文学的朱，更还可以乱旧文学的雅。”《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郭氏在日本学过医，当然更有理由嘲笑《父子》的描写不科学，由是说周氏是“不理解近代精神的作家”。
1922年7月《小说月报》刊登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对新旧文学作了总结性的批评。此文高屋建瓴，以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作为文学现代性的终极标准，批评旧派小说缺乏科学性与文学性。茅盾晚年回忆当时撰写此文的动机：“文章的结论认为，‘礼拜六派’今天对小市民仍有广泛影响，成为当前以文学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非先‘铲除这股黑暗势力’不可，而要使新文学能发展，使其读者除青年学生外，也吸引小市民阶层，则提倡自然主义，在当前是必要的。”茅盾：《回忆录》，《茅盾文集》，第34卷，页208。毫不奇怪，批判也着实落在周瘦鹃头上。举周在《礼拜六》上的短篇小说《留声机片》为例，认为他中了“拜金主义”的毒，缺乏科学观察和艺术良心。茅盾问道：这样的作品“连描写都没有的，也算得是小说么？”《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期（1922年7月）。既算不上是“小说”，几乎就把周逐出了“文学”的殿堂。对于周氏不无悲哀的是，他不惮以“旧”自命，以为能代表“新”，然而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在新派那里，无论是茅盾还是郑振铎、郭沫若，都不约而同地要打掉他那个“新”。的确，经过这回论争，周被永远套上“旧”的帽子，上面刻着“落后”和“反动”。
三、强势话语：《小说月报》的“通信”栏目
原先《小说月报》有过“本社函件最录”栏目，刊登读者来信及编者回答，讨论文学上的问题。茅盾接手之后，开辟了“通信”栏，那是从《新青年》借来的，经过了一番踌躇。先是在《小说月报》第二期上，增设“通讯”一栏，登刊了周作人的《翻译文学书的讨论》。后来到第六期，“最后一页”曰：“我们承读者不弃，时常来信讨论质难；前几期因为一则登不下，二则记者少暇，所以不曾多登。从第七期起，将选可资大家讨论的来信复信一概登出，其来问记者关于文学上的信，也在此详细解释答复。”但第七期未能如期推出，又在“最后一页”上呼吁：“因为有许多受时间拘留的先生们常常来信反对语体文的欧化，所以我们极希望大家来讨论（请以书信式），我们当一律在本报通信栏内发表——不赞成与反对；但不根据讨论正规而作题外谩骂的书信，却不能刊出。”
经过一番策划，从第九期起正式推出“通信”，即为“语体文欧化讨论”。到1922年“通信”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议题包括“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小说月报的名称”、“自然主义的论战”、“译名统一与整理旧籍”及“怎样提高民众的文学鉴赏力”等。这些课题与杂志中刊登的理论文章相配合，无不围绕“文学”这一观念而展开；事实上杂志本身被构筑成为一个包括创作、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场域。其中“通信”栏发挥了特殊功能：经过设计和导向明确的来往书信有时更直接反映出编辑意图，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一种代表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年轻而愤激的呼声。据李宪瑜的研究，《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也对一系列“五四”的重要议题开展讨论，参加最多的是青年学生，直接发出要求社会改革的激进声浪，但不久该栏目由“公共论坛”转变成“自己的园地”，成为五四同人之间的对话场所，甚至由于“争论激烈，伤了和气”，而那些纯学理的讨论也减弱了栏目的社会性。李宪瑜：《“公共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页266—281。相比之下，《小说月报》的“通信”栏没有这种情况，但它始终为一种单一的声音所主导，贯穿在经过筛选的读者来信中，而回答问题的是唯一的“记者”——“雁冰”。
一封读者来信说：“我们承认《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所谓“先驱”，说得确切点，是《小说月报》沿着“五四”的反偶像、乌托邦路向，集中而系统地展开了“文学进化”的论述。茅盾声言：“要医中国文学上的‘沉疴’，须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入手。”《小说月报》，13卷1号（1922年1月）。这“沉疴”的比喻重现了自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首先要求与自身文化传统决裂；“文学”被视作民族解放的寓言，以之负载中国问题的整体解决之道，甚至诉诸“语言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含有那种非理性的“批判意识”。“通信”栏是一个风景烂漫的窗口，反映了一种“革新”的迫切要求，在单声道中不乏弦外之音，蕴涵着“政治参与”的欲望。然而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诉求中，以“否定”作为出发点，在乌托邦式的未来许诺中，却含有强烈的“排斥”机制，遂造成“通信”这一公共论坛的特征。
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入手”，目的是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轨道，包括“欧化”中国语言、使“文学”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等课题。有的读者提议先整理本国原有的白话语法，再用外国语法作参考，茅盾否定了这提议，认为中国语法本身不完全，即使整理也还是不完全，因此“我觉得现在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茅盾主张文学创作必须要有理论和批评的指导而极力提倡“自然主义”，因为它是最新、最科学的，代表着“文学进化”：“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一过之必要，因为他的时期虽短，他的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我现在是这样的确信着，所以根本地反对不提倡什么主义的八面光的主张。”《小说月报》，13卷2号（1922年2月）。中国文学只要把自然主义“演一过”，就迈入了进化之途，这种想法不免天真。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却遵循一种简单的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所谓“浪漫派是古典派的反动，而自然派又是浪漫派的反动，……这些主义之所以不得不生，一则因为‘时代精神’变换了，一则因文艺本身盛极而衰故有反动，……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小说月报》，13卷4号（1922年4月）。其实所谓“文学进化”也是茅盾的观念重构，在他看来古典派和浪漫派被历史淘汰而不宜提倡，然而对于许多20世纪欧洲的文学运动，当然比自然主义更新、更现代，他却无法接受。
就“排斥”机制而言，无论中西可谓一视同仁，其中伦理价值起根本的制衡作用。文学研究会同人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更关心的是哪些作品该译，哪些不该译，考虑到社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对于青年的影响，在未来的文化远景中力图建立某种秩序而作出整合与规制。茅盾同意周作人的主张，应当暂缓翻译外国古典作品，但他提出把研究人员和一般民众区分开来。比如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小说，茅盾认为那种个人的、虚无主义的表现，会对青年有害，因此不宜介绍。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则不必有所限制。这样对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区分，也明显体现在有关“民众文学”的讨论中。茅盾说：
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所以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小说月报》，13卷1号（1922年1月）。
这里强调“新文学”与“新思想”，听来并不新鲜，包括上面中国文学“沉疴”的提法，都令人想起梁启超（1873—1929）。当初在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时，梁氏要求文学为中国“输入欧洲真精神”，尤其对《水浒》、《红楼》之类的旧小说大加诛伐，指斥其“含有毒性”，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风起云涌，小说创作配合政治改良运动，振奋了一阵，然而到1915年，境随时迁，都市的大众文学兴起，如《礼拜六》等杂志公然以“消闲”为号召，梁氏遂发表《告小说家》一文，痛斥“什九则诲盗与诲淫”、“直接坑陷全国青年子弟使堕无间地狱”的“小说文学”。《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2卷1期（1915年）。现在在茅盾这里，历史的境况何其相似。在下面一段话里，他对“民众”抨击之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文学里含有平民的精神或文学民众化，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事，但若想叫文学去迁就民众——换句话说，专以民众的赏鉴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却万万不可！我们第一要晓得文学民众化云者，并非是叫文学屈就民众的嗜好，第二要晓得民众的赏鉴力本来是低的，须得优美的文学作品把他们提高来，——犹之民众本来是粗野无识的，须得教育的力量把他们改好来。《小说月报》，13卷8号（1922年8月）。
在当时语境里，茅盾既把“铲除”“礼拜六派”看作头等任务，我们便不难明白所谓“粗野无识”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拥护“礼拜六派”的“小市民”读者。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梁反对“小说文学”中的恶劣倾向，并非断然否定那些“消闲”杂志，他的《告小说家》即登刊在陈蝶仙（1879—1940）主编的《中华小说界》上。而对茅盾来说，不仅要改造这样的“民众”，更须把那些消闲杂志连根拔掉。
上面茅盾这段话见于1922年8月的“通信”栏里，其时《小说月报》刚刊出他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正当他对“礼拜六派”展开全面攻击之时。在同一“通信”栏里，一位叫王桂荣的来信：
《月报》自改革后，日臻完美，这的确是幼稚的中国文坛上的好现象，我们何等的受惠呵！不过我们放眼一观四周黑暗势力，却又大大的起了恐慌呢！我在上海时，心中常存着“上海是万恶的地方”一个观念，所以对于这类黑幕派小说火高焰盛的情形，毫不足怪；但是这次赴通、宁、锡、苏等处去参观教育，到处可以看见什么《礼拜六》、《快活》、《半月》等等的恶魔，迷住着一般青年——以学校中的青年为最；这恶魔的势力真厉害呵！陷阱遍地，黑暗中摸索的人们，何等危险而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