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
一、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桩文学出版方面“新”、“旧”易手的公案，向来是“正典”（canon）书写的范例。一是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因其“八大期刊”之一的《小说月报》销量下降而思有所更张。其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遂请沈雁冰（即茅盾，1896—1981）担任主编。茅公于是大刀阔斧实行“革新”，顿时门庭改换，几使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激进地推行了五四新文学路线。文学史家唐弢（1913—1992）如此评价：“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页168。另一桩是《申报·自由谈》十多年来一向由周瘦鹃（1894—1968）主编，在1932年底，改换为黎烈文（1904—1972）。黎氏也由是改弦易辙，一面倒转向新文学，至近时仍有学者大加称道：“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打出‘进步’和‘近代化’的旗帜，拉开‘自由台’的幕布，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张云初编：《中国大实话：申报自由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不过《自由谈》之所以得名，其最“精彩”的“好戏”，多半是因为鲁迅的加入。如学者所称道的，鲁迅利用“自由谈”，以“投枪”般的杂文同施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展开斗争，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也给《申报·自由谈》披上了“进步”的光环。
虽是一份小说杂志，一个报纸副刊，却不寻常。在上海文坛上属数一数二的“老字号”，背后的资本雄厚，分别是杂志报纸界牵头的，编辑方针一向稳健，面向广大的读者市场。两者“革新”的共同点都是从“旧”派落到“新”派手中。1950年代之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被纳入官方“革命”话语，而对这两个事件的诠释，无不以为标志着新文学的胜利，旧文学的衰亡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更不消说像周瘦鹃等所谓“鸳鸯蝴蝶派”也被定了性，贴上“反五四逆流”的标签。他们的文学活动与作品皆遭到排斥，对于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或1932年前的《申报·自由谈》不屑一顾，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自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鸳鸯蝴蝶派”获得重新评价。今天回顾这两件公案，当然也换了一副眼光。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脉络里来看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与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中认为，在1920、1930年代“五四”的白话革命的成功，正合乎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发挥了建制功能。尤其是1920年代初国民政府强制推行白话，像鲁迅（1881—1936）的小说《故乡》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直接传达了现代乡国的乌托邦想象。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类转向属个别事件，相形之下，旧派所占的“灰色地带”要广阔得多。不光是《小说月报》和《自由谈》各有不短且可观的“旧”历史，而在1920、1930年代，以“消闲”为宗旨的杂志、副刊和小报仍层出不穷，与都市的繁华相始终。据统计，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消闲杂志几近六十种，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页607—610。上海的小报更不计其数，据李楠所见，上海图书馆藏1920、1930年代小报近三百种。见《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339—365。不无吊诡的是，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虽是个别，却极具象征意义，不啻让新文化占据了两个“制高点”，暗示出印刷资本主义与高调、激进思潮之间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
对于清末民初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近时学者倾向于多种“文学现代性”（literarymodernities）的取向，在“文学场域”中观察众多思潮、社团与刊物互相之间争奇斗妍，各自开拓自身的“公共空间”。参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2003）。书中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掘，打破了长期来独尊“五四”的局面。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探讨中国文学的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理论资源。贺麦晓《风格问题》一书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的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新、旧文学处于共存、竞争的状态。他把代表“旧派”的文学杂志如《眉语》、《游戏杂志》等和“五四”新文学的《新青年》、《小说月报》（1921年之后）放在一起作“平行阅读”（horizontalreading），从比较中描述这些社团及杂志的异同。见MichelHockx，QuestionsofStyle：LiterarySocitiesandLiteraryJournalsinModernChina，19111937（Leiden：Brill，2003），p.5。这样的取向是更合乎民国时期的历史现实的，尤其20年代中，尽管连年内战，国是鼎沸，但共和立宪政体的架子还在，政府对新闻、出版的干涉有一定的限度，印刷资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尚有较多回旋的余地。像《小说月报》和《自由谈》的转向固然代表老牌印刷资本的文化选择，即顺应“新”潮，积极参与国族想象的文化生产，然而这些仅是企业方针的内部调整，使其出版物更具多样性，总体上仍不失为商业上的正常运作。
从具体历史出发，李欧梵先生曾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中对于民国初期《申报·自由谈》作了分析，指出那些“游戏文章”对时政和权贵们冷嘲热讽，所表达的不外乎日常普通的“民意”，正发挥了“批评”的功能。而“游戏”风格不仅起掩护作用，更蕴涵着某种滋养“公民”意识的文学趣味。相比之下，30年代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大多曲笔而纠缠于个人意气，失却了“公共空间”的意义。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二十一世纪》，第19期（1993年10月），页39—51。鸳蝴派文学一般被视为“通俗”文学，难得被纳入思想史、文化史的领域中加以讨论，而李先生此文打破雅俗之界限，在方法论上有启示性。的确，如果进一步对照1920年代中《自由谈》，这一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主编的周瘦鹃几乎天天以“三言二语”对于从总统、国会议员到军阀的指名道姓的讽刺或抨击，这跟我们所认识的鸳蝴派大异其趣，而那样的“言论自由”，在现代中国也可算是“黄金时代”吧。鲁迅的“伪自由书”不仅由于政治条件变得恶劣所致，也是他自己不愿同“理性”妥协的缘故。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张灏先生指出，自清末以来的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这三者互相影响，彼此作用，遂使新思想得到空前迅速的传播。这些舆论媒体所体现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哈贝马斯（JürgenHarbemas）式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2004），页40—41。本文拟在19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的背景中，聚焦于几种文学杂志的栏目，如新派《小说月报》中的“通信”栏、旧派的《星期》和《半月》中的“谈话会”等，由此透视当时文学公共论坛的众生相。对它们从话语内容到操作方式作比较分析，说明“新”、“旧”文学话语在体现“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方面的程度及两者之间交锋、冲突和消解的形态。本文着重指出，在久遭遗忘的鸳蝴派“谈话会”传统中体现某种“公共使用理性”的性质，然而在1920年代中这一传统走向萎缩，这不仅受到“五四”强势却话语及国家力量的压制，也由其难以逾越民族主义底线的自我删检所致。
二、《自由谈小说特刊》与“新”、“旧”文学之争
1921年1月《小说月报》改版，宣言成立“文学研究会”，高调打出“为人生的艺术”的旗帜。研究会的发起人有北大教授周作人（1885—1967）、朱希祖（1879—1945），甚至包括军政界名人蒋百里（1882—1938）。北京有总会，各地设分会。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其排场前所未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连新文化同人也受不了，甚至被郁达夫（1896—1945）指责为“垄断文坛”。改版也确实彻底，几乎清一色刊登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作品。这对于上海的旧派文人尤感刺激：本来在《新青年》、《新潮》上鼓吹的新文学运动，却挟势南下，顷刻之间占了他们的衣食之具，这当然引起恐慌，新旧文学之争一触即发。
王晓明指出，文学研究会含有强烈的“自居为中心”与“主流”的“全局意识”，且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运作思路”。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上卷，页192—194。这个“全局意识”，就会员们文学身份的伦理取向而言，含有强烈的“道统”意识，然而“文学”通过外来“新名词”的包装，被建构为与整体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相联系的现代话语系统。一系列具体主张包括系统介绍西洋文学，用欧化语改造中国语法，统一翻译译名及译法，提倡“自然主义”等。其根本目的，如茅盾所表述的，在于使文学体现科学、人道和进步等普世价值的“时代精神”。确实，此时的《小说月报》大力推进了五四“文学革命”，却没有朝向开放和多元，相反的，茅盾等人以中心自居，一边把文学建构成某种整体性的庞然大物，一边处处设限，追求秩序，在文学现代性的名义下执行“排斥”（exclusion）机制，而首先遭到排斥的就是被他视作“黑暗势力”的“礼拜六派”。
在《小说月报》改版的同时，周瘦鹃在其主编的《自由谈》上新辟了每周一期的“自由谈小说特刊”，也是一派革新气象。每期介绍一位西洋小说家，一连介绍了二三十个，如巴尔扎克、左拉、雨果、斯特林堡、爱伦·坡、莫泊桑、托尔斯泰、高尔基、康拉德等，有的还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看上去是商业上的良性竞争，但有心人看来却有唱对台之嫌，事实上新旧之间的分歧很快显了出来。在旧派作家当中，对西洋文学了解得最多的大约是周瘦鹃了，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收入五十篇翻译小说，得到在教育部作评审的鲁迅的褒奖。当初商务和茅盾在策划改革《小说月报》时，先设《小说新潮》栏作招徕，发表了周翻译的一篇法国小说。此时茅盾已心存芥蒂，认为“《畸人》之被周瘦鹃选中而且加以吹嘘，正因为其内容是‘礼拜六派’一向所喜爱的所谓‘奇情加苦情的小说’”。茅盾：《回忆录》，《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174。
《小说特刊》反映了“旧”派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反应、一种视角。由周瘦鹃领头逐个评论西洋小说家，他的同人们发表了大量文章，讨论小说的理论和历史、批评小说创作。主要通过介绍西方小说理论来促进本土小说的改革，这是当时的风气，和新文学并无二致。如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一文讨论小说定义，即以《新青年》上胡适（1891—1962）的《论短篇小说》作为出发点，而进一步根据西文，把shortstory（短篇小说）放到tale（故事）、novel（长篇小说）和novelette（中篇小说）的类型谱系中加以界定。他们关注新文学的进展，也肯定其成绩，如小松认为：“冰心女士作《超人》短篇，结构大佳，写爱字在情在理，丝丝入扣，令人悠然神往。”《申报》，1921年5月22日，第14版。至于像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一文更像是沿着新文学的思路。该文认为“章回小说”不是“长篇小说”，也不属“创作”，在价值取向上已脱离了旧派：“故以严格言，我国非无创作小说，惟足当创作而无愧者，盖亦鲜矣。且我国创作小说，只短篇而止，长篇则未之而闻也……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之德，发千载之覆，洗生民之冤，此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义。”《申报》，1921年2月27日，第14版。
称道鲁迅或冰心不等于认同新文学，事实上新旧之间的一个深刻分歧是周瘦鹃等人未把“小说”变成“大说”。尤其在茅盾的《小说月报》上，“小说”被放大成“文学”或“文化”，成为救国之具。而《小说特刊》的小说论述并无系统可言，且大多出自感性。典型如周瘦鹃的说法：“小说之佳者，其魔力不弱于美女子，每令人倾心相爱，不忍舍去。”《申报》，1921年2月20日，第14版。这一“美女子”的比喻，颇典型地反映了旧派的小说美学，如在6月份刊出徐絜的《〈礼拜六〉之花》一文，把复刊不久的《礼拜六》杂志比做“解语花”，而每位作者的文字风格也各以花来形容，如王钝根是“富贵花”，周瘦鹃是“杜鹃花”等。《申报》，1921年6月19日，第14版。当然这是“五四”诸公最看不惯的地方，当时鲁迅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名字》一文，说对于报刊杂志上那些“花怜”、“鸳精”之类署名的文章，他是一概不看的。风声：《笔名》，《晨报副刊》（1921年）。收入《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23—124。
其实周氏重视小说的教育功能，也提倡“多作爱国小说，以深刻之笔，写壮烈之事，俾拨国人之心弦，振振而动，而思所以自强强国之道”《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7月3日，第14版。。但同样强调小说的“消闲”性，其夫子自道：“小说可以疗愁，为效殊神。秋中多感，百端交集，小楼听雨，每邑邑不乐，出一二名家小说读之，则郁闷为展，秾愁自蠲，正不必别觅疗愁方也。”《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1月9日，第14版。在他那里，小说是一种职业性的写作，跟都市的消费机制密不可分，所谓“爱国小说”是众多类型中的一种，鸳蝴派小说的基本功能不仅如林培瑞（PerryLink）所说的在于舒解都市现代性带来的压力，也如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陶冶自我的教养之具。
在对新文学作回应时，值得注意的是周氏等人已经不无吊诡地使用了“新旧”的概念。周瘦鹃说：
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苟精神上极新，即不用新附号，不用她字，亦未始非新。反是，则虽大用她字，大加新附号，亦不得谓为新也。设有一脑筋陈旧之旧人物于此，而令其冠西方博士之冠，衣西方博士之衣，即目之为新人物得乎？吾故曰小说之新旧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也。《申报》，1921年5月22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