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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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4)

灵蛇是更开放的,对于茅盾等人所介绍的新浪漫派或未来派艺术,认为“是进步的、是入世的、是积极的”《星期》,第18期(1922年7月)。。在称赞冰心时说“欧化的语调,未尝不可以学”。又说:“我很希望旧派作者从速觉悟,改良一下,也希望新派作者,不必矫枉过正。”《星期》,第19期(1922年7月)。其实要求新派“不必矫枉过正”,已含有认同其大方向之意,而要求旧派“从速觉悟”,其口气也颇为严厉。值得注意的是,灵蛇的言论刊登在7月里的《星期》上,而同一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则显示其“铲除”旧派“这股黑暗势力”的决心,等于拒绝与旧派对话。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方面,郑振铎早就表明新旧之间决无“调和”的可能。见《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

在新旧论战中,“星期谈话会”可说是审慎而充分地表达了旧派的文学立场,即维护本土文化,虑及文化传统的现状与前途,而不满新文化当中唯新或唯西是从的倾向。一般来说他们就事论事,注重经验和感性,不高谈主义,好处是对于新旧不一刀切,反而有开放的襟怀,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更为现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说方式,大多持存疑、讨论的语调,不仅受到商业规范及文士优雅传统的约束,其中还具备某种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

五、私人领域:“半月谈话会”栏目

1921年3月《礼拜六》复刊,王钝根(1888—1950)和周瘦鹃为主编。9月间周退出而自起炉灶,创办了《半月》杂志,直到1925年11月停刊。“半月谈话会”始于1922年9月,既取名“谈话会”,从周瘦鹃与包天笑、王钝根的深刻渊源来说,无疑自承谱系,含有自由批评讨论的意味;且在杂志办了一年之后才开辟“半月谈话会”,似乎也是跟进包氏的“星期谈话会”。但可怪的是“半月谈话会”的讨论和批评既不涉及时政,也远离于新旧文学之争,却成为一种同人间的聊天室,既未与《星期》同调,对于他的《自由谈小说特刊》来说,也是一种逆转。

造成这一转折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一个突出现象是在茅盾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后,将近1922年年末时,新旧文学争论告一段落,主要在旧派方面已经偃旗息鼓,对于新派不再作正面遭遇。正如有的学者注意到,此时鸳蝴作家们“保持了出奇的沉默”。栾梅健:《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184。这与其是由于茅盾等人的攻击,不如说受到更为强势的政治与文化压力所致。即正当新旧酣战之际,民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推动“国语运动”,自1920至1923年一再颁布命令,先在小学后在中学高中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同时令白话进入“共和国教科书”,由此文言失去主流地位,而新文学运动也因此受惠如虎添翼。这对于以维护文言作为理论主柱的旧派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使他们失去了理论依据。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107—122。

王风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一文中细述了胡适、钱玄同(1887—1939)等《新青年》同人如何一边提倡“文学革命”、一边积极参与教育部所领导的“国语运动”的情况。该文深刻观察到“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成果,同时也是确立白话地位最关键的一环”。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612。当1923年全国高中也改“国文”为“国语”时,“国语运动”可说是大功告成,对于旧派来说大势已去。事实上新旧双方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小说月报》的革新本身便占据上流,意味着印刷资本与大学资本的联手,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在迫不及待地准备新的国语教科书,以图抢占市场。1921年茅盾说:“西洋各国国语成立的历史,都是靠着一二位大文学家的著作做了根基,然后慢慢地修补写正,成了一国的国语文学。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2卷2期(1921年2月)。载于《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页28。这段话透露出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实际上是“国语运动”帮了新文学的忙。不是后面国家力量的操作,无论他的文学理论怎么普世高妙,恐怕也收效甚微。

从内因方面说,在新旧之争中周瘦鹃就打算有所突破。1921年7月《自由谈小说特刊》刊出他的《说消闲之小说杂志》一文,表示办杂志要坚持走“消闲”路线,像英国的《海滨杂志》(TheStrandMagazine)或《伦敦杂志》(TheLondonMagazine)一样,能面向大众,另一方面部分地接受了新派的“专研文艺”的主张,“常思另得一种杂志,于徒供消闲与专研文艺间作过渡之桥,因拟组一‘半月’杂志,以为尝试”。确实,《小说特刊》于8月停刊,《半月》便在9月问世。与同时期消闲杂志如《礼拜六》、《游戏世界》、《红杂志》、《红玫瑰》等相比,它独创一格,不光刊登文学作品,也不光追求娱乐,而有意切入都市文化,打造时尚景观。《半月》组织了不少专号,如《家庭号》、《爱情号》、《儿童号》、《离婚问题号》、《娼妓问题号》等,皆以“小家庭”(thenuclearfamily)为中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周氏号称不断“花样翻新”,如开辟“妇女与装饰”、“半月家庭菜单”、“上海社会的新写真”等栏目,都与都市日常生活相关。另辟“影戏场”讨论和批评新兴的电影工业,“妇女俱乐部”发表女作家作品,还组织“儿童照片比赛”,或是“趣问趣答”,请读者讨论“一男子同时可恋爱两女子否”之类的问题。

经过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之后,旧派几等同弱势文化,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成为政治不正确。1922年9月出现的“半月谈话会”,对于旧派来说,标志着某种转折,与“自由谈话会”或“星期谈话会”相比,意味着文学公共空间的收缩。尤其是周瘦鹃,在论战中已被新派批得伤痕累累,此时不得已保持沉默,却坚持走自己的既定路线,专注于内部自身的完善。“半月谈话会”取一种守势,密切配合《半月》自身的宗旨,通过读者来信或同人间的讨论和批评,显示趣味的分享,凸显杂志关注都市文化的亮点。而凸显的方式是美学化的,看得出从内容到形式都精心策划,发表的不是笔记式的片言断简,而是长短不等风格化的文章,因此“半月谈话会”本身是一个窥视杂志风景的亮丽窗口。

小说批评的作品当然是以发表在《半月》上的为主,读者来信有赞美,也有商榷;有的寄自南京或广州,说明杂志无远弗届。批评时常出自同人手笔,如马鹃魂的《品兰小语》对于周瘦鹃的小杂志《紫兰花片》中的作品逐篇评点,在提供阅读要领,也旨在培养一种欣赏习惯,表明文学阅读应当是轻松而优美的,具有陶养自我的功能。如把《紫兰花片》形容为“娇小玲珑,仿佛一个情窦初开的好女郎,妩媚里带着天真,又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白玫瑰。近萼处泛着微红,轻笼淡雪,冷艳凄香,足使人见了回肠荡气,无限低徊”《半月》,2卷11号(1923年2月)。。这样的吹嘘近乎肉麻,却概括出杂志的美学特征,那是软性的、情色的,白话流丽而不欧化,更与概念化的“主义”绝缘。

所谓“好女郎”的修辞是富于诱惑的,暗示了同人之间的亲昵关系,事实上这也体现在一般读者与《半月》作者之间。如某读者说:“瘦鹃的‘鹃’字,可以改作‘娟’字。后来瘦鹃自己也很情愿变作女儿。我想瘦鹃这一来,不妨把瘦鹃的‘瘦’字也改一改,改作‘秀’字。”《滑稽名字话》,《半月》,2卷22号(1923年7月)。他们喜欢在作者的名字上做文章,互相间开些雅谑的玩笑,像把“瘦鹃”变成“秀娟”,却模糊了性别界限。本来旧派作者的名字就是花啊鸟啊之类的,如胡亚光在《滑稽名字话》中把严芙孙读做“猢狲”,也模糊了身份认同。《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在集体分享“滑稽”时,这些作家似乎自甘平庸,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传递着那种普世的同情价值,而模糊身份的戏谑也是一种爱无疆界的隐喻。李海燕在一篇论文中把早期鸳蝴派小说的“伤感”特征与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空间”理论相联系,认为那种“伤感”蕴涵着普世人性与伦理价值,构成某种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thecommunityoflove)。HaiyanLee,“AlltheFeelingsThatAreFittoPrint:TheCommunityofSentimentandtheLiteraryPublicSphereinChina,19001918,”ModernChina,Vol.27,No.3(July2001),pp.291327.如果这是民国初期的情况,那么在《半月》上的“爱的社群”就不再是伤感的,而是欢愉的喜剧性的,映射出对都市前景的乐观展望。正如新文学在建立自己的读者群体,旧派也是如此,而经过新派的批评之后,《半月》似乎故意逆流而上,干脆发挥“文人”特色,使文学走向商品化。

把杂志比作情人,是一种从《礼拜六》就开始的销售策略,在《半月》那里更有所发展。其封面由胡亚光设计,每期总是一幅彩色的时髦女郎画,内室的装饰富有品味,画面与印刷都堪称精良,在同类杂志中首屈一指。读者可以窥视她的独处,滋养的狂想中不光是美女,更是都市“小家庭”的黄金梦。在杂志的流通中衍生出新的传说,有关资产阶级的“爱的社群”的形成。如读者俞梦花说,自从他得到《半月》之后,封面上的“妙龄女郎”便成为他的“娉娉婷婷的好姊姊”,在寂寞中得到安慰,甚至“再也不想出那祖父的酒席了,再也不愿意和母亲到花园里去踏月唱歌了”《我爱半月》,《半月》,2卷1号(1922年9月)。有意思的是这发生在一个人伦关系和谐的家庭中,《半月》却开辟了一种属于个人隐私的阅读空间。这种爱的表征也成为小家庭的粘合剂。如濮残菊来信说,他是个打工仔,买不起《半月》,只能望洋兴叹,而他的未婚妻却每次将杂志寄给他。他说:“就中不但长进我个人的学问,并且足以增高我俩的爱情热度。饮水思源的想来,《半月》有功于我俩的爱情着实不小咧。”《半月与我们俩的爱情》,《半月》,2卷16号(1923年4月)。《半月》有别于纯粹的商品,而含有文化意义,正如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从古籍中找出出典,咀嚼一番新意,或轮流担任“半月文虎”的栏目,引用古典诗词,将半月两字嵌入谜面。当然博学也是文人的特性之一,而杂志的品牌伴随着本土文化传统及伦理价值。“半月谈话会”除了谈小说,也谈电影、美术、摄影等,与杂志的文化取向相一致。特别是张南冷的《杂志评话》和王受生的《印刷话》两文,从印刷技术和美术设计等方面品评各种消闲杂志,并对杂志文化作一种历史的追溯,其中含有对都市文化及自身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张南冷:《杂志评话》,《半月》,2卷2号(1922年9月);王受生:《印刷话》,《半月》,2卷5号(1922年10月)。

作为旧派批评政治和文学的传统,“半月谈话会”反映了旧派文学公共空间的挫折。实际上自20年代初之后,旧派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进步史观与民族主义的压制,在文化上成为弱势。尽管如此,他们坚持走向都市主义,在方式上更灵活,如新旧相容,使用双语,及创造武侠、侦探等新的文学类型,诉诸通俗与大众。其文学消闲的立场必然与愈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或民族主义产生矛盾。有一回周氏在《半月》上表示,有读者寄信给他,劝他在“中国内忧外患”之时,不要“插身”在“陶然会”中吃吃喝喝。“陶然会”是大东书局内部的同事聚餐会。他回答说:“我正为了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时代,纳闷得很,因此加入陶然会中,陶然陶然。如今这位先生要我为青年表率,替国家做些事业,那我可敬谢不敏咧。”周瘦鹃:《陶然会第十一次聚餐报告》,《半月》,3卷9号(1924)。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合潮流,某种程度上却透露出杂志本身的倾向。

六、隐身“读者”:《小说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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