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涛在《现代的良妻贤母所应具的智识》一文中认为同过去“父系制家庭”时代一味顺从丈夫的模式不同，现代的良妻贤母在“平等”、“教育”、“道德”、“劳动”四方面担负起督责丈夫、教育子女的责任。《申报》，1924年4月27日，第17版。“现代的良妻贤母”的提法是有趣的，也是家庭版的中心主题之一。一般来说，对于妇女公共领域的角色较少关注，偶尔也讨论到妇女职业问题，而谈到离婚，一般持不提倡态度。作者们对于新型的小家庭主妇纷纷提出理想方案，如心在《新女子与家庭》一文中提出“新式女子”应负责六个方面：财政之支配与预算、庭园之修饰与布置、食品之调制与储藏、衣服之裁缝与整理、疾病之预防与治疗、儿童之教育与训练。《申报》，1921年10月30日，第18版；11月6日，第18版。黄厚生在《论伟大之妇人》中引证西方典籍，应当从“扩充理想域”、“增广知识界”、“力求健身体”三方面培养妇女的“伟大”品格。《申报》，1921年10月23日，第18版。另如傅绍先《论妇女处家应具之道德》一文举出“勤”、“俭”、“孝”、“慈”、“爱”作为主妇的治家信条。《申报》，1921年9月11日，第13版；9月18日，第13版。把这些不同的提议汇总起来，可拼凑出一个“现代的良妻贤母”的典范，即一个身心完美的家庭主体。她应当体格健美，具现代知识，擅于家政，教育子女，且精神自主，对丈夫有道德约束力。
须注意的是，像傅绍先援引传统的“妇德”来规范“现代的良妻贤母”，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再生”（inventionoftradition），并非一种简单的“传统主义”。的确，在他们的陈述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些暧昧的地带。如周瘦鹃的自传体小说《九华帐里》所表现的，新郎要求新娘善事婆婆，并称赞婆婆曾经割肉疗亲的妇德，固然不无宣扬旧道德之嫌。但在“小家庭”的背景里，新郎的口气是一种婉委的劝说，事实上婆婆已不具旧时的威权，却成为新妇的同情对象。参陈建华：《现代主体性与散文的形成——周瘦鹃的〈九华帐里〉》，载于陈子善、罗岗编：《丽娃河畔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50—268。确实家庭专刊的贤妻良母方案包含了作者们的思想局限，妨碍了她们公共领域的自由发展及社会角色的可能性，但也是一种“现代性”体现。SusanMann在对上海宁波籍的妇女的调查中，发现她们对于民国时期的“贤妻良母”角色具有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因为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劳动妇女相区别。SusanMann，“TheCultofDomesticityinRepublicanShanghaisMiddleClass，”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期（1994年6月），页179—201。
备受关注的是子女的生养与教育问题。首先是新家庭主妇须有健康的体质，在这方面他们却颇为“欧化”，即抨击束缚胸脯的“小马甲”，不光造成疾病，也影响到“乳汁营养之健全”。吕嘏纯：《小马甲妨害女子种种发育之我见》，《申报》，1924年7月20日，第18版；黄秀云女士：《女子亦须戴帽之我见》，《申报》，1925年1月11日，第12版。对于主妇从怀孕到临盆的卫生，也有不少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限制生育”的讨论，且持肯定的态度。陈承淇：《生育限制小论》，《申报》，1922年5月14日，第18版；5月21日，第18版；傲菊：《限制生育问题之我见》，《申报》，1923年3月18日，第1版；4月1日，第1版。有关家庭教育也是讨论的重要方面，以黄厚生《家庭与学校》、王爵《改良现今家庭教育之我见》等文为代表。黄厚生之文，《申报》，1922年7月2日，第18版；7月9日，第18版；7月16日，第18版。王爵之文，《申报》，1922年9月3日，第18版；9月17日，第18版；9月24日，第17版；10月8日，第4版；10月15日，第17版；10月29日，第17版；11月5日，第20版。
最为作者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如何造就“小家庭”，即“模范家庭”的了。如花佛楼主《模范家庭组织之要素》、吴晓初《到理想家庭的途径》、徐絜《我之家庭组织法》、碧波《我理想中的模范家庭》等。花佛楼主之文，《申报》，1922年2月9日，第8版；2月26日，第17版；吴晓初之文，1922年12月3日，第8版；12月10日，第8版；12月17日，第8版；12月24日，第1版；徐絜之文，1922年12月31日，第8版；1923年1月7日，第8版；1月14日，第8版；碧波之文，1923年2月25日，第8版。所谓“模范家庭”少不了模范的贤妻良母，也有赖于男女的共同打造，在精神方面要求男女平等，相互恩爱，经济独立；在物质方面须有庭园，讲究园艺，美化生活环境，还须有家庭图书馆和娱乐室等。
“和睦之家庭，赞成健全之军国民。”听潮生：《家庭闲话》，《申报》，1921年9月25日，第13版。这句话颇能反映《自由谈》家庭专刊的集体愿望及其国族想象的关系。延续了四年多的家庭话语总体上笼罩着乐观气氛，不中不西，新旧杂陈，既有个人经验的现身说法，也不乏理论想象的成分。既切入都市的发展及市民关心的课题，如“限制生育”的论述与山额夫人的理论在华传播有关，即为一例。虽然作者中以“中等阶级”为标榜，但大力提倡节俭持家，甚至主张“家庭工业”，自制蜂蜜及玩具到“废物利用”等，所面向的属一般的小市民。这一家庭专刊与《妇女杂志》等处于商业竞争的脉络中，表现出明显的“改良”取向，作者们并不讳言“小家庭”模式以英美等国的社会结构为圭臬，蕴涵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期望与幻想，在当时民族主义日趋高涨，阶级冲突日益尖锐的历史环境里，力图保持家庭空间的自主性，这一点在于20年代的文化地图上应有其位置。
五、结论：周瘦鹃与“文人”传统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ShanghaiModern）一书中以《东方杂志》、《万有文库》、《良友》画报及月份牌画片为例，为1920、1930年代的民国印刷与都市文化勾画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增订本），页53—96。与我们熟知的“五四”启蒙模式不同，这些印刷文化产品发挥了“大众启蒙”的功能，却代表都市的日常欲望与物质文化，其所蕴涵的国族想象，更活跃于感知（perceptive）的层面，而个人与家庭则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大众“启蒙”格局中，如本文所介绍的周瘦鹃与《自由谈》不愧为一个亮点，却突显出报刊、知识分子与民国政治文化的课题。
前面提到李欧梵对于30年代鲁迅与《自由谈》的评价或不无争议，某种意义上蕴涵着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公共空间”走向衰微的历史状况。的确，如果与周瘦鹃20年代的言论相比较，这一对比就更明显。当然，周之所以能放胆开骂，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政权相对较脆弱，无暇顾及舆论控制，但另一方面，正是《申报》与周氏利用空隙，积极实践共和宪政对“自由”的承诺，如周的言论往往挑战自由言论的限度，这样的情景至20年代末之后便不复存在，因此，如果说《自由谈》的“批评空间”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的“黄金时段”，虽不中亦不远矣。
周瘦鹃的批评实践，连同他对“小家庭”的热中鼓吹一起，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通俗”文学与民国都市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周氏写了无数“言情小说”，善于制造一些煽情催泪的畅销之作。所讲的无非是日常男女的啼笑因缘，主要在一夫一妻及小家庭的背景中展开。那些男女皆受过新式教育，生活方式颇为欧化。在为他们编造美好未来白日梦的同时，也不乏从基督教义那里借来的忏悔、良心之类的说教，渗透着诚信为本、勤奋向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周的作品对于官僚、买办等特权阶级的丑恶也时有揭露，抨击社会不公或阶级差异，而针对现代社会的物质至上与人欲横流，则竭力从传统伦理汲取资源，希望有所节制与平衡。因此说周的小说逃避或粉饰现状似都难得其实，或许更确切的是，与他的时政批评的精神一样，背后都贯穿着一种源自于欧美“公民社会”及维护本土文化的理想标尺，其间以完美的个人与家庭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