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话会”不时刊出投稿者的自白，说明当初如何鼓起勇气向《自由谈》投稿，却石沉大海，在失望之际，突然见到自己的名字和稿件赫然登出，于是喜出望外跻身于作者之林。有一回刊出一段对话，丁悚讽嘲王钝根，说他编辑《自由谈》，“对于投稿，一概收入，无论好歹，来者不拒，俨然一辆垃圾马车”《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6月12日，第13版。。这些稿件无疑经过编者之手，不过至少编者试图表明园地公开，投稿自由，机会均等，而《自由谈》的作者群也确实显示了代表读者的广泛基础，具有相当的平民性和草根性。所谓“来者不拒”或许不无夸张，其实“自由谈话会”也有关于投稿“规则”的讨论，表明编者对来稿的取舍标准，自然意味着排斥那些不合“规则”的言论。
三、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批评空间”
关于哈贝马斯的“文学世界的公共领域”（thepublicsphereintheworldofletters）及其与“夫妻家庭的私人领域”（theintimatesphereoftheconjugalfamily）之关系的理论，较少在中国场景里加以讨论。哈氏认为，在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如咖啡馆、沙龙、剧场、美术展览厅及报纸、杂志等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其间聚集着来自“私人领域”（指家庭和市场）的个人，所讨论、交换的不光是有关时下的政见，形成某种与权威当局相左的“公意”，也包括文学艺术，其最重要的传媒是新兴的小说。在哈氏看来，理查德逊（SamuelRichardson，1689—1761）的小说《帕美拉》（Pamela，1740）作为畅销书，正适应了当时英国处于鼎盛期的“公共领域”的心理需要，开拓了“文学的私人领域”。在这部第一人称书信体小说中，作者的内心独白诉诸读者公众，与之沟通的那种启蒙时代的普世人文价值，与“公共领域”中自由运用“理性”的精神息息相通。这一与社会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成为培育资产阶级主体的温床，从“自愿、爱的社群及修养”三方面体现其自我观照及相互分享的特征。Jü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AnInquiryintoaCategoryofBourgeoisSociety，trans.ThomasBurgerwiththeassistanceofFrederickLawrence（CambridgeandMass.：TheMITPress，1991），pp.4351.哈氏进一步伸论，与女主人公帕美拉的书写的空间条件相关，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建筑结构发生变化，当一夫一妻家庭成为基本单元，居住空间亦公私分明：客厅和起居间各司其职。在有身份的资产者家中，最富丽堂皇的是“沙龙”，它不属于私室，而留作“社会”的交际场所。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延伸到家庭。私人化的个人走出各自的内室，而来到公共领域的沙龙，然而这两种空间是完全互补的。”同上书，页45。
《申报》上的“自由谈”和“自由谈话会”与这一情形异曲同工。前者如起卧间，后者如沙龙，在同一屋顶之下，投稿者们在那里自由进出。他们在“自由谈话会”中讨论政局时事和都市文化，直接发挥批评的功能，而《自由谈》中的《游戏文章》在内容上与“自由谈话会”互通声气，但更注重文体和趣味，以陶养性情的方式分享同仁之间价值的认同，培植批评的主体。那种游戏趣味，如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论及18世纪早期英国《旁观者》（Spectator）等杂志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说，对于贵族阶级嬉笑怒骂的讽刺和道德批评在本质上是理性而保守的，“主要是一种阶级强化的机能，将典律符码化和对批评实践的调节”，借此英国资产阶级伸展自己的权益。TerryEagleton，TheFunctionofCriticism：FromtheSpectatortoPoststructuralism（London：Verso，1991），p.10.如果将哈氏的含有“理想模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参照，“自由谈话会”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批评空间”显出中国情境的特殊之处。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看作一种“理想模式”的“现代性的理论陈述”，参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汪晖、余国良主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页151。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空间”的问题曾有过热烈的争论。如果辩证地对待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关系，首先涉及如何理解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范畴”（thehistoricalcategory）。哈氏认为，“公共领域”出现在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在同贵族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而咖啡馆、剧场、沙龙、报刊杂志等成为公众自由讨论和运用理性的场所；它建立在家庭和市场经济的“私人领域”的基础上，但资产阶级成功地发展了公共领域，不仅使公私之间的界限分明并使之制度化，而且自由运用的“理性”以普世“人性”的启蒙意识为前提。然而，近时一些学者批评哈贝马斯的灼见中包含着遮蔽，他把“公共领域”看作单一的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形成的历史模式，而忽视了无产阶级或女性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研究中主张存在“公共领域”的正犯了将哈氏理论单一化的缺失，尽力将中国境遇纳入哈氏的范畴，过分夸大了公众运用理性的自主性和机制性，从而模糊了公私之间的界限。另方面认为“公共领域”不存在的，则属于某种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悲观主义者。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论因噎废食或削足适履都不可取。如魏斐德一面坚持区分“官”、“公”、“私”之间的疆域，一面将“公共领域”追索到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思想和实践潮流（FredericWakeman，Jr.，“BoundariesofthePublicSphereinMingandQingChina.”Daedalus，Summer1998，pp.167189）。汪晖、李欧梵等提出“公共空间”的概念强调中国境遇的特有表现形式，自觉地处理了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陷阱和弹性，为探讨“另类”公共领域开辟新途（WangHui，LeoOufanLee，withMichaelM.J.Fisher，“IsthePublicSphereUnspeakableinChina？CanPublicSpacesLeadtoPublicSphere？”PublicCulture，1994，6，pp.597605）。事实上“自由谈话会”所代表的不止一个商报的利益，而确实以沪上资产阶级一度增长的实力作后盾，其抨击“党派政治”的“中立”立场，鼓吹以“法律”和“议会”为支柱的“共和立宪”，都反映了这一阶级政治上的要求。
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是“自由谈话会”的日常话题，但突出表现了它的主动干预及其强烈程度。像前面提到的王钝根的“快与俄国开战”那种义和团式的情绪表达，其实传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本土工商业的要求，蕴涵着对民国主权的质问。的确其中所包含其同人的共识是经济利益压倒一切，如热庐《爱国谈》云：“民国一线生机，实维大多数商家是赖，商家一遇恐慌，金融阻塞，百贸停顿，影响所及，不止商家一方面，几惹起全国动摇之势。”《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6月1日，第10版。在他们的国族想象里，民国应当兑现其共和立宪的许诺，为发展民族经济铺平道路。这种想象事实上极其脆弱，却维系着他们“中立”的批评立场。某则“自由谈话会”把孙袁之间的战事看作“两机关之争斗”，老百姓既未赞成，亦无能力可以帮打，只能采取“中立”，把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记录在案，将来通过议会找他们索赔。然而袁世凯随即解散国会，这种“索赔”的想法就显得过于乐观和幼稚。
“自由谈话会”常对沪上的商业动向作具体的批评，其作者也不讳言，如海帆说：““自由谈话会”之谈话，多提倡实业之语，资本家以及商业中，不可草草读过。如能细心研究而改良，未始非振兴实业，扩充商务之指南针，望阅自由谈者注意。”《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6月19日，第10版。这种干预有时颇为露骨，如逖侪明指“河南路某大绸缎店，以十万资本金，设一洋货店于大马路，专办舶来呢绒羽纱绸匹等物。噫，其愚可悯，其计亦左矣”。并讥刺“舍本逐末，吾国之资本家之知识，何其浅耶”。《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1月10日，第10版。
这种干预意向同当时以上海商团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增长有密切关系。商团成立于1911年3月，由几个原先属于市民教育性质的体操会等联合而成的武装团体。其领袖李平书（1854—1927），担任沪上自治公所总董等要职。在随即发生的辛亥革命期间，商团协助同盟会的陈其美（1878—1916）攻夺清军兵器库江南制造局，遂使上海宣布“光复”，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临时政府期间，陈任沪军都督，李任民政总长，可说是商团与革命派的蜜月时期，而商团也迅速扩展，由20个单位组成。当袁氏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派一再失利后而号召“二次革命”，商会改变态度，公开要求袁氏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建立秩序。当陈其美决定响应二次革命而策划攻打江南制造局，寻求李平书帮助，却遭到拒绝。参《上海商会小史》，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7册，页86—90；傅墨正等：《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册，页1—19；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明末清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06—137。
李平书背后支撑的是江浙立宪派首脑张謇（1853—1926），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在江南负一时之望。在辛亥革命期间，张倚向共和，据说李平书和陈其美合作光复上海，和张的幕后操纵不无关系。张又积极为袁世凯出谋献策，促使袁的倒清而登上民国总统的宝座。参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1），页1175—1181。1912年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史量才从席子佩手中买下《申报》。史氏本来就和张等过往甚密，辛亥革命期间常在沪上聚集讨论国事。参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页78—85；宋军：《申报的兴衰》，页84—94。对《申报》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中立倾向及与史良才的关系，参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页320—377。
这期间江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张謇、李平书等依违、斡旋于孙、袁两党之间，企图利用政治势力达到他们发展自身经济力量的目的，但他们的努力——随同其立宪政体的幻想——迅速地破灭，“自由谈话会”也成为昙花一现的景观。这与其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它的幻想被民族“革命”的大潮所吞噬，其命运亦不得不随之同沉共浮。这一中国情境中“公共领域”的特殊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却找不到答案，似乎可以结合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一书中所论述的现代印刷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加以讨论。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LondonandNewYork：Verso，1993）.最近藤井省三先生结合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理论来观察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见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四、小结：“自由谈话会”一波三折
一般认为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加强了该报的“中立”色彩，“自由谈话会”自然亦步亦趋。1914年，上海商团由于袁世凯一纸通令而解散，谈话会专栏也画上了句号，其昙花一现，看似寄生于资产阶级力量的消长，但与英法“公共领域”不同的是，它所代表的“民意”没有议会、法律等“公民社会”的保证，并非产生于资产阶级政治机制的运作过程，其自主性也受到作者们的思想和道德立场的局限，最终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而早夭。换言之，“自由谈话会”的形成和运作有其自身的思想条件和特征。这批投稿者由普通市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喉舌，和英法“公共领域”的相似性，更确切地说乃是自晚清以来的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模式的“想象共同体”的叙事的延伸。
在袁氏梦想恢复帝制而肆逞淫威之时，“自由谈话会”或明或暗地表达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它的独特的“讨论”方式为公民自由运用理性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其“中立”立场不仅标举“议论正当”和“新闻确凿”作为报纸传媒的伦理准则，并坚持“民意”与政党或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些投稿人具有的民间草根性和《申报》的权益者及资产阶级上层并非完全一致，根本上还是代表了广大市民的利益，典型的如王钝根在一则谈话中希望纺织业“大资本家”“能忍耐数年之折本”，降低织品的价格以满足“中等以下社会”的消费。《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3月11日，第10版。
这些投稿人的观念形态从自由、立宪到商战等，和《清议报》、《新民丛报》上梁启超（1873—1929）的普世性论述具有密切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毕竟也是梁氏所提出的以本土“民族主义”来对抗国际“民族帝国主义”的大波中的浪花。然而不无奇特的是，《自由谈》的文风却一反其“新文体”，与民初的小说——以徐枕亚《玉梨魂》为代表——交相辉映一种新式的古文，其间文脉交汇的契机仍值得参详。如果说受五四运动催生的白话文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启了大门，那么《自由谈》的文体似乎意味着关闭了这扇门，而“游戏文章”的确保留了某种传统士风的“私人性”，这一点也是后来五四诸公所疾视如仇的。
1913年9月，在同人们的努力下，《自由杂志》出版，力图扩展“自由谈话会”的批评空间，仅刊出两期便被迫停刊。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页768。1914年7月起由王钝根发起成立“俭德会”，一个旧道德色彩浓厚的松散协会，作为投稿者的归宿，似乎也是一层保护自己的烟幕。不久他离开《申报》，转向创办《游戏杂志》和《礼拜六》去了。但“谈话会”这一自由讨论的形式二十年代初在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杂志上分别有所继续，亦是“批评空间”的余波荡漾，关乎民初印刷传媒“公共领域”的兴衰，这有待另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