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26本文在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07年4月26—27日）；获香港大专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RGC）2007—08年度的资助（项目编号640507），又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研究资助（2006），于此鸣谢。
一、前言
民国时期的报纸大多有文艺栏或文艺版的“副刊”，常置于报末，有“报屁股”之称，然而对于文人的言论空间及其公共角色的现代转型而言，却是一道色调繁富的风景。其中头角最峥嵘者当数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多由名家撰稿，内容上收通俗启蒙之效，而文学风格与情趣也是熏陶国民性格之具。且副刊各有社团或圈子主政，思想倾向不同，相互之间常发生论争，与现代文学及文化的关系殊为密切。
不寻常的是，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乃至文学史里《自由谈》却占重要的一页。这缘自一桩“新旧”易手的公案：该刊由王钝根（1888—1950）创刊于1911年8月，不久他另办“消闲”杂志《礼拜六》，继他之后的《自由谈》主编吴觉迷、陈蝶仙（1879—1940）、周瘦鹃（1894—1968）都属“礼拜六派”。直至1932年《申报》馆主史量才（1880—1934）为了紧跟时代潮流，将周瘦鹃撤下，改由黎烈文（1904—1972）主编。参宋军：《申报的兴衰》，页162—167。由于黎氏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由谈》顿改旧观，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成为新文学“左翼”的喉舌。1950年代之后的大陆新闻史或文学史对这一“改革”大书特书，尤其是因为鲁迅（1881—1936）、茅盾（1896—1981）发表了大量针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投枪”般杂文，使之成为“新文学”的阵地，为该刊的“进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同时“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被划为“反五四逆流”而遭到批判、排斥，因此对于前期的《自由谈》历史也付之阙如了。这在较近的著作中仍有所表现，如张云初编的《申报自由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所选之文始自1932年黎烈文改版之后。其《编者前言》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由黎烈文取代周瘦鹃成为《自由谈》主编。在此国难当头，世事艰危之际，《自由谈》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打出‘进步’和‘近代化’的旗帜，拉开‘自由台’的幕布，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在一般措辞中仍免不了以“新旧”划线的，如“《自由谈》从1911年创刊起，到1931年的20年间，基本上是‘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等旧式文人的大本营”。见刘家林编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下册，页234。
1990年代之后，所谓“鸳鸯蝴蝶派”在“重写”的现代文学史中得到承认，新闻史在重写中也取开放姿态，大多言及《自由谈》前期历史，对王钝根等人也历历数来。参罗贤梁：《中国副刊史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页132。书中对于前期《自由谈》各主编述之稍详，并指出该刊发表“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文章，基本上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另参宋军：《申报的兴衰》，页162—171。总体上对于黎烈文“改革”的新旧之间的价值评判并无多大改变，而且认为“鸳鸯蝴蝶派”的副刊充斥着“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具商业消闲性质，谈不上思想性。
近年来民国报刊研究在海内外蔚成显学，多朝文化研究多/跨学科的方向拓展仅举有关《申报》研究为例，如韩南：《早期〈申报〉的翻译小说》，见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页131—146。吴方正、颜娟英对于民国期间美术教育的研究，见颜娟英主编：《上海美术风云：1872—1947申报艺术数据目索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其中李欧梵、鲁道夫·瓦格纳、梅嘉乐等学者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堪称劲旅。参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4381.BarbaraMittler，ANewspaperforChina？：Power，Identity，andChangeinShanghai’sNewsMedia，18721912（Cambridgeand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4）。此外有关研究尚有不少，此处不繁举。关于理论上讨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境遇的运用方面，最近的可参RudolfG.Wagner，ed.JoiningtheGlobalPublic：Word，Image，andCityinEarlyChineseNewspapers，18701910（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2007），pp.112.另如方平对于海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见《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16—24。稍早的理论探讨可参FredericWakeman，Jr.，“BoundariesofthePublicSphereinMingandQingChina.”Daedalus，Summer1998，pp.167189.WangHui，LeoOufanLee，withMichaelM.J.Fisher，“IsthePublicSphereUnspeakableinChina？CanPublicSpacesLeadtoPublicSphere？”PublicCulture，1994，6，pp.597605。李欧梵先生《“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则关注到副刊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二十一世纪》，第19期（1993年10月），页39—51。相关研究参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二十一世纪》，第81期（2004年2月），页87—100。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指出民国初年《自由谈》的作者们运用“游戏文章”作合法斗争，那种讽刺的文学风格曲达民意，且蕴涵公众运用理性的原则，有效地对政治发挥了批评的功能。文中触及1932年的新旧嬗变时，他认为与民国初期的《自由谈》相对照，30年代鲁迅的文章却陷入个人意气之争，不懂得如何利用报纸的公共空间，反而造成“批评空间”的丧失。
近年来周瘦鹃作为《自由谈》主编之一常被提起，但囿于“鸳鸯蝴蝶派”的成见，迄今对他的研究和评价未越出文学范围。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中言及周氏主编《自由谈》，仅把他看作一个鸳蝴派“小说家”，略介绍其所设置的小说、漫画等栏目，丝毫不提他的时政言论。宋军：《申报的兴衰》，页163—164。另如冯并在《中国文艺副刊史》中卓见地指出像王钝根、陈蝶仙、周瘦鹃等“是一批具有现代修养与意识的副刊编辑者”，同时却认为他们所编的《自由谈》“绝不触动时局，更谈不到针砭时弊”，与《申报》的“不党不偏”的宗旨相一致。见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页158。
本文集中讨论1920年代上半期《申报·自由谈》中由周氏主笔的时事短评“自由谈之自由谈”、“随便说说”、“三言两语”等专栏及他所主编的《家庭周刊》和《家庭半月刊》，旨在通过这些材料的解读，揭示周氏及其同人的政治见解及某种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理想蓝图。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有助于加深理解周氏及“通俗”文学与民国都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样从“文人论政”的角度来看周瘦鹃的大众媒体与批评话语的实践，对我们今天仍具认识价值，也有助于打破观念的束缚及学科疆域的局限，唤醒被遗忘的记忆角落，让历史呈现更为复杂的面相。
二、“言论自由”的政治实践
自1923年1月至1926年6月署名“鹃”的“三言两语”是周瘦鹃个人的时评专栏，置于《自由谈》版面之首，通常一二百字，寥寥数语，令人神旺。在追踪时事、揭露当局之时，对民国政要自总统、国会议员至各地军阀冷嘲热讽，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作为一个报纸文学副刊，却表现出如此明显的政治性，事实上如“自由谈”这一命名所蕴涵的，自其问世伊始即担负着某种“言论自由”的使命。笔者曾在《〈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一文中指出，王钝根主持下的“自由谈”以“游戏文章”的形式对民初时政热嘲暗骂，而“自由谈话会”专栏更属副刊同人论坛，明确发挥“自由”之义，即遵循报社的“中立”立场，实即代表了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二十一世纪》，第81期（2004年2月），页87—100。在清末，以“游戏”笔法讽刺时政的一些“小报”如李宝嘉于1897年办的《游戏报》及1901年改办的《世界繁华报》，更偏重“暴露”题材，在消解清廷威望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参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页213—217。1914年王氏编辑《自由杂志》出版了二期即停刊，与来自袁世凯政府的压力有关。
“三言两语”专栏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初始于“自由谈之自由谈”专栏，1918年由主编陈景韩开设，署名为“不冷”，与其字号“冷血”相对。此专栏置于版面之末，即左下角一小框内，类似“报屁股”，然而“自由谈之自由谈”顾名思义，犹如镜中之镜，由主编执笔，虽不总是画龙点睛，也须表现主编的个人风格。次年周瘦鹃任主编，“自由谈之自由谈”由他撰写，然而到1921年2月该专栏易名为“余渖”，意谓“余什”，低调了许多；作者庞杂，周氏之作仅偶尔出现，有许多来自一般的报纸读者。
然而至1922年7月1日，专栏又改成“一派胡言”，重新由周瘦鹃主笔，接着又改成“随便说说”。到1923年1月改成“三言两语”，位置从左下角移至右上角，即置于版面各栏之首。后来又置于末尾，自1925年至1926年又置于卷首。
这一专栏的设置及其或首或尾的位置，当出自一定的考虑，在读者方面也会引起不同观感。专栏虽属主编的主观发挥，但如果内容涉及政治，报馆也不会完全听之任之。其实“自由谈之自由谈”从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内容，谈的是人生箴言或日常生活感受。由周瘦鹃接替之后，更具文人小品的风格，增之以文学掌故、作品评论等，却时而不免感叹和牢骚，如1920年4月24日：
吾政府之心死也久矣。塞其耳不欲闻哀号痛哭之声，掩其目不欲见慷慨激昂之象。于是告之于利害，彼不闻也；示之以泪血，彼不见也。迁延日久，群心日激，而吾小民苦矣。
另一则刊于同年6月12日：
米珠薪桂，啼食之声彻四野。穷黎汗血所入，不足以图一饱。而彼瘠民以自肥者，则方夜夜在灯红酒绿场中，伺美人颦笑耳，呜呼！
时值后袁时期的北洋政府，各地军阀盘兵割据，战乱不已。经过直皖、直奉之战，北京政府被吴佩孚、曹锟的直系所把持。周瘦鹃申斥政府，为小百姓请命，所谓“吾国政府知有官意，军意而已，初不知有民意”《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0年10月13日，第14版。。这种声音固然微弱，但自觉为“民意”的喉舌，正延续了当初王钝根等人开创的“自由谈话会”的传统。当时最能代表“民意”声浪的是“废督”，即要求各地“武人”自动裁兵，消除祸源。周氏曰：
国民以废督请，跋扈武人立曰：“此无政府主义也，不可听，不可听。”然国民欲废督，必请于政府，是目中尚有政府也。若彼赳赳者扩地盘，位爪牙，自为支配，视政府如无物。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即此欤？《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0年11月5日，第14版。
然而在1921年2月起改为“余渖”的一年半里，对当局或时政的批评中断了。此专栏变成文人们表达闲情逸致的场所，也是周瘦鹃起的头，大谈风花雪月，如说到希腊爱神Cupid的典故及“日本妇人好傅粉”之类。至1922年7月改成“一片胡言”之后，周氏又担任专撰，一反常态的是，专栏字数大增，通常有三四百字，冠之以小标题。如第一则《伍廷芳和大偎》，说一周前死去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与日本人大偎侯生的一段往事，对伍的“不讲卫生”嘲弄了一番，既切入时事新闻，又表现出周氏的讽刺风格。
尽管名曰“一片胡言”或“随便说说”，但是对时政的批评则更取进取的姿态，造成这一转变的动因，是周氏自为抑是其背后有所指示尚难确知。从当时政局来看，恰值第一次直奉之战结束，北京政府落入直系手中，徐世昌辞去总统，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许诺出任总统，事实上受吴佩孚、曹锟的操纵。周瘦鹃密切注视北京政局的一举一动，及时揭露真相。如题为“吴佩孚自打嘴巴”的短评即针对吴的“不干政”的郑重声明，只是蒙骗国人的幌子。更说那些“大人先生”们高喊“废督裁兵，利民福国”，其实“没一件事不是自打嘴巴”。《申报》，1922年8月11日，第18版。另在《曹四之五条件》一则中讽刺曹锟把直隶一省当作他“曹家世袭的共和国”。“像曹四条件中的话，可真是一片胡言了。”《申报》，1922年7月10日，第18版。与此专栏名“一片胡言”相映成趣，不禁引人发问：倒底谁在“胡言”？另一方面周氏对于孙中山表示敬意和同情。其时孙氏的“二次护国”之役由于陈炯明叛变而遭失败，遂离开广州，先至香港，八月中抵上海，周氏的短评题为“欢迎孙中山先生到沪”：
孙中山先生护法功高，为一个法字奋斗了几年，挨了多少辛苦，吃了多少闲气。虽因了护法，做一任护法总统，似很合算，但也因了护法，得了个孙大炮的诨号，不大值得。但是无论如何，孙先生总已对得起这个法了。《申报》，1922年8月14日，第18版。
中山抵沪，受到各界团体数千人欢迎，并就国是发表“宣言”，“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2年7月—12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页305—309。不过，周氏的“欢迎”与其是政治立场的表态，毋宁是表达一般上海的“民意”。所谓“孙大炮”略含善意的讽嘲。在一个月前的一篇短评里，如“广东的孙、陈、四川的刘、杨，为了地盘和权利问题，本来已像水炭一样不能兼容”。《申报》，1922年7月13日，第18版。文中将孙中山、陈炯明和其他军阀相提并论，实即为报馆所秉持的“不党不偏”立场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