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在宫崎滔天的革命理念的历史背景里，来看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初晤孙中山的著名叙述。这段叙述长期来被用作信史，却殊有问题。在整整两页的问答里，孙氏的表示具有结构的完整性，事实上被当时的中国革命党用作“革命”宣言书。这里摘录的，乃其中“新名词”颇多的部分。
我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命为志的。但还不知详情。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他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现在竟把我国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当作俎上之肉，如被饿虎取而食之，则将增加其蛮力而雄视天下。如果为道义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号令宇内。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拥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呢？……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页122—123。
据宫崎滔天之妻宫崎槌子说：“在陈少白家里初次会见孙先生的滔天，用不熟练的英语谈了一些话，因为不懂中国话，重要的事，都是笔谈的。”并说：“这样的笔谈问答，是和不完整的英语混在一起谈的，所以难以理解的地方很多。”宫崎龙介：《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迹》，见《三十三年之梦》，页274—275。《三十三年之梦》一向被认为是孙中山研究中的权威资料之一。黄季陆云：“尤其可贵的是此书曾经中山先生亲阅并为之作序，自更值得作为研究中山先生生平的一种参考。”见《傅著〈国父孙中山先生传〉》，载于《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页107；另见李云汉：《关于国父传记著述的评述》，同上书，页203。在大量的孙中山年谱、传记等著作中，尤其是《三十三年之梦》中孙中山与宫崎滔天之间的初次谈话，被不加说明地加以使用。自1976年出版的《宫崎滔天全集》公布了当时孙中山与宫崎滔天之间的“笔话残稿”之后，如彭浑周对该材料作了较详细的研究，但没有将之与《三十三年之梦》联系起来。见《关于中山先生的笔话残稿》，载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页221—255。只是在最近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中，在注解中指出：“《三十三年之梦》所记谈话，与今存残稿所记相较，两者文字各异。”（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19）由宫崎槌子保存下来的《笔谈残稿》来看，笔谈是汉语文言，而《三十三年之梦》是流利的现代日文，但问题不在这里，在将文言转化为现代语时，也可以做到意义的相对忠实。但两者更在内容、用语上大相径庭。《三十三年之梦》关于中国“革命”的问答，在《笔谈残稿》中根本找不到。当然，如槌子所说：“因为常常受到官宪的压迫和搜查，许多已经烧毁了。”《三十三年之梦》，页274。问题也不在这里。《三十三年之梦》写于1902年，是一本具浪漫文学色彩的自传，其中有关中国革命的部分，与其说是为孙中山的革命史提供历史文献，毋宁说给他的自我表演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镜像舞台”。书中确实为孙中山立传，且是书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整整两页的孙中山自述其“革命”方略极富修辞的戏剧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种历史的重构，且仿佛有读者在场，讲求“革命”的宣传效果。
再看《笔谈残稿》，使人感受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且看其中显然属于滔天和中山初次交谈的内容：
滔天：陈白先生之事。弟从亡兄弥藏之书信闻之。弟着横滨之时。家兄已逝。亦不可寻陈白先生之事。弟心窃求陈白先生而不得。适渡清之前数目。而曾根俊虎君。此人诏介陈白兄。后闻曾根氏之风阁。弟心甚痛之。
孙文：共与陈君见过几次。
滔天：二次。
孙文：有谈及亚洲大局否。
滔天：然。
孙文：有谈及现与弟议之事否。
滔天：陈先生呈先生之著书（KidnappedinLondon）。弟先略闻先生之事。是赖家兄之书信。
孙文：先生有对陈君言过贵政府欲相助之意否。
滔天：不敢言。唯诏介于犬养（毅）君。今依犬养君闻之。陈君未遇犬养君。
孙文：弟意欲招陈君回来。共商此事。先生以为如何。
滔天：甚是。《笔谈残稿》，见《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页164—165。
约在去岁（1896）1月间，宫崎滔天之兄宫崎弥藏在横滨初见陈少白。嗣后滔天在长崎从渡边元那里得到弥藏从横滨给他的信，知道弥藏同陈少白的接触。这也是滔天最初得知有关中国会党的情况。同年10月，滔天至横滨，弥藏已病故，在参加葬礼时初遇犬养毅。本年约5月间，滔天在横滨往访陈少白，获《伦敦被难记》，得知孙中山为会党首领。据《笔谈残稿》，滔天说已经见过陈少白二次。然而《宫崎滔天年谱》谓在会见孙中山之前，仅见陈少白一次。即在5月间，滔天由曾根俊虎绍介，在横滨访问陈少白。史家多从之。（《长编》，页146）《三十三年之梦》亦仅载一次，时间当在7月，叙其病后赴中国之前，匆匆与陈少白会晤。（《三十三年之梦》，页112—114）今疑宫崎在5月初见少白，而在7月临去中国前又见一次，从少白处获介绍信等，便于找会党中人耳。俟考。6月下旬他在犬养毅的鼓励下决定去中国“细探”时，可儿长一、平山周己受外务省之命赴中国。7月上旬，宫崎滔天在泰国得到其兄宫崎弥藏从美洲寄来从英语报纸上剪下的关于孙中山的报道，似乎赞成宫崎之“清国行”。嗣后，滔天赴中国，与平山周会合，在港、澳等地继续调查，从何树龄、区凤墀那里进一步了解会党内情。当得知孙中山经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急忙赶回日本。
当时孙中山亡命日本，处于清廷侦探和日本警方的密切监视之下。宫崎滔天已经完全投入其调查任务，其返国已在9月中下旬，距孙中山抵日本约一月之后；他立即往横滨陈少白住处找人，情急之态可以想见。对滔天而言，自从事“追踪”任务已经有两月，所谓会党情况仍不清楚，现在孙中山既是众矢之的，所以从孙身上首先需要印证、了解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及其权威程度，他在政治上的真实意图，以及引向双方的权力关系以及合作的可能性。这些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乃是宫崎滔天所亟需，而借此方能向外务省“交差”。至于人格、气质的判断、主义的讨论，已属其次。换言之，尽管滔天自己有“革命”的理想以及测量会党势力的标志，如果不触及这些实质问题，而纵论高妙之“革命”，则不合情理矣。
因此上面的一小段“笔谈”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实质性”对谈。之所以应当确定为中山与滔天之间最初的笔谈，是因为此时陈少白已去台湾，这里滔天提到陈少白及弥藏等，乃是对自己的背景作必要的交代。而孙中山的问答处处体现了自己当然的领袖地位，所谓“有谈及亚洲大局否？”之间，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的机敏、果断，他知道日本人从他身上要的是什么，这一点——如何造成孙中山转向日本而针对西方——颇令人困惑。当问及“贵政府欲相助之意”时，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孙氏的反满决心及其冒险的前景，此时滔天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犬养毅的出场乃情理中事，不得不成为挡箭牌，实际上宫崎自己是牵线者，也是被线牵者。
将《笔谈残稿》与《三十三年之梦》比较，后者大谈“革命”，此二页的中山“自述”出现了近十个“革命”，而前者只字不提“革命”，虽然二人所讨论之事无不可以释之为“革命”。即使两人谈到反满“起事”，即最可能使用“革命”的场合，也只字不提“革命”。这样强烈的反差殊令人惊异。我想不无争议地指出的是，《三十三年之梦》作于1902年，宫崎滔天不仅对1897年的历史性会见作了戏剧性的“再现”，也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再诠释”。这一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陈述，无论是理论水准及实际产生的效果都是空前的。在次年出版的黄中黄（章士钊）译的《孙逸仙》一书，将《三十三年之梦》摘编而成。书中滔天与中山初晤的章节，将中山阐释“革命”的部分更变成一篇独立的“宣言”，那些叙述者的描写被删去。一般认为《孙逸仙》在改变孙氏的“流寇”、“匪党”形象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换言之，在改变“革命”的接受心理方面，收到了效果。如吴相湘云，“自《孙逸仙》一九〇三年刊行后，一般人对孙先生才有认识，观感为之大变。……这一册书的刊布，对于国民革命的推动，其影响力与同一年刊行的邹容《革命军》一书是同等重要的。”《大革命家孙逸仙·前言》，见《大革命家孙逸仙》，页1。这一单独成篇的文本被广为使用，如陈鹏仁：《国父在日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页86—88；彭泽周：《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页270—272。
正是1897到1902年这数年间，中国“革命”话语经过日本的中介经历了“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围绕“革命”的使用产生了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其现代意义在新语法、新词汇的结构中得以体现。对于这个新的“革命”话语的形成，梁启超有汗马之功。他到日本后不久即接受了翻译意义上的かくめい，试图将“明治革命”的政治模式纳入其改良主义的轨道。当他在他所主笔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孜孜不倦宣传这一“革命”新义的同时，也大量传播了借自于日本的“新名词”。不可避免的，在1899年年底首倡“诗界革命”时，目的是宣传“欧洲真精神、真思想”，而作为“诗界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求使用“新名词”。如他所举例的“共和”、“代表”、“自由”、“团体”、“归纳”、“无机”等词。梁启超：《汗漫录》，见《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页2283。也正是在世纪初数年里，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风靡了朝野上下。如徐珂《清稗类钞》云：“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册，页1724。另参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页99—110。
明乎此，将《笔谈残稿》和《三十三年之梦》相对照，语言上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所用的语汇各异，更凸显了后者中孙中山的“革命”陈述的虚构性，正由于大量出现了这类“新名词”，如“精神”、“共和主义”、“责任”、“国民”、“理想”、“进取”、“世界”、“人道”、“恢复”、“拥护”、“成就”等，对于1897年的孙中山来说，并非说他没有“共和”思想，或者说他没有接触到某些新名词，但像这样的流利使用和表达“革命”思想，则属不可思议之事。
正由于宫崎滔天对孙中山“革命”伟论的精彩再现，极具典型意义，不啻提供了一个观察现代“革命”话语的历史窗口，而所呈现的“革命”话语的历史风景，亦非静止无风，而总是变动不居。就滔天本人所起的作用，不仅在1898年称孙逸仙为“革命党”，亦更在此1902年，继续用新语言为诠释、发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作出新的贡献。犬养毅在1930年发表的《孙文的回忆》一文中说“滔天实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汉，外务省原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中国革命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任务，而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彭泽周：《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载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页265。。既为官方服务，却始终不失其可爱的“浪人”情怀，滔天的人格确实不可多得。虽然在政治上并未像犬养毅所说的“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任务”，而与孙中山等成为莫逆，大约因为有点像彭泽周所说的他与孙氏分享了“会党”的“节”、“义”观念。当初犬养毅期望宫崎投入革命党，并“熟习”其“语言”，宫崎是否如其所望，另当别论，至少在“革命”话语方面，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本来是“革命”论的输入者，而将自己置于接受者的地位。
这里插一段的是，宫崎滔天在1898年发表《幽囚录》时，就对中国“革命”作了一次小规模的“文本”改造，其意义却不在小。为向日本读者介绍孙中山是谁，滔天作《告读者》，冠于《幽囚录》之前。其中引到当时《申报》有关孙中山的一篇报道，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孙派革命党”的存在，并成为政府的要犯。不嫌引文稍长，专家或有兴趣焉：
會匪の如きは、粵匪平定の後，兵勇の各處に散在せもの、衣食に窮乏の餘、私かに哥老會に結びたるものにして、哥老會と雖も、是亦無業の遊民たるに過ず。されぼ長江數裏內に出沒して、多年陰謀を企つるも、兵威を以て之に臨まぼ鳥奔獸走、以て大患と為すに足らず。然るに、夫の革命黨に至つては、尤も害をなすに足つて、而して又尤も除き易からざるものなり。同黨の主領は、粵東の孫文（字を逸仙と稱す）にして、年少洋學に通じ、米國に於て醫學を脩む。業成るに及び、歸國して香港、澳門等にて開業し、每に書を著はして革命新說を鼓吹せり。彼曾て南方の地に鶯粟花を植て、鴉片を制練せんことを出願せしき、地方官の為め排斥せらわしより、更に北洋大臣向して上书する所ありしが、當時恰かも日本と開戰中にて、李鴻章も日夜繁忙の際、之に批答するに及ばざりしかば、孫文は乃ち國家の多事乘しで、黨類を糾合して叛旗を飜へさんとし、竊に十余萬兩を投じて統器を購求し、準備已に成りしに、機密忽ち泄わて、孫文の身上頗る危殆と成りしかば、忽然海外に逃れ、英國に於て一たび捕縛せられしも、又脫して今は現に東方の某國にめり。而して、彼の熱心は愈堅く、海外流寓の際も、絕ず革命に關する書を著はして、内地に流布せしめたるより、黨類國内に滋曼し、今は縉紳中にも之に信從する者鮮しとせず。斯る勢なれば、彼黨にして一たび竿を揚げて起らんか、忽ち國家の一大難を發するに至らん。然れども廟堂の官吏たるもの、徒ら外人の淩侮に痛心疾首して、肘腋の臣患を擧げて、之を不見不聞に付す。豈亦憐わむ可き哉。《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页426。
检此文节译自上海《申报》1898年1月29日《防内患说》一文，前面一大段讲中国自甲午战败之后处于危机之中，如果走上富强之途，大局尚可挽回。然而最大之祸害莫过于会匪党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