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如陈少白、冯自由所说，孙中山在见到日本报纸称他为“革命党”之前没有使用“革命”一词，这个记载含有某些可靠的成分，尽管陈少白的记忆有误，下文还要谈到。联系到当时的中文语境，孙中山把“天命无常”作为宣传口号，其实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尽管其中蕴涵的传统“天命”现仍标志其农民心态的局限，但和在英文中竭力避免使用revolution或revolt却有着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在中文里不用“革命”或“造反”。
既明了当时英语世界在“revolution”含意上的暧昧性，有必要澄清一条颇为重要的史料，即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所引用的，他在1895年的日记载有他与孙中山等人进行广州起义的有关情况。其中说到广州起义前，“孙念念不忘革命”，这句话经常为学者所引用，有的把此作为孙氏此时已经使用“革命”辞的坚证。见桑兵：《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页128。此需略作辨正。谢氏原文云：
Sunday，5th.May，1895.—“SunYatsenappearstobearashandrecklessfellow.Hewouldriskhislifetomakeanamefor‘himself’.Sunproposesthingsthataresubjecttocondemnation—hethinksheisabletodoanything—noobstructions—‘allpaper’！”
Sunday23rd.June，1895.—“Sunhasgot‘revolution’onthebrain，andisso‘occupied’attimes，thathespeaksandactsstrangely！Hewillgrowcrazyyet.IforonecouldnottrusthimwiththeresponsibilityoftheleadershipoftheMovement...”TseTsanTai，TheChineseRepublic：SecretHistoryoftheRevolution（HongKong：TheSouthChinaMorningPost，Limited，1924），p.4.（星期日，1895年5月5日——“孙逸仙看来是个急躁轻进之徒。为他‘一己’成名，不惜铤而走险。孙所谋划的事情无不嗤之以鼻——他觉得他能做成一切事情——只需举手之劳——‘扯淡’！”
星期日，1895年6月23日——“孙念念不忘‘造反’，且如此‘执迷’，以至有时言行古怪！他会走火入魔的。我个人就不信他能担负起领导运动的责任……”）
在把孙中山描写成一个缺乏领袖素质、不值得信赖的人之后，说道：“Sunhasgot‘revolution’onthebrain”，这里带引号的revolution在当时的英语里意指“叛乱”，就像上面所引的《德臣西报》的用法一样。在当时的中文里，这被译为“造反”。所谓“孙念念不忘革命”的译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谢氏此书用英语写成，刊于1924年。其时民国成立十余年之后，他说到辛亥革命乃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大革命”，所谓：“ThenextgreatmovementfortheoustingoftheusurpingManchuswastheGreatRevolution，culminatingintheRepublicofChina，thesecrethistoryofwhichIamnowpublishingtotheworld.”同上书。这里的“大革命”（theGreatRevolution）当然被戴上了尊崇的光圈。尽管此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孙中山的，然而在行文中叙到1895年与孙中山联合，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流行，亦不得不称兴中会为“revolutionaryparty”（革命党），因此也就无需给打上引号了。
四、亡命日本与“革命”话语的现代化
如上文指出，根据陈少白、冯自由的说法，孙中山在1895年见到神户报纸遂自称为“革命党”。由于陈德仁、安井三吉发现当时神户报纸实称之为“广州暴徒巨魁”，动摇了这些说法的可靠性。陈、冯的说法在孙中山研究中一向举足轻重，我们应当重新考虑陈少白的这条回忆材料以及冯自由的诠释和引申。在90年代见世的一些孙中山研究的新作中，有的仍照引不误。有的已经干脆不用这条材料，表示了对它的怀疑，但另一方面说，对这样一条重要的史料，不作任何批评而加以摒弃，是说不过去的。稍举数例。李凡仍引用陈少白的说法，“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开始沿用革命党的名称”。见《孙中山全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页48。在李云汉的新作《中国国民党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94）中，则避免使用这条材料。另如李吉奎取陈德仁、安井三吉的说法，而否定了陈少白的自述，见《孙中山与日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8，注1。
对于陈少白的自述，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在说谎，出自革命宣传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是他的记忆有误。我认为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多，因为我们可发现另一条材料，即在1898年（明治三十二年）5月，宫崎滔天将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连载。见《宫崎滔天全集》（东京：平凡社，1976），第1卷，页452；及第5卷，页666。这样看来，当时确有日本报纸称“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这说明陈少白所说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是有根据的，只是在他的事隔三十余年的回忆中，地点与时间弄错了。陈少白于广州起义失败后随同孙中山赴日，此后数年逗留在日本。1898年2月，陈少白从横滨迁至东京与孙中山在一起。其时两人与宫崎滔天关系至为密切，据彭泽周的推断，此年“六、七、八月间，宫崎又与中山先生在东京暂时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彭海周：《关于中山先生的笔话残稿》，载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页228。。因此他们亦殊有可能看到宫崎的文章，遂发生如陈少白回忆中所说孙中山自称为“革命党”的戏剧性一幕。
这是一种猜测，成立与否并不妨碍我提出的论点，而宫崎滔天将《伦敦被难记》改题，称孙中山为“革命党领袖”，这一事实标志着中国“革命”话语在日本的现代翻版，已经肩负其新的使命。我们将进一步发现，宫崎滔天的这称呼与其说出于他一己的赞颂之情或修辞策略，更不如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受到日本“革命”范式的制约。
我的这一猜测如果与事实不远的话，实际上便将孙中山接受“革命”作为其反满口号的过程推迟了两三年。这一“推迟”是更接近历史实际的，不过问题不在于斤斤计较这数年时间，须强调的是这一历史过程。孙氏的这一“接受”，尤其在1903年之前，乃是“革命”意识形态迅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跟我前面一节所作的推断是一致的，即在当时香港的语言和文化环境里，不仅孙中山自己不可能突破传统的“造反”框架，而且他所理解的revolution亦与“革命”相抵触。不仅如此，我将进一步证明，恰恰在孙中山1897年秋不得不将反满运动的大本营移至日本之后，他正式接受“革命”的内外触机方才形成。当时的日本为“革命”不仅具备了物质、文化上的条件，而且在语言上思想上直接提供了明治“革命”经验，因此在这样的新环境里，“革命”之机一触即发，遂使孙中山豁然开悟，而称自己为“革命党”。换言之，从史料辨析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孙中山广州义举失败之后，“革命”的现代意义才首先在日语使用中浮现。
中国的“革命”话语在日本前现代的特定政治、文化境遇里也有一个被接受和改造的过程。在中世纪日本，“革命”的意义已经和“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妥协，其结果反而使之成为维护天皇制的工具，产生了和平改革的意义。日语的如かくめい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产生了自己的历史新意，形成了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与表达模式，另一方面在语源上又不可能摆脱“汤武革命”的意义。这样的“革命”二元性体现在“明治维新”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明治维新亦被称为“明治革命”，正如提倡王政“革命”的吉田松荫被称为“革命人物”。参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第41期，页87—89。当宫崎滔天称孙中山为“革命党领袖”，这在日本语境里含有世界性与现代性的丰富涵义。所谓“清国革命党领袖”说明这“革命”的真正语境是在中国，其中的政治暴力意义不言而喻，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推翻一朝一姓为目的的“革命”，而同时带有西方革命与明治维新意义上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整体变革。这一“革命”的正面形象是新的，既区别于那个被译为“造反”的“Revolution”，亦与改良派在负面意义上使用的“革命”不同。
这个“清国”的限定词亦反映了宫崎滔天的修辞策略，与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复杂操作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宫崎支持孙中山乃得到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批准。当时成立不久的松隈内阁，派遣他及平山周等去中国调查反清会党势力，希望能利用会党力量牵制清政府的反日政策。而在宫崎背后直接牵线的是犬养毅，属大隈重信的心腹。参黄自进：《犬养毅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援助动机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页235—251。大多数探讨孙中山与犬养毅、宫崎滔天的著作都具有那种将中日关系“浪漫化”倾向，而黄自进此文对于他们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作了严峻的考察。其实距《幽囚录》刊出一年之前，当宫崎从陈少白那里了解到孙中山之后，而与犬养毅讨论有关支持反满运动时，后者便于6月21日致宫崎一函：
来谕问题，不敢妄言何以为是。以外行人论之，愚意以为投入革命党中，不久即能熟习其语言，故当下定决心投身其间，不知尊意以为如何？当然，所冒危险亦在意料之中，甚或可能以前程无限之身与犬豸之辈同归于尽。见《宫崎滔天年谱》，《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页655。本文译文转引自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24。
此函似是迄今所见的最早日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党”的可靠的文字资料，宫崎滔天原函措辞如何，今不得而知。犬养使用“革命党”一词的来源，不可能来自孙中山等人，此时孙氏仅是犬养等人心目中模糊的追踪目标，而对清国会党的了解，基本上通过间接报道。与前两年神户报纸称广州起义为“暴徒”相比，这一“革命党”的称呼，意味着一种质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是伦敦事件，在英文报道中，特别在书中附录的在1896年12月3日《德臣西报》上刊出的《假设的革命党人》一文，孙中山的形象就变得模糊起来。而标题中revolutionist在日本的语境里已被习惯地译为“革命者”，且带有尊崇之意。所谓“革命党”首先指的是政权颠覆，但孙中山口口声声的“改革”似乎还以建设政权为目标。这在日本人看来，这种含糊性颇合乎现代的“革命”意义。重要的是，当犬养毅作此函时，他和宫崎滔天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伦敦被难记》一书。宫崎滔天在5月间在横槟访问过陈少白，获得《伦敦被难记》。见《笔谈残稿》和《宫畸滔天年谱》，见《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页165、665。是年5月，平山周、可儿长一奉命赴中国侦察会党，平山周在上海书店购得《伦敦被难记》，即摘要报告犬养毅。见《孙中山年谱长编》，页146、148。显然孙中山已成为两人的主要关注对象，“革命党”更实指《伦敦被难记》所说的“少年中国党”。从犬养毅的劝说口吻来看，对于孙氏等人的情况仍不清楚，而他对“熟习其语言”的强调，似乎更衬托出他在“革命党”称呼中所倾注的主观想象和欲望。
虽然未见宫崎致犬养毅原函，但在6月22日，即在犬养毅之函的次日，宫崎给妻子宫崎槌子一函，情绪极其激烈，表达了他决定“投入革命党”之后的那种矛盾和痛苦，“尔来我出入于权门，缔交政治家，信口雌黄地云云政论，东方问题，努力于迎他的意，不敢损他们之意。……我已经是大俗的受洗者，是卖节卖色的艺妓和妓女。呜呼，我此次之清国行，就是这样实现的”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页8。另见《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页349。。这里表现出宫崎滔天自身的“革命”理想与当时日本官方支持他清国“革命”之间的矛盾。宫崎是熊本人，早年就学于德富苏峰（1863—1957）在该乡创办的“大江义塾”，其世界观受了苏峰的感化，混合着某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主义。见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第41期，页89；彭泽周：《富崎滔天与中国革命》，载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页260—261；另参花立三郎：《德富苏峰と大江义塾》（东京：ぺか社，1982）。如他自己所表述的，深受耶稣那种普世同情的感召，“我坚信其根本的革命在于改变穷人的现状”见《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页6；《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页348。。
甲午日清战争前后，日本扩张欲望日益强烈，日本应当担负起亚洲领导使命的理论也走向表面化。冈仓天心的“亚洲文明论”和近卫笃麿等的“同文同种论”纷纷登场。面对清国积弱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松隈内阁中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倾向于“支那革命论”，即支持政府对华扩大势力，同时希望促成中国政治的现代转换，成为防御西势东渐的屏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密切注视并积极支持康、梁和孙中山。参赵军：《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载于《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669—691；关于孙中山1897年至日本后，与朝野人士相交，其中多属东亚同文会干部。参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载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页310—311；关于松方内阁的对华政策，参前书，页264。因此，尽管宫崎滔天决定为官方的对华政策服务，他的“支那革命论”仍包括“根本的革命在于改变穷人的现状”，比犬养毅他们的“支那革命论”更具人性的普世理念，更具理想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