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会匪难平，党祸潜炽，则萧墙之变，诚不可不预为防维耳。会匪者何？当粤匪平定时，各处散勇游兵，私结哥老会。长江数千里内，四出散布，阴蓄异谋，立堂名，散票布狂悖之语，几令人耳不忍闻。昔年各属焚毁教堂，类皆彼中人煽诱而成，以冀乘机举事。幸封疆大吏绸缪未雨，得以反侧渐安。今虽不致如死灰复燃，而其党愈聚愈多，诛之既不胜诛，抚之更无可抚。一旦揭竿而起，不致如洪逆金田之变者几希，谓非中国腹心之疾乎。虽然，此尚不足忧也。哥老会中人，大半皆无业游民，蠢如鹿豕，虽有黠者，亦惟是多方勾结，藉惑愚氓。但使临以兵威，若辈即如鸟兽之散。其与贩私枭匪，踪迹相同。散处江湖，犹非大患。仆以为最足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其惟革命之党乎。闻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孙逆字逸仙，年少通洋文，素习医于美利坚，业成而回，悬壶香港、澳门诸处，每喜著书立说，大言欺人。昔年忽发奇思，欲就南海种植罂粟花制鍊鸦片，经地方官批斥不准。旋又上书北洋。时方日本兴戎，李傅相日昃不遑，未及批答。孙逆乃纠成党羽，谋叛圣清。私购军火至十余万金，约期起事，事机不密，先期经官吏搜查。孙逆逃而至外洋，转徙飘流，行踪靡定。去岁行经英国，已由龚仰蘧星使设法禽获矣。随又漏网脱逃。然其谋叛之心终于不改，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刊布妖书，藉口于新法之宜师，大言炎炎，任情狂吠，一时信从者众，竟有缙绅士类，附会其言，累牍连篇，著为论说，阅之几令人发指眦裂，拔剑激昂。犹忆去冬本报所录香港报中历载英员审讯妖匪案牍，狂妄悖逆，罪不容辞。我不敢谓若辈定与孙逆通同，然亦安知其非孙逆余党？……《防内患说》，《申报》，1898年1月29日，第1版。
《申报》的这一相当于社论性质的论说颇不寻常，似出于较知内情者，虽然如在美国习医及计划种鸦片等不合事实。约半年之前该报的有关孙中山的报道，把他称为“会匪”、“逆犯”见《论粤东调兵剿匪事》，《申报》，1897年5月9日，第1版。，而在这里孙氏的形象已经更为具体，带有知识化、国际化的色彩。同样，这“革命党”也似乎含有新意，听上去比过去的会党更为厉害、更为可怕。当孙中山还在称自己是“改革党”时，他的伦敦事件已经渐渐发生“革命”效应。自去年不仅从犬养毅那里听到“革命党”，在3月里，上海的改良派喉舌《时务报》上刊出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就惊呼如今“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衅者，蔓延于泰西矣！”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号（1897年3月）。戊戌变法期间，在危机意识的高压之下，“革命”话语经历了一次剧变。改良派一方面出于对世界“革命”风潮的极度恐惧，另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的经典诠释策略，直接将下层的叛乱称为“革命”。当他们主观地转换“造反”与“革命”之间的传统文化符码，已经切断了“革命”话语的神圣性，无意中也取消了清朝的合法性。《申报》这里痛斥孙中山“革命党”，实际遵循的是改良派的新的“革命”观。
日本人对重铸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贡献——如犬养毅与宫崎滔天称中山为“革命党”所示——促成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转换，于是反清运动不仅获得现代物质支持，又从传统中吸取了精神资源。上面滔天的《告读者》里，《申报》的这篇文章完全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即由中国报纸说话，说明了孙中山的不可忽视。但滔天仍然做了手脚，大段删除原文，使之更具可读性，当然所删部分基本上属于对“革命党”的负面抹黑之词。某些地方又略作改动修饰，要紧之处如原文在“业成而回，悬壶香港、澳门诸处”之后说“每喜著书立说，大言欺人”，宫崎将此改成“每喜著书鼓吹革命新说”。再后面一处，原文云“然其谋叛之心终于不改，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刊布妖书，藉口于新法之宜师，大言炎炎，任情狂吠，一时信从者众，竟有缙绅士类，附会其言，累牍连篇，著为论说，阅之几令人发指眦裂，拔剑激昂”，宫崎将“谋逆”、“妖书”、“狂吠”、“发指眦裂”等语全数删去。这两处一增一删，虽未完全改变原文否定“革命”之意，但经过改动，与原文大不一样。“革命”不那么可怕、可恶，不仅对孙中山的指斥温和得多，而更突出了他的传奇成分。宫崎的改动行为对于他意欲改造或转换中国“革命”话语的文化符码，甚具寓言性。
五、革命、かくめい、Revolution之间的话语权力网络
本文对孙中山与“革命”话语之间关系的探索，是研究孙氏革命思想形成的一种方式，或许更属一种有形有迹的皮相之见。关于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及其来源，今后必定还有见仁见智的探讨。如果今后的探讨觉得有必要将“革命”的后设诠释意义与历史意义加以区别，则本文便完成了它的基本使命。
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孙中山与现代“革命”话语之间经常处于主客体互相变换的关系。从“革命”与かくめい、Revolution之间的旅行轨迹中，探寻孙中山的交汇之处，观察“革命”意义的内在、外在的触媒、衍革、蜕变或抵御，寓言似的运作于19世纪以来的东西方之间殖民、反殖民的权力网络之中，颇有趣地说明“孙中山所受的教育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叶西方教会教育最理想的体现”王立诚：《中西学的整合：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思想辨析》，载于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87），页111。。然而孙氏最终对英语世界的“革命”资源失望而转向东洋。尽管他赞赏西洋文明，尽管他的伦敦脱难也受惠于英国的政治体制、民主传媒与绅士风度，但他终究发觉英国的保守政治并不意味着体现正义或革命的原则。如史扶邻指出，孙中山“对英国及英国文明的矛盾心理所表现的态度及看法”，即“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英帝国主义；但是同时他也没有对英国文明与其民主作风所表示的羡慕有所隐藏”。他“个人的失望”里，不光是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英国’的面貌，就是大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居民的歧视”史扶邻：《英国与孙中山》，载于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411—419。，而且从教会文化将Revolution译为“造反”这一点而言，亦未眷宠他自小崇尚“汤武”的人格形象的秘密欲望。
的确，“革命”话语的现代化多半受赐于日本的“同文同种”的有利条件，但这一现代化的机遇也是偶然促成，即由于中国精英阶层的“流亡”使日本成为“革命”的思想炸药库。虽然かくめい的意义在日本的历史衍变中已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但日本人到底对“革命”的暴力的阴魂有所戒备，朝野上下并不鼓励“革命”，即有提倡者，亦不必专意于暴力，即有涉暴力，亦难成燎原之势。当犬养毅与宫崎滔天竭力支持中国“革命党”，并鼓吹“支那革命论”时，似乎不必遵循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同样，尽管宫崎滔天支助中国革命富于浪人的侠义风范，而他的考虑不会违背日本的利益。他在1898年12月12日提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页176。
或许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者会觉得惊奇，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一词的使用事实上颇为保守。从现存文字资料来看，约1903年年底，“革命”开始在他的公共演讲及私函中频频出现，尽管他早已萌发革命思想，另外在此前数年间，“革命”一词也不断在中外谈话或报道中出现。在1902年为《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继而在1903年9月《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革命”仍不露面。此时梁启超已经惊呼国中听见“革命”而骇怕者已寥寥可数。孙中山如此抵抗“革命”之诱惑，并不可怪。“革命”话语作为书面文体的使用，有一个写作习惯的问题；作为一种现代话语的表述系统，在理论上也面临新的挑战。更主要的，在“革命”被转化为公共话语的过程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于这一话语力量的充分认识及其对于运用时机的准确掌握，因此这一“保守”性正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当“革命”几成口头禅，成为公众信仰的认同时，一旦进入他的使用范围，政治资本即能转化为实际的效能。
1903年底之际的这一转折，说明“革命”话语已水到渠成。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一年出现的《三十三年之梦》与邹容的《革命军》，伴随着“变革”、“进化”、“共和”、“民主”等现代意识，“革命”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在接踵而来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中，为孙中山更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机遇，就像发生在《民报》、《新民丛报》之间的大争论，其结果是“革命”话语既在理论上获得长足的进展；当这一话语被披上“正义”的光圈时，也被赋予了实际的政治机制的力量。
这一保守性也部分地取决于当时孙中山与在日本的留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孙中山一向依靠的是会党与华侨，对青年知识分子仍抱有疑虑。当留日学生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崭露头角后，他愈益重视这股力量，“然而，孙中山与这股革命力量之间有一个相互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61。。尤其在1903年春，因俄国拒绝从东三省撤军，东京的留学生普遍展开拒俄运动，新的宣传出版物《江苏》、《浙江潮》等风起云涌。以《江苏》为例，“革命”话语呈现突进的轨迹。在4月、5月第一、二期上，主导论文的关键词是“改革”。第四、五期之后，如季子的《革命其可免乎！》、壮游的《国民新灵魂》等文，“革命”、“流血”的激进论调有增无已。在这样的充斥暴力语言的新情势下，在9月见世的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还在那里讲改革，至少在语言上就显见得跟不上形势了。
也可以说，这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是积而未发。在此前孙中山与秦力山、章炳麟先后讨论教育、土地问题，“革命”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共识，即推翻清政府。参《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页213—215；《与秦力山的谈话》，见《孙中山集外集补编》，页17—18。当“革命”更具普遍意义时，也意味着不同知识分子力量的聚集。所谓“革命”与“排满”，在理论上涉及“革命”的终极伦理正义以及到底应实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的大论战。此时“革命”作为行动口号似已不成问题，摆到桌面上的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具体抉择以及不同政治力量的交锋。章炳麟拘泥于他的以古典经义为窗口的世界图像，从传统诠释立场理解“革命”。这其实也代表了当时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心理障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提法属于另一种复杂情况。“革命”不等于“排满”，他是站在Revolution的“普世”语境里，强调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层面的变革。正由于他这数年间的不懈宣传，“革命”几成“历史进化”、“社会变革”的同义词而深入人心，邹容《革命军》的出现，只是顺水推舟，将“革命”“大言之”，即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变革的大框框里主张“排满”，实即借助于梁启超的“东风”，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的世界性与地方性的结合，遂造成中国半个多世纪里为“革命”笼罩之局。孙中山在1903年起一经启用“革命”，即一发不可收，也是凭他的政治敏感对《革命军》的客观效应作出了及时而果断的回应之故。
从反清激进的立场看，如何界定种族、国家、家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打通话语内在逻辑、中西价值、古今传统之间的隔阂，乃是促成“革命”话语现代转换的关键所在。这些也是孙中山在真正使用“革命”口号之前所关注的问题。在19、20世纪之交的短暂时间里，从保、革两党舆论至公私叙述，如何触及、处理这些问题，或值得深入探究。这里提出一个较早的、也是与孙中山有关的“革命”文本。1899年《清议报》上刊载的无涯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一文，重构了中国四千余年的“革命”传统，盛颂汤、武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家”，而孔子“有致太平启文明之心”，为革命具备了精神基础。最能体现孔子精神的是尧、舜，然而数千年来此革命精神一向堕落，所谓：
尧、舜已开民主之后，而三千年曾无接迹者。而君权独獚獚庞庞，绵绵延延，流毒中土，下民呼天，又何其风流顿绝也。然孔子之欲我中夏，首开民主致太平，以风靡全球为一统。……或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者，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第31册（1988年10月），页1993—1998。
这些说法与后来孙中山所谓“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如出一辙。孙文：《中国革命史》。且“革命”和“民主”、“共和”等观念密切相关，似与孙的民主主张更有联系。此文作者无涯生即欧榘甲，属康、梁改良派中较激进者。当时梁启超与孙中山过往甚密，欧榘甲在思想上颇受孙氏影响。是年3月间，欧榘甲代表改良派与孙中山等曾会谈合作事宜，这篇文章或为会谈的副产品？参《孙中山年谱长编》，页179。
此文鼓吹暴力，热血极度沸腾，所谓“文明者，购之以血也”。“将独夫民贼之血，洒地球而皆红，则民安矣！”“欲革亿人之命者，必流万人之血。”此文刊出后，产生强烈的鼓动效应。因为杂志编辑的及时干涉，文章未刊完。但在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展开、成立过程中，该文的重要处在于：为造成“革命”话语的现代转换，作者采用以毒攻毒的策略，即强调传统“革命”的正义性，将暴力之必要推向极端。同时试图通过话语价值的内在转换，为反清革命获得民族传统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然而如何将“汤武革命”传统与现代价值接轨？事实上困难重重，矛盾叠见。作者既主张“民主”、“共和”，又强调“一统”；既推崇和平，又宣扬暴力。因此在追溯革命传统的英雄代表时，举棋不定。一会儿说是尧舜，一会儿是黄帝，其崇拜汤武最着力，还是出自实用角度。更为含糊的是，所谓“汤武革命”的基本含意是改朝换代，中国二十四朝的历史事实说明“革命”的结果无非是改变国号，国家仍是一家一族的私产。这一点也是改良派认为“革命”一语臭名昭著而加以摈弃的原因之一。但欧榘甲说：“然二十四朝之悠久，犹称‘中夏’、‘华夏’之号，殆为后此新中国之定名乎。”这里在概念上将家族转换成民族，其现代性转换微妙而巧妙。把“中夏”、“华夏”抽象出来成为“民族”的指符，似乎意味着以共和、民主的“新中国”代替旧皇朝，亦意味着一家一姓“革命”的旧传统的结束。
事实上“革命”话语的现代转换并没有那么天真、简单，但孙中山的革命实践表明，“汤武革命”不仅具象征意义。在他对这一象征指符的坚持中，所蕴涵的不光是他的历史欲望，也是他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认识——必须坚持政治权威的法定性与国家统一的梦想，不惜为之付出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