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加缪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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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论悲剧美学的现代转型(3)

或许,这就是美学与人生之间血浓于水般的关联罢。其实,早在1870年,青年尼采就以充满热情的语调宣告了这一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页105。如果说悲剧意识仅仅是个体的人走向彻悟的前奏,那么,通过艺术的手段,我们能够确证这一透彻的生命感。同时,人的生命姿态本身也必须化为审美姿态,也就是说,必须作为审美的人,才有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学不仅是一个学科,一门探讨艺术形态的学问,她更应该是人生之学、智慧之学。

因此,审美现象中所发现的任何断裂其实都预示着新生命的开始,世界的丰富性在新的体悟中得到体现。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在这个意义上达成了和解。换个角度说,这也预示着生命与死亡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没有对死亡的体验,生命又能有多少分量呢?在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凡·伊利奇之死》中,正是死亡的迫近促使伊利奇回顾自己的一生,重估生命的意义,从而领悟了存在的悲欢。同样,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当浮士德发出“真美啊,请你停留!”的呼喊时,显然是其体验达到最高峰的时刻,然而,也正是在最美的瞬间,这位历尽五重生命境界的中世纪博士訇然倒地。生与死、喜与悲在这个时刻融为一体。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美的秘密,就是生命的秘密;美的秘密,就是艺术的秘密。

马尔库塞曾经中肯地说:“在一个没有幸福的世界里,幸福实质上只能是一种慰藉,即在不幸锁链之中间环节出现的美妙时辰的慰藉。幸福的愉悦被压缩成一个瞬间即逝的时间片刻。而这个片刻本身,就孕育着幸福即将消失的痛苦。就孤独个体实际所处的孤立状态看,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此片刻消逝后保存住他的幸福。没有一个人不屈从于这种孤立状态。与幸存者休戚与共、并驾齐驱的人生短促感,此时必会被永恒化,以便成为完全忍耐的东西。由于这美的时刻的每一刻都包含着死亡,它也必须被永恒化,以便使任何幸福的东西成为可能。”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页152—153。诚哉斯言!从上述引论可以概括指出,正是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美,才使我们超越了无可挽回的悲剧意识,赢得了寒颤生命中存在的勇气。

加缪的书写与论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入我们心灵深处的。实际上,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加缪所揭橥的现代悲剧美学与其说有个严密的体系,不如说是以散论形式出现的、弥漫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悲剧氛围。这种氛围的深度与广度如此浓烈,以至于我们几乎可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这次转型自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开始受到各种思想的持续冲击。直到19世纪,基督教终于遭到了毁灭性批判,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取代了封建神学观,理性主义成为现代人信奉的圭臬。启蒙运动着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号召征服无限的自然,最大程度地推进了人的工具理性。毋庸讳言,这种无所不能的工具理性的确带来了欧洲的繁荣:经济上表现为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彻底胜利,哲学上表现为登峰造极的黑格尔式同一性理论的独领风骚。然而,它也同时将两大灾难性后果遗赠给迷茫的现代人:被破坏的大自然与遭践踏的人的心灵。20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标志着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启蒙意识形态的瓦解。现代人逐渐失去了对自我的信心,对伴随自由而来的责任与重负也有着无可解脱的恐惧感。

对此,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不无忧心地说:“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李伯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2。显然,这是一个连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都无法想象的世界,一个充斥着生命的悲剧意识的时代。

不能不承认,这是“近代哲学在它本身中看到的奇怪状况”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页29。。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但人类的困惑感不但丝毫未减,反而更加强烈。缠绕着现代艺术的主题是人的异化,是人类存在的矛盾性、虚弱性和偶然性。对失去了在永恒中的立足点的现代人来说,时间现实性是处于中心地位和压倒一切的。这里所谓的“现代人”,指的是在自我的生命感受中,体验到与往日静谧的、和谐一致的生活截然不同感受的人。卡夫卡日记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现代人”纪念碑上的铭文:“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去,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3。显然,这是卡夫卡的夫子自道,凄惶中流露出几分自我安慰。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生活,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必须面对的碎片,传统的完整与和谐似乎在不经意间破裂了。惶惑与无奈,成了现代人共有的真实体验;但同时,对生存完整性的追求又是他们的宿命。

应该承认,在现代艺术家塑造的一个个陌生、孤寂而荒凉的世界里,我们如此真实地触摸到一个个悲情的自我。这也意味着,如果说现代艺术的主题是“异化”,是人的矛盾性、虚弱性与偶然性,那么,或许只有用“悲剧性”这个词汇才能概括它所由出的这个时代。在另外的场合,马克斯·舍勒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悲剧性’首先是我们在各种事件、命运和性格等等本身观察到的一种特征,这些事件、命运和性格的意义就是其存在。悲剧性特征是从上述这些存在本身散逸出来的一股浓重而清凉的气息,是辉映着它们的一些暗淡的微光。在这些微光中某种性质逐渐呈现出其轮廓,这种性质是属于世界的,而不是属于我们的自我、自我的感情及自我对怜悯和恐惧的体验的。”舍勒:《论悲剧性现象》,魏育青译,见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下卷,页59。可见,这是一种足以穿透所谓“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等传统分类的精神本质,是一曲奏给已遭无情颠覆的既往世界的挽歌。

然而,它的存在也正因此有了无穷的现代意义。换句话说,这一奠基于比较视野的美学形态因其在场感而引人瞩目。正如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指出的那样,从悲剧核心来看,古代悲剧以“动作”(action)为中心,现代悲剧则以“情境和性格”(situation and characters)为主导;从悲剧效果来看,古代悲剧中“忧伤”(sorrow)更深刻些,而现代悲剧里“痛苦”(pain)则要浓重些;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古典悲剧世界仅仅属于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现代悲剧透漏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深沉的恐惧和悲哀——生活本身就是悲剧,而人则成为这悲剧的最终根源。Kierkegaard, Either/ Or, pp.140150.可以说,这正是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元戏剧”,即我们每天遭遇的生活本身。所谓“元戏剧”,指一种描画自我意识的戏剧,其情节多为主人公的自我表现,其主导性隐喻则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舞台。简言之,它往往超出惯有的对悲剧与喜剧的定义,着力于刻画人的觉醒与人的痛苦。苏珊·桑塔格强调指出:“所有的元戏剧都假定生活是一场梦。然而,既有平静的梦,又有不安的梦,还有噩梦。现代的梦——现代元戏剧所反映的东西——是一场噩梦,是重复的生活、被拖延的行动和被耗竭的情感的噩梦。”苏珊·桑塔格:《悲剧的消亡》,《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页157。可以说,这就是现代悲剧为我们描述的生活场景,是加缪悲剧美学的基础土壤。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在具体的戏剧创作中,还是在艰苦的理论思考中,加缪都为现代悲剧的“在场”竭尽了心力。

值得欣慰的是,时至今日,加缪的戏剧理想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比如,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在论述荒诞派的意义时谈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许多人试图接受查拉图斯特拉话语的含义,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带着尊严面对这样一个宇宙,而“荒诞派戏剧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表达。它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即对于感到世界已经失去了中心解释和意义的人们来说,他们不可能接受仍然以失去了合法性的那些标准和概念为基础的艺术形式”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页277。,它必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但是,“在表达面对最终确定性消失所产生的悲剧感方面,自相矛盾的是,荒诞派戏剧也是我们时代最接近于真正宗教探索的事物的一种征兆:无论怎样羞怯和犹豫,这是一种要歌唱、要大笑、要哭泣的努力”同上。。因此,包括加缪的剧作在内的“荒诞派戏剧是我们时代艺术家持续努力的组成部分,他们企图打破沾沾自喜和不由自主这堵僵死的墙壁,在面对人的状况的真实时重建人对于自身处境的认识”同上,页278。。

诚哉斯言!可以肯定的是,加缪关于现代悲剧的思考为现代人探究“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照。这也意味着,如果说“荒诞”是对时代的定位、“反抗”是荒诞背后的抉择的话,那么,加缪关于复兴悲剧的呼唤就不仅是要恢复一种艺术形式,更是期待一种刚健的时代精神,吁求作为一种审美形态的崇高的再现。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审视现代艺术时,当我们将现代悲剧判定为“元戏剧”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对阿尔贝·加缪心存一份恒久的敬意。可以肯定地说,虽然现代悲剧的路还正长,但这位短命的戏剧家,这位不懈思考悲剧未来的戏剧理论家,已经借助“荒诞的人”的范例拓展了悲剧的阈限,也最大程度地接近了现代悲剧的理想。加缪,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为源,为贫乏时代里的生命提供了一份美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