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少年时代的困厄孤独，目睹了20世纪的腥风血雨，加缪，这位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并没有以颓然伤神的脸孔面世，而是依然在心灵深处葆有一份古典的浪漫情怀。作为精神家园的“南方”就是他珍藏已久的一方净土。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中道、平衡与节制是希腊人的精神内核，通过审美达成自由是希腊人的人生目标，热爱生活与彻悟存在是希腊人的生命状态。而所有这一切，在毕生追求两极平衡的加缪看来，恰恰是能够疗治现代人精神病痛的一剂良药，足以为弥合“荒诞的人”与无意义世界之间的沟壑提供一种可能性。加缪的希腊想象令人神往，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现代的“审美的人”。
一
在《反抗者》末尾，加缪断言：“一切伟大的改革家都竭力在历史中建造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始终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无疑美不会进行革命，但将来有一天革命需要美。”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334。显然，这一断言不乏天真却饱含诚挚。这是一个对“革命”感到疲惫的战士的喟叹，更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歌声。的确，对美的追怀与信仰，在加缪这位现代堂·吉诃德的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从其作品的风格来看，无论是《反与正》的忧郁与悲怆，还是《婚礼集》的明亮与温馨，无论是《局外人》的平淡与拘谨，还是《西西弗神话》的镇静与自信，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古典式的浪漫情怀。
如果引申一下，在我看来，加缪有些类似于音乐界的勃拉姆斯（J. Brahms，1833—1897）。众所周知，身处浪漫派和标题音乐盛行的时代，和著名音乐理论家汉斯力克交好的勃拉姆斯却敢于反潮流而行，贯彻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即主张“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汉斯利克：《论音乐的美》，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页50。，将主要精力放在对纯音乐性作品的书写上，也就是贯彻一种现代派中的古典风格。在这个意义上，与勃拉姆斯相对应，加缪的美学诉求也常常表现为对古典的向往与追怀。具体地说，目睹了20世纪人类苦难的加缪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暴力、丑陋的厌恶，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呼吁人类对美的渴念之心，呼唤人们做一个古典的现代人。像逐日的夸父一样，加缪从没有考虑过自己努力的效果，依然要执拗地引雅典海水来冲洗现代性的罪恶。对加缪而言，“我要回家”就是内心深处一股最强烈的冲动，而其返乡之旅的目的地就是终生向往的古希腊。加缪常常由衷地表达自己对希腊的膜拜与敬仰，“在这个依然满是不幸的欧洲，当生活的重负变得过于沉重时，我便转向一些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里许多力量尚未受到破坏”加缪：《夏》，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集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09。，这是在散文集《夏》（1939）中的感怀；在《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典范以及永不枯竭的源泉，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希腊的艺术之神”。加缪：《关于悲剧的未来》，李玉民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戏剧卷，页625。针对一时间占据法国知识界主流的“历史进步论”，他借地中海思想予以反驳并强调了人性的永恒，“历史的专制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炽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348。。在他看来，地中海保存的秘密就是美的秘密，它源于希腊人对生命深刻的彻悟与对生活无与伦比的热爱。众所周知，促使希腊人产生对美的洞察的，不只是阳光与大海，还有死亡与绝望。威廉·巴雷特曾发人深省地说：“必须注意到，希腊思想并非都是阳光。希腊人也有许多悲观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活的否定的知识。当柏拉图说，肉体是一座坟墓，而从事哲学活动就是学着去死时，他并不是危言耸听。”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页72。的确，类似的见解不仅在尼采的哲思中有所体现，从加缪的悲剧情怀中也能找到影子。在散文集《夏》中，年轻的加缪以一种诗意般的语言如是说：
有那么一些晚上，你站在山脚下，凝望着海面上，夜幕已然笼罩在一个小海湾极其美丽的弯曲的海岸线上，海水静悄悄的，这时一种切实的焦虑便渐渐升起。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希腊人感到消沉的话，那总是以美为媒介，以那种美所具有的使人抑郁的气氛为媒介。在这美丽的烦恼中，悲剧占据了制高点。而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引起消沉、绝望的，是丑，是混乱。因此，如果痛苦在欧洲维持不变的话，那么欧洲就永远难看。我们把美放逐了，希腊人则为美而拿起武器。加缪：《夏》，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集Ⅱ，页219。
同样是精神中的哀愁与绝望，品质却截然相反。希腊人凭借作为中介的美，走向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失落了优美与崇高的现代欧洲人则挣扎在“丑”与“混乱”的泥泞里。因此，可以看出，当加缪用“流放海伦”来概括现代欧洲的病症时，他是别有深意的。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在批判现代欧洲虚无主义时，加缪继承了尼采的思想基调，即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的热爱。然而，这两个人对希腊文化的解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在尼采看来，对立又融合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是古希腊精神的象征的话，那么，加缪心目中古希腊精神的内核则是中道、平衡与节制。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地中海”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指代一种均衡的思想范畴。比如，在《反抗者》中，加缪揭露基督教的强权政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理性，反对现代社会的盲目乐观，其用意都在警告人们，“流放海伦”的结果就是忽略了崇尚均衡适度的希腊理性精神。因此，他借神话意象指出，当人们思考“荒诞”与“反抗”在当代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时，应该从“报复女神”那里得到启示。在这里，加缪取用的是希腊神话里一个美丽的传说。所谓“报复女神”指希腊神话中的涅墨西斯，她象征着“适度”，是那些行为过度之人最致命的克星。宙斯化作天鹅与涅墨西斯生下一个蛋，他将此蛋托付给勒达，不久就诞生了希腊公主海伦，而正是这位海伦公主引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着力描写的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然而，据传说，虽然特洛伊战争绵延甚久，死伤无数，但希腊人对此却无愧无悔。因为，即使是当时观战的老人也慑服于海伦的美而承认值得为之一战。从这个令人叹服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说，特洛伊战争是人类为美而战的典范，而正是塑造“完整的人”的希腊艺术使希腊人万古流芳。
永恒的希腊艺术，这一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童年”的杰作，在人类艺术史上，的确不愧“永恒”的称号，拥有无与伦比的魅力。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基托（H.D.F.Kitto，1897—1982）在指出对“人”的兴趣是希腊思想的主要特征之后，解释了希腊艺术形成的原因。他说：“希腊艺术的伟大——让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就在于它完全调和了两种经常是相反的原则：一方面是节制、明晰及心灵深处的严肃；另一方面则是才华横溢、想象和热情。所有古典希腊的艺术都在很高程度上具有理智特质，而这一特质通常表现为逻辑性和结构严谨性。在我们看来，艺术中的理智主义体现了一种枯燥。但希腊艺术，无论是帕台农神殿、埃斯库勒斯的一出戏剧、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一件陶器以及陶器上的绘画，还是修昔底德的一段复杂分析，与理智主义相随的却是一种活力与热情，这种活力与热情是压倒一切的，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是如此有节制。”基托：《希腊人》，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5。从这一概括可以看出，希腊艺术的辉煌与希腊人理智上的“节制”其实同根同源，“活力与热情”和“节制与严肃”在希腊人精神中构成一种无可回避的张力，相互支撑。因此，可以说，艺术的繁荣取决于思想的品质，思想的品质取决于人性的完整。一句话，没有伟大的希腊人绝不会有伟大的希腊艺术。沿着这一分析思路，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观念：大体而言，正是“理性”与“神话”铸造了完美的希腊人，也由此掌握了希腊的命运。
首先，希腊的理性与城邦制度有直接关系。正如法国学者韦尔南指出的，在希腊思想史上，公元前8—前7世纪，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这些并不算大的城邦促使话语成为政治生活的工具，而文字则在真正的知识层面提供了一种公共文化的手段。由此，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分割开来，标准意义上的“公民”出现，所谓“政治”（politic）成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城邦世界（polis）的现实而普遍化。此外，在城邦范围内，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一种相互可逆的形式，取代了服从与统治的等级关系。一种节制、谨慎、朴素的生活理想，一种近乎苦行主义的生活作风，成为城邦的日常现实。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6年，页37—54。在此基础上，著名的希腊理性开始形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发明的“理性”并非唯一的、普遍的范畴，而是“一种理性”，“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可以用来制约人而不是用来改造自然的理性，一种政治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的理性。我们甚至没有权力用单数的形式说‘一种’希腊理性”。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页9。发人深省的是，加缪所倡导的对希腊理性的回归并非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认同，而恰恰是对它的一种反驳，是要借回归原点实现一种健康、公平、对话式的理性品格。
其次，按照韦尔南的说法，作为古代希腊人精神载体的“神话”（muthos），其含义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不同，它指的是“讲话”、“叙述”。由于逻各斯（logos）最早的含义也是“讲话”、“话语”，后来才指称智性和理性，所以，这个意义上的“神话”最初并不与“逻格斯”对立，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哲学阐述和历史调查中才带上了贬义色彩，泛指一种没有严谨的论证或可信的证据支持的、虚妄的论断，与逻格斯对立起来。“因此，在希腊背景中，神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而是在随意的交往、见面或闲谈中被一种无形的、匿名的、无法捕捉的力量传递并散播开来的全部内容，这种力量被柏拉图称为‘传言’”。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页10—11。不容忽视的是，正是这种“传言”孕育了希腊人丰富的想象力。
可以肯定地说，理性与神话实际上构成了希腊人精神的两重维度。值得庆幸的是，这两重维度之间虽有明显的紧张，却没有构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阴森之势，而是琴瑟和谐，荣辱与共。正由于此，与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其他古典文明，如印度、中国、以色列等区域文化不同，希腊文明闪耀出惊人的光彩：它们不光凭借信仰，
帕台农神殿
还用到了理智之力，来实现对超世俗秩序的探问。这样，一种标准的逻辑思维和科学观念不仅促生了近代科学，而且，还使“希腊之美”体现出智性的光辉，让人在审美静观或游戏冲动中更加热爱此世的生命。在此意义上，基托对希腊人的如下评论可谓切中肯綮：“美，就像荣耀，必须去追求，虽然其代价是眼泪和毁灭。难道这不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整部传奇的中心思想吗？因为其主角阿喀琉斯，完美的希腊骑士，是诸神给了他这一选择。他们让他选择是碌碌一生，安享长寿，还是早早死去，带着荣耀。不管是谁最早编写了这一神话，它所表达的，却不仅是希腊思想，同时也是希腊历史的本质。”基托：《希腊人》，页74。
“美，就像荣耀，必须去追求，虽然其代价是眼泪和毁灭”，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希腊历史之本质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一句简洁的概括，也道出了加缪的心声：时刻为无意义世界而忧心的加缪正是力图在美的荣耀中觅得一刻清静，让地中海上灿烂的阳光温暖由荒诞感带来的内心的凄凉。
二
显然，这里已经触及了加缪灵魂中最绝望的挣扎——“荒诞”与“审美”之间的思想紧张。换言之，在加缪看来，希腊艺术精神也许能够疗治现代人的精神病痛，为弥合“荒诞的人”与无意义世界之间的沟壑提供一种可能性。这个结论是否可行我们暂且不论；能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它都不算是一个新的方案。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审美价值与人类存在之关系这个久远的核心问题。
在遥远的古希腊，美的概念，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原理中的天体秩序，还是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式”，都是作为与现实性相对立的“真实”而呈现的。此时的美学，在本质上属于远离尘俗的神学；具有独立形态的艺术也并不存在，人只是曾经在瞬间一瞥中窥见过美的本体，只能靠偶尔的回忆体验美的奇妙与瑰丽。同时，柏拉图在《斐德诺》、《会饮》、《理想国》等对话中的精彩描述也为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提供了思想范本。因此，在漫长的中世纪，美，作为上帝的名字，充分体现为十字架上的荣耀。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审美在古典时代是无足轻重的。恰恰相反，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主张，其实已经暗示了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的诗的价值。而且，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看待”亚里士多德：《诗学》，页29。，更是强调了诗所体现出来的普遍意义。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历史只是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诗则讲述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总如过眼烟云，只属于生活中的偶然；而那些可能发生的，诉说的却常常是人生中永恒的哲理。虽然说这个命题对“历史”的把握有些偏差，因为历史中的枝枝蔓蔓并非全属偶然，它们常常能见微知著地说明生命的真相；但是，对于诗的本质，这个两千多年前总结出来的命题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洞见。正如尼采所说，“除非借助于艺术，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控制科学。这是一个有关知识和博学者的价值判断问题。任务是何等艰巨，而艺术又是多么伟大！它必须重新创造一切，独自让生活获得新生”，“艺术的真实现在是唯一的真实”。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页2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