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梁炜等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评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并且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以及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他们探讨了新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而从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提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发展思路应进行必要的调整。411唐翔通过对南北加工贸易经济本质的探讨，提出一个全面均衡模型，解释了南北加工贸易额对发达国家的工资和就业率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导致发达国家的政治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因此，中国现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转变势在必行。张勇等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不同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增长来自高投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推动，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服务业出口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当前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抉择，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模式虽然获得了发展的奇迹，但是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印度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发展推动增长的模式相比增长潜力相对不足，但是基于索洛余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反映这点，通过对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的改进并对中印两国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说明了这点，中国要想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王小鲁等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进行考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
对于如何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谢康等认为，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以提高技术效率为目标，以工业化与信息化平衡发展、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平衡协调、工业装备技术资源与信息资源平衡发展为主要路径特征，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413程恩富等认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建立起“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这需要做到“五个适当控制和提升”：一是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协调利用的效益；三是适当控制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四是适当控制“外源”依存度，提升能源配置的效率；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外汇使用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