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的故事就讲完了。感叹之余，我们就应该深入地思考一下它的思想渊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主辱则臣死”的思想观念就是特定社会的特定产物。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所总结到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因此，我们只能向那个特殊的时代寻求答案。
一方面而言，在封建时代，人主与人臣之间是有着较强烈的依附关系的，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而且也体现在精神上；作为时代的意识形态，当然会提倡人臣为人主效忠的行为，不然这个社会就难以取得稳定，就像《宋史》中作《忠义传》来表彰这种行为：“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以类附从，定为等差，作《忠义传》”。还有，主臣之间本就是一个利害关系体，维护人主的利益往往在本质上就是维护人臣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而言，封建时代的君主是“家天下”的，也就是说以家为天下、以自己的家族来统驭整个天下，而如此则君主的家族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天下，他们的权益也最终被得以神化而得到思想上的巩固（他们总是以“天命”号召世人）。因此说，维护君主的权益就是在相当的意义上维护着全天下的、整体的利益，自然作为人臣或子民的要为之不惜一死。即使是放在今天，我们的哪个国人被外国人欺侮了，我们自己的面子上也会感到过不去，尤其如果这个被欺侮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那么我们心底的反应也就随之加剧。这就好像关乎一个人的尊严问题。当然，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总没有无缘无故的东西。
为此我们就可以说，其实“主辱则臣死”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一种迂蛮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体现，它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往往又是严峻的，因之，它的血腥味就浓郁。
最后，再值得一说的是，司马迁的治史态度是有则存有、疑则存疑，也就是说在有材料可以作为信史的情况下就追求信史，而在缺乏材料不能满足信史的要求的情况下，则为了使重要人物的声名不至于湮没无闻（比如这里的蔺相如），就会将关于他们的传闻收入，如此不至于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减低。
因此说，《史记》中的有些人物，尤其是那些战国时代的所谓智策之士的事迹，往往都会存在夸张不实的成分，因为那时的绝大部分史料到汉代时都已经被毁灭了；然而又不能将那段历史作为空白来处理，毕竟即使那些夸张不实的东西（传闻）也在产生着真实的历史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