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讲的这第二个相同主题的故事发生在西汉初年。
先前，有一个叫张耳的人在秦末大动乱中反秦有功而且最终加入了刘邦阵营，所以刘邦将他分封为赵王。张耳死后，他的儿子张敖继任赵王，刘邦为了巩固与诸侯王的关系，就把自己的长女鲁元公主许配给了张敖。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从平城回国都时经过赵地，赵王张敖朝夕都在一旁侍候刘邦饮食，他脱去外衣，戴上皮套袖，总之殷勤又谦卑；而刘邦呢，一副不讲理的流氓痞相，还叉着双腿骂骂咧咧表示不满，非常傲慢。赵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们是从前张耳的门客，都是意气之士，他们很看不惯刘邦的无礼，于是发怒说：“我们赵王是一个懦弱的王啊！”又进一步向赵王张敖劝说道：“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而张敖不听则已，一听吓坏了，怎么能杀死自己的皇帝老丈人呢？他赶紧用牙咬破了自己的手指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他对贯高、赵午等人说：“你们这是说的是什么话啊！从前我父王失国，如果没有高祖（刘邦）的帮助，我们哪还有今天的富贵呢。请你们以后千万不要这样说了。”然而贯高、赵午等十余人面面相觑地商议着说道：“这是我们的失言啊！大王是一位长者，不肯轻易违背道德。可是我们作为臣子的不能承受这种侮辱，今天是我们做属下的自己怨恨刘邦才想要杀了他，哪能玷污大王的清白呢？假如事成之后，就算替大王出了一口气，失败了我们自己甘愿独自承担责任。”
第二年，刘邦在东垣攻打叛汉的韩王信的余党，经过赵国的柏人县。贯高派人藏在厕所的夹墙中准备伺机行刺刘邦。刘邦正想留宿城中，忽然心动不安，于是问从人：“这个县叫什么名字啊？”从人回答：“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受迫于人的意思啊。”于是没有住在柏人而离开了，就这样，刘邦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又过了一年，贯高的仇家得知他要行刺刘邦的计划，向刘邦告发了贯高。刘邦先不问青红皂白，把贯高连同赵王张敖等一同拘捕。其中被捕的十几个人都争着要自杀，可是贯高对他们大骂道：“你们死了，谁为大王证明清白啊！”后来，刘邦派人用密封的囚车要将张敖独自押送到长安治罪，并下诏说赵国的群臣宾客有谁敢一同跟来就要被灭族。而贯高与客孟舒等十几人却甘愿冒着灭族之罪，主动剃去自己的头发，用铁链把自己从脖子上锁起来，就以这样窘迫的方式跟着来到了长安。
贯高到了长安后，司法部门对他进行严格审理，他说：“这都是我自己私下布置的，我们大王实在不知情啊！”问案的官吏怀疑他在为赵王开脱，就对他刑讯逼供，“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用木棍、皮鞭抽打了他好几千下，又拿锥子刺他，直到他全身都被扎遍，这样贯高（觉得无济于事）就暂不作抗辩了。刘邦的皇后吕氏“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她也觉得张敖主使手下杀自己的老丈人是不合情理的，而刘邦却不以为然。这时，廷尉将贯高的事向刘邦上奏，刘邦感叹说：“这是一位壮士啊！有谁了解他的，私下去套套他的口供吧。”刘邦手下有一位中大夫，名为泄公，他说：“我和贯高是同乡，我很早就了解他了，他的确是赵国一位重气节、不轻易改变初衷、承诺了就一定会兑现的人。”
于是刘邦就让泄公持节去专门办理贯高一案，满身创痍的贯高被用担架抬到了泄公身旁，贯高艰难地仰视着眼前人道：“莫非是泄公吗？”泄公慰问他并像平时那样笑语温和，与他畅聊了一番，然后进入了主题，问赵王到底参与策划行刺皇帝的事情了吗。贯高激动着说：“按人情来说有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儿呢？现在我等不惜被以灭三族为代价来赶着为赵王澄清事实，难道是因为赵王亲过我们的亲人吗？实在是因为赵王没有参与策划谋反，我等不能无辜地连累他啊。”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泄公进宫向刘邦复命，“具以报，上乃赦赵王”，刘邦相信了贯高的说辞，就赦免了赵王。
刘邦身上多少也有些“侠气”，颇与有人赋予他的“流氓”身份相符。他也非常赞赏贯高的为人，就下令把贯高也一起赦免了，而贯高却说：“我之所以一身被摧残无余而忍着不死，那都是想还我们赵王一个清白啊！现在我们赵王已经被免于追究责任，而我也已经尽到了责任，我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况且作为一个人臣我有谋逆之名，我还有什么面目为皇上做事（服务）呢？就算是皇上不杀我，我心里也感到非常惭愧啊！”结果贯高割断了自己脖子上的动脉，就这样死了。
只是，贯高这一死却使得他名动天下，“当此之时，名闻天下”。的确又是一位难得的忠义之臣啊。他一死不足惜，却只为了还主上的一个清白，而且他是为了主上的尊严才不惜冒险行刺的，而又是为了主上的安危才忍着不死的——他一切思考和行事的出发点都只有一个主上，看似有些“迂”，其实到底还是一个“义”字。贯高一生追随赵王张敖的父亲张耳，张耳死后他作为一介受托孤之重的老臣，又承担起辅弼幼主的职责，而他丝毫不敢怠慢，这怎不令人想起杜甫形容诸葛亮的那句“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