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要讲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弟——伯夷与叔齐。
传说伯夷、叔齐是殷商末年商朝附属的一个名叫“孤竹”的小诸侯国的君长（也就是所谓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很明显，单单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伯夷是兄（老大），而叔齐是弟（老三）。按照古时立长不立幼的原则，伯夷是本应该接替他父亲的君位的。可是，孤竹君却不知为什么偏偏想立叔齐为继君并留下了遗嘱，这样等到孤竹君死后问题就出来了。先是叔齐“让伯夷”，而伯夷觉得这是父命，因此坚决不受；叔齐一再坚持，伯夷“遂逃去”。叔齐无奈，为了不违背先人制订的礼仪法则，也坚决不继承父亲的君位，结果“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无奈，最后就立了老二为国君。两人后来就一块隐居起来，渐渐的等到两个人已经老去的时候，就听说西伯侯姬昌治下的周国乐意收养老人（也有招贤纳士的意思），于是两个人就赶着去西周了。
可是，刚走到西周就见到周国正在兴兵准备讨伐殷商。原来西伯侯姬昌刚刚死去，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他的地位，并且姬发还称了王，号为“周武王”，尊称他父亲的封号为“周文王”。正是这个周武王还在他父亲的丧期间就准备大动干戈，要推翻昏庸的商纣王的统治。当周武王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大军正行走在出发的路上时，伯夷、叔齐却拦住周武王“叩马而谏”，说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就是说，你父亲刚死了你不想着安葬还妄动干戈，这是不孝啊；而且你以臣属的身份去杀自己的君王，这是不仁的表现啊！周武王正在兴头上，而且兵贵神速，不想耽误时间，哪里肯听两个“糊涂”老头的迂腐劝谏（当然周武王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是他也有自己的考虑）。眼看就要命手下人将他两个拉下去杀头，幸好军师姜太公出来说情才使他们免于一死。
后来周武王伐商纣成功，全天下就都成了周王朝的地方了，《诗经》中讲得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伯夷、叔齐感到再吃从“不孝不仁”的周王朝的土地上种出的粮食很羞耻，于是“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就这样，没几天两个人就终于因饥饿而死。临死前，还发出了这样的绝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老夫子是非常肯定和赞叹伯夷、叔齐两人非凡的志节的，他曾经对两个人的处事评价道：“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他们不记旧仇，因此怨恨就少了；不过从两人死前发出的悲叹而言，“哎呀，我就要死了，倒霉的命运该当如此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不忍和留恋，甚至还有着几丝恨意的，因此司马迁就怀疑孔子的这种肯定是否有道理：“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孔子又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愿意为自己理想的节操而牺牲一切，结果也就成就了这样的事实和美名，我们作为后人又有什么是应该替他们抱怨和感到不平的呢？也就是说，得到这样一个结局，也是他们努力坚持自己做人做事根本原则的必然结果，这是他们作为高洁的“仁者”的选择；虽然他们主观上也不愿意承受这种悲剧，可是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值得他们去追求，而结果他们也追求到了，因此我们后人没资格对此说三道四。
只是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伯夷、叔齐有过“叩马而谏”这样的在“纯洁”的隐者看来是自屈的行为，所以皇甫谧《高士传》的开篇即说：“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指西汉末两个屈身王莽的姓龚的人），皆不录也。”也就是说，伯夷、叔齐竟主动去接近所谓的“权贵”，所以就名节有亏了，因此就算不上真正的“高洁”的隐者。可是让我们反过来仔细思考一下，究竟一个人为什么要做所谓的“高洁”的隐者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一己的好恶和感觉？《采薇图》中的伯夷，宋·李唐绘。难道就再没有更值得一个人去用全部生命去追求的东西？让我们再想，难道伯夷、叔齐真的做错了吗？他们“迂腐”、“固执”的行为，难道真的不应该赢得我们的尊重吗？
鲁迅先生当年就曾作《故事新编》来痛贬像伯夷、叔齐之类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可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尤其伯夷、叔齐身上一定有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地方。“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无论何时都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